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职校的戏剧社，和难被“治愈”的职校生

作者｜侯雪琪

来源｜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

在梁自存看来，戏剧只是一个壳，戏剧社的真正目的是介入和干预职校学生心理，让他们更自信，更批判性地思考和自我对照，意识到即使“有过一些不幸的经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错。”

“离婚！”穿格子衬衫的男孩骂骂咧咧，将一旁的“母亲”推倒在地——他在饰演一个醉酒的父亲。一个女孩从左侧冲出来，扑通一下跪倒，歇斯底里地喊：“爸，不要走，不要！”接着她趴在地上，抱着“母亲”大哭，脸涨得通红。

台下鸦雀无声。15岁中职女孩林莹完成了她的第一次试演。

这是发生在2017年，广东佛山一所中等职业学校Y校社团活动室内的一幕。组织排练的是公益组织“Hope学堂”——自2016年创办以来，他们便通过组织职校学生以办社团、演戏剧、组织活动等方式，介入职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喊‘爸爸’那一声我们立即被震住了，她哭得特别真切，演得特别好。”Hope学堂发起人梁自存告诉液态青年，他至今还对林莹的表演印象深刻，“后来才知道，这些表演中也代入了她自己的很多经历和情感。”

这部话剧名为《蜕变》，由多名中职学生自身的真实故事讲述改编而成——父母争吵闹离婚是第一幕；之后的故事里，还有女孩因家长重男轻女而失落、因暗恋“校草”遭同学霸凌、因容貌焦虑陷入整容骗局，最终绝望闹自杀等情节。

演戏时的林莹。

图片：受访者

演《蜕变》是林莹的第一次登台。彼时，她正在Y校珠宝设计专业读一年级。故事情节意外戳中了她——很小的时候，林莹的父母婚姻也破碎了，父亲打母亲的画面至今还模模糊糊留在她的脑海中；她在重男轻女的大家族里长大，从小被表哥欺负；外貌焦虑也伴随成长始终，特别是从农村来城市后，她总觉得自己“又胖又丑又土”。

类似主题的戏经常出现在Hope学堂戏剧课上。梁自存说，戏的内容大多来自职校学生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往往和“学习成绩”、“未来就业”、“人际交往”等主题相关，深究下来，也都绕不开“家庭”、“钱”、“性别”、“流动”等关键词。

演戏

10月初的一天，广州的职业学校G校心理委员会正在开展一次社团活动。

羽毛球场里，五十来个学生围着圈站在一起。高职一年级的叶强身处其中，有些木然地跟着转圈、跑动，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说什么。

活动的一个环节是自我介绍。还是围成圈，同学们分小组席地而坐，玩一些简单的游戏。叶强记得，他们被要求写一些“心愿”或“秘密”在小卡片上，有同学写“我想做工程师”，叶强写的是：我想班里有个女生。他学的是数控专业，班上一个女孩子都没有。

作为班里的心理委员，叶强理所应当地被选来参加活动。这是他第一次当班干部，也是第一次参加社团。在此之前，他已经在G校读过两年中职。那两年，他没参加过任何社团，头半年忙着课余时间当服务员打零工，接着疫情来了，宿舍哥们爱打王者荣耀，他就也宅在宿舍和他们一起打，“累，那两年眼睛特别累”。

社团活动中，三四个“老师”站在一旁——是看上去很年轻的女孩，有同学管她们叫姐姐，叶强也跟着这么叫。几天后，叶强才得知这几个姐姐是来自Hope学堂公益组织的社工。

Hope学堂在G校开展活动。

图片：受访者

Hope学堂聚焦的职校学生，分布在中职学校和高职学校之中。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教育部《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有9896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生1663.3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96%；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校均规模8723人。

十年前，Hope学堂发起人梁自存在深圳一些电子行业的工厂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流水线上百分之五六十的工人都来自职校，年轻的学生已成了厂房里重要的劳动力来源。

