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初探(2)

二、“河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1、汉字。汉字是表达思想和传播文化的工具。也有人把中国文化圈称作汉字文化圈。中国上古时期有“河图洛书”的传说，是传说中最早的文字文献，龟书可能就是甲骨文。解放后在发掘整理夏朝遗址二里头的文物时，发现有些陶器上，划有一些有规律的符号。很多学者认为它就是最早的文字。到了东汉时期，古文字学家、古文经学家许慎，在洛阳用二十二年时间搜集了两周籀文、战国小篆和其他古文字9353个，著成《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古文字学和古文经学集大成的巨著。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汉字字典。说明河洛地区是汉字发生、发展、成熟的主要中心地区。

      汉字什么时候传入日本。估计远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大陆移民进入，也把汉字带到那里。但缺乏文字记载和实物佐证。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赐给倭奴国王的金印，却是汉字传入日本列岛的最早记载，并已出土证实了的。之后魏又赐给倭奴国女王金印，这方金印虽没有发现。但宋《宣和集古印使》有所拓印样，并收在日本的《好古日录》中。由此可知，汉字正式传入日本也是从洛阳开始的。《日本书记》载：西晋武帝司马炎执政时代，亦即日本应神天皇时代，汉人王仁由百济到日本，作太子菟道稚郎的老师。日本《古事记》上更明白地说：所教的典籍是《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汉字与中国典籍已正式在日本传播开来。日本开始使用汉字大概是在公元二、三世纪前后。当时除在外交文书上使用外，在一些仿制汉镜上也有汉字的铭文，但笔划没有顺序，象是制镜工人描模下来的。直到唐代，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才模仿汉字楷书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入唐学问僧空海又模仿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

      2、佛教。佛教虽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但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教义经典，都是中国化了的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都是以洛阳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洛阳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日本佛教的传入，系在中国南北朝时期。《日本书记》载：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日本继体帝十年，公元522年）肖梁人司马达等到日本，在大和高市坂结庵奉佛。相传是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之始。隋炀帝大业五年，日本胜德太子第二次派遣隋使到洛阳，随来的八个学生中，就有四个学问僧。《隋书·倭国传》载：日本递交的国书中写道“闻海西菩萨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人，来学佛法。”唐代日本人西来学佛的人数大增。这些人多数都活动在长安、洛阳东西两京，他们学成回国时把大批佛学经典带回日本，并邀请中国佛学大师，如道璿、鉴真等到日本去讲经，自此佛教学说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中国所有的各种经典、各种宗派，无不传入日本。在入唐的名僧里，如道昭从洛阳名僧玄奘学法相宗，园仁学天台宗、空海学真言宗等。高宗、武则天时期兴盛起来的律宗和华严宗，也都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时期的佛教深受律宗、华严宗的影响。《佛祖历代通载》说，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号召所有的僧尼日献一文钱，铸造洛阳白司马坂大铜佛。四十年后，日本圣武天皇，仿照洛阳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在日本东大寺铸造了大卢舍那佛像。

      3、儒学、理学。除汉字、佛教之外，对日本精神文明影响极深的还有儒学和理学。

      《日本书记》说：西晋时王仁到日本教太子菟道稚郎子读书，带去《论语》十卷，相传是儒学传入日本之始。隋唐时期日本到中国的留学生主要学习经学。日本人模仿唐代教育制度，也把经书作为士大夫的必读书，日本学校里设有大经、中经和小经。以《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日本名儒吉备真备，两次游唐，时间长达十七年，受到日本当时政界的重视，官至大纳言，领袖群儒，宣扬忠孝仁爱，纲常名教，倡兴孔子祭典。此外管原氏清公、是善、道直祖孙三代都精通经史，称为日本的儒学世家。尤其管原道直，被民间祭祀为天满天神。在日本几乎和中国的孔子齐名。

      理学传入日本约在南宋时期。史载：日本和尚西荣，曾两次游宋，研究禅宗，和朱熹弟子窦从周、钟唐杰交好，从而得知理学真谛，回国后开始在日本传播理学。南宋末年广东东莞县人李用、字竹隐，杜门谢客，隐居三十年，专攻周敦颐、二程理学。宋末和其女婿熊飞一起起兵抗元，失败后，流亡日本，寄居九州博多地区，向日本人传授诗书理学。明时，日本僧人桂庵玄树，在苏州、杭州地方学习程朱理学。回国后，在萨摩开桂树院。阐扬理学。影响深远。

      4、文学艺术及其他：中国早期文学艺术发展，洛阳也不失其中心地位。

      日本文学从内容、体裁、词汇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日本最古的和歌诗集《万叶集》，系模仿我国《诗经》的形式。五、七调诗系仿我国五、七言诗体。长歌系仿我国乐府古诗。唐时，几乎所有名诗人的作品在日本都有翻译。洛阳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流传最多，影响最大。因白诗浅明易解，有些诗句已汇集到日本人民的语言之中，民间还盖庙雕象，把他敬为诗神。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很明显是从《长恨歌》中得到意匠而形成的。《唐物语》是用和文写成的中国故事集。其三十七条故事中有六条出自香山诗中。
    此外，日本的唐三彩制作工艺，城市里坊建设、园林艺术等，都明显受到中国文化、河洛文化的影响，相传倭女王卑弥呼死后作大冢、直经百余尺。想必也是女王通魏后，受魏文化影响才有此制产生。

三、几位在“河洛文化”东传中作出贡献的中日名僧

      道璿东渡日本传经

      道璿原是洛阳大福先寺的和尚。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3年，日圣武朝天平五年）日本入唐和尚荣睿、普照来到洛阳大福先寺学经，与道璿相交甚密，皆劝请道璿东渡日本传经。为弘扬圣道佛法，道璿不怕渡海的危险与艰苦，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6年）随日本遣唐副使中臣名代去到日本，他是继中国和尚道明、道荣之后第三位入日僧人，比鉴真东渡早十八年。道璿到日本后，住在日本大安寺西唐院。开堂讲解他带去的《律藏行事抄》，他是在日本传播佛教律宗的先驱，同时还是华严宗和天台宗的学者。还带去《华严章疏》一部，据说他行事都一一遵循《华严·净行品》。日本华严、天台两宗的兴盛，和道璿在日本的佛事活动有很大关系。唐开元三十三年（746年）日本圣武天皇想借华严宗主佛卢舍那的功德来为国家祈求安宁，在日本东大寺铸造了卢舍那大佛像。日天平胜宝四年（752年）四月，举行开光供养时，还请道璿作了咒愿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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