遵义会议的内容及其意义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与会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高级将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基本否认他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作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

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各种客观原因，认为红军具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且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如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作了深刻的论述。

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纷纷发言，“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博古后来都认识了他们的错误，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并辩解说他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

会议最后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1）是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是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3）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确立，就保证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贯彻，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在危机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对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历史已经证实了的，这是遵义会议彪炳史册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