2016年，梁自存将“职业教育、青少年发展与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分层与流动”作为他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后研究方向，Hope学堂公益项目也在这期间成型。此后，Hope学堂的“职青成长计划”开始走进珠三角的职校校园，广州的G校就是其中之一——学堂的职校学生服务工作被置于该校的心理委员会之中，平日里以社团活动形式开展工作。

社团最早的成员多是各班心理委员。谢雨莹也是其中之一。她是G校中职一年级学生，刚满15岁，她一眼便被社团活动中的“戏剧”元素吸引：“还挺感兴趣。我想认识更多的人。”

但实际上，戏剧最早并未被纳入社团活动。梁自存透露，最开始他们是在传统的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但课堂效果并不理想。他们也试过举办关于职业发展、创业尝试的协力营等活动。除此之外，梁自存和团队也在探索：有没有一种不用说太多话、但可以一起玩，甚至能带出同学们生活经验的介入方式呢？

戏剧的形式因此被纳入。

让同学们放松下来，破冰，说出自己的故事，是排戏的基础。

在最开始的几节课里，谢雨莹丝毫没感受到戏剧元素。她记得进入戏剧小组的第一次活动，是被要求在小纸条上写“为什么来G校上学”，她写的是“因为成绩太差了”。她觉得，目前最像戏剧的活动不过是“模仿一些动物声音和动作”，比如叶强，模仿了一只狗和一只猪，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更多时候，大家在球场上玩“抓人”游戏，“跑来跑去，很快乐的”。

G校心理委员会和hope学堂招新现场。

图片：受访者

在梁自存看来，游戏可以让同学们慢慢打开心扉，“形成一个安全的氛围，大家才会开始讲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之后，我们才有干预的机会。”

除了游戏，谢雨莹还有另一份留下的动力——最早的活动要求结对分组，女生都想和女生分在一起。大多人结伴而来，只有她和另一个女生落了单。谢雨莹和她走到了一起。对方主动介绍说自己学市场营销专业，希望和她交上朋友。那会儿刚开学一个多月，谢雨莹和班里、宿舍的同学还不熟，大家都只爱玩手游、和朋友聊天。这个女生成为了她的第一个朋友。

“中职生也有未来”

自我介绍和跑闹的游戏持续了几周之后，有同学开始抱怨“重复和无聊”，有人干脆不来了，到第五次社团课时，人数已经从五十来人降到了二十多。叶强一度也想放弃，但鉴于第一次当班干部，他决定好好表现，便撑了下来。他还向社工姐姐们提意见，希望换点新的花样。

直到10月下旬的一个周三，叶强终于在课上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东西——那天，社工们先让同学们观看了“一个男生因声音太‘娘’遭同学霸凌”的视频，然后让大家分组扮演其中的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等角色。演完后，同学们各自上台总结，向“受害者”说一句话。

叶强扮演的是施暴者，模仿视频中的男孩大骂。他告诉液态青年，表演过程中，他联想到了上中职时同宿舍的一个同学——也是因为说话细声细气，像女孩，被宿舍其他男生欺负和冷落。末尾，叶强上台对“受害者”说话，同时也向曾经的舍友喊话：“现在我就想对他说一句，不要听别人的。每个人声音天生都不一样的，你做好自己就行了！”

类似的情景，林莹四年前在Hope学堂的戏剧社也经历过。

入学后不久的社团招新活动中，林莹一眼相中这家名为“男声女生”的戏剧社——林莹是安徽人，自小喜欢黄梅戏，甚至幻想过“上台”。

林莹收藏的戏剧社手绘照片。

图片：受访者

最初接触戏剧社，林莹也有些失望。她原本正打算“洗心革面”，学些有意义的东西，但前几节课，同学们只被要求围成圈坐在一起玩游戏，“游戏很好玩，很开心，但是玩了两天后我就想，原来不是演戏啊。只是玩，也不能学到什么，就不想去了。”

