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初探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曾有过深刻的影响。

一、洛阳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起点城市和早期交流中心

      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人民为了逃避战争和奴役，不断向统治势力薄弱的边地和邻国逃去。有的通过朝鲜半岛顺着海流、乘着季风到了日本列岛，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到日本，传说中的徐福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到日本落户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例。日本列岛上的人受到大陆先进文化的刺Ji后，主动到中国边地互市，在朝鲜、日本都发现有燕国货币。但这只是民间的交往，中日两国正式国家级交往却是在后汉时期开始的。后汉书·倭传》载：“光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史学家考证：当时日本使者是先到了朝鲜半岛上的乐浪郡，再取道陆路来洛阳的。因乐浪郡的中心县——朝鲜县的险城（现在平壤附近），就是汉朝最东边的互市场所。这里经常聚集着濊、貊、韩、倭等远近各民族。

      1784年2月23日，日本九州地区福岗县玄海滩边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挖水沟时，锄到一块大石头，扳开后，发现里面埋藏着一块不大的金属块，经学者鉴定，确认就是汉光武帝在洛阳赐给的镌有“汉倭奴国王”的那块金印。现在日本政府把这方金印作为国宝保存在福岗市立美术馆中。1922年经两国学者发起，在金印出土的地方，立起一块刻有“汉倭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1973年，福岗市观光局又把其周围加以绿化点缀，命名为“金印公园”。

      后汉灭亡，三国鼎立，日本列岛上的最大一个国家——倭奴王国，亦即邪马台国，主动和魏交往。《魏志·倭人传》用二千多字记载了当时两国交往的情况。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倭奴王卑弥呼遣使者难升米、都市牛利，由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地方官带领，来到魏都洛阳，献有男女生口（奴隶）和班布，魏明帝非常高兴，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 并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赐以银印。赐给绛地交龙锦五匹、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作为对卑弥呼贡品的答礼。此外，又特赠卑弥呼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所有赐赠之物，于正始元年（240年），敕带方郡官员送到倭奴王国，这是魏使第一次到达日本列岛。所走路线，《魏志·倭人传》中记载详尽：自带方郡沿韩国海岸南行，渡过一千余里的大海，达对马国，又航经二千里大海，到达末卢国，在这里登陆，向东南行、途经伊都国、不弥国、投马国、才到女王国，亦即邪马台国。后人在这里考古发现了不少魏时的铜镜。

      自倭魏第一次通使之后。双方来使不断，魏景初以后十年间，倭奴王国使者到魏或带方郡四次。魏使到奴国两次。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王室南逃时，带走了大批图书典籍。中原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也随之南下的很多，把以“河洛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也带到了南方。之后日本岛上各国认为南朝是汉文化的正宗，和南朝往来甚密。

      隋炀帝迁都洛阳后，是中日交往达到最高潮的开始。如果说日本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前主要是通过中国移民的话，那么自隋开始，日本人则是直接到大陆来摄取更高层次的文化营养。

      隋炀帝大业三年（日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七月，日本胜德太子派遣大礼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第二年才到达皇都洛阳。《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四年（608年）三月壬戌，百济、倭、赤土、加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日本使者递交的国书上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因讳“日没”二字，看了这个国书很不高兴。曾告诉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但隋炀帝初年实行的是“远抚外蕃”，宣扬华夏文明的政策。第二年还是派遣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随小野妹子出使日本。胜德太子因极向往中国文化，试图吸收。对隋使的到来表示极大的欢迎。是年六月十五日，隋使将要到达难波时，日方派有三十艘装饰华丽的船只迎于海上。八月三日将进京时，日方又遣装饰华丽的马匹七十余骑，远迎至海石榴市地方。进京这天，《隋书·东夷传》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倭王遣小德阿辈台（胜德太子）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这天，胜德太子及朝臣都穿着锦紫绣织的衣服，头戴金髻碧华，迎隋使上朝献国书和方物。裴世清等人完成使命于九月一日启程回国时，日本天皇又遣小野妹子为大使同到中国，并带来高向玄理等四名留学生、四名学问僧来中国学习。这些人有的在中国留二、三十年，到唐朝时才回国，后来在日本大化革新中都起了骨干作用。终隋之世，日本使者到中国四次，中国使者到日本一次。其活动多数都在都城洛阳进行。

      唐代两百余年间，日本方面派往大陆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共达十九次之多。中日友好交往达到了空前高潮。使团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达五、六百人。

      太宗以后，高宗、武则天长住东都洛阳。中宗还都长安后。东西两京并重。国子监也设东监和西监。日本留学生多在国子监学习，留居东监者也为数不少。公元665年、717年、733年，高宗、武则天、玄宗都曾在洛阳接见日本使团。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又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日本使团，不管从辽东半岛陆路来，还是横渡大海，在长江沿岸转走运河，都要先到洛阳，才能再到长安。到长安者，必经洛阳，来洛阳者，未必都涉足长安。

      由上可知，自汉至唐的八百年间，洛阳不但是中日友好交往的起点城市，而且一直处于交往的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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