戏剧社的社工张密挽留她，让她再体验试试。后一节课，一位师哥唱了一首歌，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自己入学前的故事，有人提到被歧视的焦虑，说起“中职生不是坏学生，中职生也有未来”的话题。林莹感到了一丝震动，“有点明白他们想要告诉我什么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林莹在戏剧社里听到了同学们的各色故事，有些后来还被加工编进了剧本里——有人提到从小学时就受到校园霸凌，有人谈到从小到大都因为身为女孩被看轻，有人困惑于自己糟糕的成绩，还有人焦虑于未来怎么才能赚到更多钱。

而这正是戏剧社想要的介入方式——在职校同学切身经历的故事基础上“开刀”。

“一种（戏剧介入方法）是让大家讲故事，比如有同学会分享自己受校园欺凌或家暴等经历。还有一些戏剧（介入）方法是用来回应这些事，比如说做一个论坛剧场，重演在家里跟父母互动、最后产生了冲突（的过程）。”梁自存说，之后，他们会邀请观看的同学“喊停”进行替换练习，去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如果还是解决不了，会讨论“困境可能不只是技巧的问题，而是有一些价值观和观念的冲突”。

林莹记得，同学们通常都是边玩边讲故事，边讲故事边演。大多故事即刻演完，情绪得到释放和倾听，效果也就达到了。但也有一些故事，在这样的排演中被过筛保留，最终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剧本——比如《蜕变》，便是更早前一批戏剧社里的学生们留下的真实故事汇编。

在梁自存看来，戏剧只是一个壳，戏剧社的真正目的是介入和干预学生心理，让他们更自信，更批判性地思考和自我对照，意识到即使“有过一些不幸的经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错。”

“比如提到过去成绩不好是我的错吗？是我能力差或智商低吗？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再比如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家庭条件并不允许我有这么多机会去接触到补习这样的资源？它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社工张密告诉液态青年，通过这样的过程，职校学生的一些负面标签也许会松动，“他可能对自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更自信，也更愿意努力了。”

G校社团纳新现场。

图片：受访者

“秘密基地”

《蜕变》的排练持续了大约两周，排练过程嘻哈打闹，并不专业，林莹意识到：这里真的不是搞戏剧的。

她再次感到了失望，但并没有走。留住她的是排戏后的故事——她和社工、戏剧社的朋友们越走越近，交集从课堂延伸到排练厅，再渗透到校外的生活。

在Y校做戏剧社的几年中，Hope学堂在学校旁租了一个办公室，三四个全职社工也都住在这里。慢慢地，这个地方成了和戏剧社关系最密切那批同学们的“秘密基地”。平常下课后，大家会很习惯地来到这里，或在客厅聊天，或三五成群玩游戏。碰上节假日，社工们会组织同学们来这儿吃个火锅或烧烤；碰上有同学过生日，大家就在这里开集体生日会。

林莹是和戏剧社联结越绑越紧的那拨人之一。课余时间，她最喜欢去戏剧社排戏、聊天，谈及那一年的回忆，她三两句话都不离“密姐”和校长（指张密与梁自存）。她喜欢且信任社工们推荐的书和电影，比如社团课上看过的韩国电影《熔炉》。慢慢地，她习惯将戏剧社挂在嘴边，四处“安利”，还成功让自己宿舍的舍友也全都加入了进来。

戏剧社的社工和同学渐渐成了她的“树洞”。就连平常人际交往和家庭关系出了问题，她也找社工们帮忙。如果她的话题私密，社工们会把她单独带到一间小屋子里聊，这让她感到安全。

一次，由于参加戏剧活动，林莹回家晚了，被她的三姨责骂了一通——那时，她只身一人从安徽农村来广东上学，借住在三姨家。张密尝试和林莹的三姨沟通，电话那头，三姨给林莹贴了一堆负面标签。张密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家长这么说孩子”，“说她品行不好，很差，爱撒谎，但这和我们认识的林莹完全不一样——我认为林莹是一个积极开朗、很有反思性的孩子”。

林莹向液态青年坦言，当时自己确实向三姨撒过谎，“我不太喜欢她们（三姨），平时也躲着，就去密姐她们家，喜欢和密姐她们玩。（三姨）问我在哪，我就骗她说我在宿舍”。

至于为什么要骗，林莹更愿意将其归因于一种本能的叛逆与逃避。她说自己刚从安徽农村到广东时，连普通话也不会说，全靠三姨和表姐当向导，而对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嘲讽和嫌弃常常会刺痛她，“她们其实就是有点看不起我”。

和林莹一样依赖戏剧社的还有周伟豪，后者是她在Y校的师兄，也是她在《蜕变》中一起合作排戏的演员。周伟豪是广东汕尾人，留守儿童。读小学时，母亲和奶奶先后离世，他便和姐姐弟弟一道，被在佛山打工的父亲接到身边。

在《蜕变》剧情里，周伟豪捕捉到的共鸣点是：有些父母不理解小孩，也不关心小孩。

他由此联想到自己和父亲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我从小成绩不那么好，我爸就说，读不了书，就出来给他帮忙”——他的父亲在佛山开着一家五金店，承包些电焊、安装防盗门窗的活，忙的时候一缺人手就叫他。周伟豪上了中职后，父亲尤其如此。

持续的帮工要求激化着矛盾，家里火药味一直很浓。父亲的打罚兼施下，周伟豪开始“对着干”。有一次，他因为和朋友约好了出去玩便拒绝了干活，父亲威胁道“你要是敢出去就不要吃我的饭”。周伟豪不示弱，坚持出门，然后硬生生饿了三天。

加入戏剧社前，周伟豪自认是个“高冷”的人，不爱和别人讲话，即使是与自己的姐姐弟弟，也懒得交流。和戏剧社的朋友们熟起来后，他尝试卸下“包袱”，把自己和家人的矛盾讲给别人。有社工建议他陪父亲看看电视、聊聊天以改善关系，还到他家里家访。

这在当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周伟豪说，自己试过和父亲看电视，但看不到一起，也很难找到聊天话题，但“这个（在戏剧社倾诉）过程中，还是挺开心的，至少不会一个人那么孤单的”。时间拉长到几年后的现在，周伟豪觉得和父亲的关系得到了一些松动，“可能我更懂事了一点，比较愿意帮他忙了，现在（关系）比以前好多了”。

林莹（中）和社工们在一起（右一为张密）。

图片：受访者

在梁自存眼里，像林莹、周伟豪这类认可和依赖戏剧社的中职学生，恰恰是最需要长时间陪伴的一群孩子：“他们很可能是在家庭和学校里没有强关系支持的那拨人，因为如果在学校里有稳定的朋友圈，可能就自己去玩去了。正是因为没有，他们才更希望能找到一个支撑点。”

“未来的演员，你好”

“站上台演戏，我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林莹语速轻快地表达自己对舞台的痴迷：初中她就曾对全班人说“我想当演员”，回应她的却都是嘲笑。

进入戏剧社后，她的表演终于获得了掌声和鼓励。有一天，她鼓起勇气对张密说：我想学戏剧，当一名真正的演员，行不行？

张密有些意外，但也没有否定林莹，而是与她展开了讨论，了解她为什么想当演员、想做哪类演员、实现的可能性和难点等。之后的一个学期，社工们帮林莹一起查找资料，衡量选择的利弊。2018年夏天，林莹决定从Y校退学，回户籍地安徽一所艺校（中专）学戏剧表演，准备参加艺考，目标是“考中戏”。

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但林莹执意试试。

戏剧社里的朋友支持她，周伟豪认为“她有自己的想法，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在戏剧社的另一个共同朋友，后来也因为喜欢文艺而改专业学了幼师。相比而言，周伟豪遗憾于自己始终没有如此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感——他读完大专，当了一名工厂质检员，依然没想明白未来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中职三年级时，周伟豪曾因升学的事摇摆不定。当时他原本已经在一家工厂实习，经理赏识他，许诺可以让他留下来进一个好岗位。但班主任鼓励周伟豪升学。2019年，刚好赶上广东高职院校扩招，周伟豪对口的专业高职学制也从三年压缩为两年，班里近一半同学选择升学，周伟豪也心动了。最终，在Hope学堂社工们的支持下，他选择了“再学两年”。

工作、挣钱，是职校学生谈话间会高频提到的关键词。做戏剧工作的这几年里，张密看到了这群孩子身上与实际年龄不匹配的早熟，“他们很早就要面对生活压力，比如很早就开始做兼职，自己挣生活费，会比较早地接触社会”。

2018年12月24日，广州一职校学生们在实训课中学习首饰制作。

图片：视觉中国

叶强从小就在缺钱的紧张感中长大。他家有两兄弟，想买个玩具车，家长都不给。他从初中开始打工。如果不是去年起的疫情，他很难遇见戏剧社——他的原计划里，挣钱是课余生活中的最主要安排——中职一年级时，他在校外的小饭馆打零工，做服务员，早中晚下课后都去帮工，一个月能挣1200元；暑假，他去工厂流水线上“做包包”，每小时挣11元，一天12小时，干了70多天。

疫情之后，学校加强了封闭管理。叶强的日常打工计划泡汤了，宅宿舍打了一年多游戏后，他想找些正经事情充实自己，这才有了后来当心理委员、接触到Hope学堂的机会。他想着，等疫情过后，如果能周六日打工、平常课余参加社团活动，就更完美了。

提到这些年服务过的职校学生，张密总有不少遗憾：总有学生半路流失——因为主观趣味选择离开，或因为实习、打工、职业竞赛等安排的冲突而放弃参加活动。而她觉得最可惜的，是几个有很深心理创伤的同学，“有时候能鼓起勇气跟我们聊，但又会反复陷入无尽的失落。我们一直去拉，做活动邀请，实际上就像是和他们的‘习得性无助’拔河。但他不肯出来。”

“我们服务一批学生，可能2-3年还是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成长。”梁自存发现，真正要对学生心理产生很大影响，往往需要花大量时间陪伴、建立起朋友式关系去相处，这需要巨大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但Hope学堂的全职社工目前就三个人，对学生的覆盖面很难提上来。

虽然远隔千里，但林莹和社工们依然保持着联络。进入艺校后，老师告诉她，受制于经济等各种外部条件，她压根不可能考上中戏。林莹崩溃了，她打电话给张密，在电话里哭。张密宽慰她，与她继续商讨“曲线救国”的法子。在她看来，林莹也许是在戏剧社里受益很多的那个。更多时候，囿于种种现实因素，很多职校的孩子很难明确自己心中所想，更难有决心做出什么改变。

对于当初支持林莹回安徽学戏剧的决定，梁自存坦言，他曾有过一段犹疑的过程，最终说服了自己——“因为喜欢戏剧，给她带来很强烈的学习愿望，这是我鼓励她去追求理想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有可能最后走着走着，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原来也不喜欢戏剧。没关系，她过去被戏剧所牵引走过一段特别积极的路，这个体验才是最宝贵的。"

林莹在乌镇戏剧嘉年华。

图片：受访者

毕竟不做改变，意味着终将流向注定的轨道。但张密还有更深的忧虑：“现在社会更新换代非常快，他们学的知识可能一出学校就被淘汰了。我期待，未来哪怕他们还是会成为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个蓝领，但他能反思，能不断学习，找到生活的掌控感。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今，林莹决定暂时放下“中戏”梦，去考所在艺校的大专部学戏剧，她正补习英语，以备未来可能的专升本之需。同时，她也参加当地戏剧团的演出活动，积累资源和经验。尝试很快有了回响——10月下旬，她刚刚在乌镇戏剧节参演了一部名为《世界是一床棉被》的剧目，演主角，一个呐喊的少女。虽然还在艺校没有毕业，她已经是一个能真正登台的演员了。

她也一直记得，还在Y校时曾经遇到过一起演《蜕变》的另一个演员，后者当时已离开戏剧社加入了别的社团，听说她要退学去考中戏，特别真诚地对她说，“未来的演员，你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强、谢雨莹、林莹、周伟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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