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的小故事精选

作为高三的学子来说，我们应该怎样来激励自己呢?下面是小编精心为您整理的“励志小故事”，也蕴藏了道理，励志小故事鼓励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励志小故事450字，欢迎阅读，仅供参考。

我只有一束鲜花

作者:张炜

“**”，这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两个字。我们全家人都在他们的盯视之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事，连走路都轻轻的。父亲平时要被喊到离我们家五六华里的一个小村去做活，因为他没有资格在园艺场做工。父亲如果早一年回来，我上学的事肯定会化为泡影。

上学前，妈妈和外祖母一遍遍叮嘱我：千万要听话啊——听各种人的话，无论是谁都不要招惹啊。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这是我必须记住的，即在外面千万不能提到父亲。就这样，我心里装着一大堆禁忌，战战兢兢背上了书包。

可能因为我太沉默了吧，从第一天开始，学校里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我每时每刻都是拘谨的，尽管我总是想法遮掩它。我试着对同学和老师微笑，或者至少对他们说点什么才好——试了试，很难。

从学校出来，一个人踏上那条灌木丛中的小路时，我才重新变成了自己。

值得庆幸的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同学和老师知道我们家的详细情况，但我想校长可能知道，因为他的镜片后面有一双好奇的、诡秘的眼睛。我于是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着他。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发现了一个奥秘：校园里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孤单。我敢肯定，这个人大概也像我一样，暗暗压着一个可怕的心事。这不仅是当时，以至于后来一生，我都会从人群中发现那些真正的孤单者。

她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来这所学校已经一年多了，她与所有老师都不一样，我觉得她那温柔的眼睛抚慰着每一个同学，特别是投向我的时候，目光中竟然没有歧视也没有怜悯，而仅仅是一份温煦、一种滚烫烫的东西。

当时离学校十几里外有一处小煤矿，每到了秋末全班就要去山上捡煤，以供冬天取暖用。因为雨水可以把泥中的煤块冲洗出来，所以越是下雨就越要爬到山上。大家都穿了雨衣，可是“黑子”几个故意不穿，故意溅上满身满脸的黑泥，像恶鬼一样吆吆喝喝。我好不容易才捡到的煤块，一转眼就被他们偷走了。有一次“黑子”走过来，狞笑着看我一会儿，然后猛地喊了一句父亲的名字。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我的脸。我吐出了流进口中的雨水，攥紧了拳头。“黑子”跳到一边，接着往前一拱，把我撞倒在斜坡上。坡很陡，我全力攀住一块石头。这时几个人一齐踢旁边盛煤的篮子、踢我的手。我和辛辛苦苦捡到的煤块一起，顺着陡坡一直滚落下去。

我的头上、手上、全身上下都被尖尖的石棱割破撞伤，雨衣撕得稀烂。我满脸满身除了黑泥就是渗出的血，雨水又把血水涂开来……有几个同学吓坏了，他们一嚷，班主任老师也跑过来，他只听“黑子”几个说话，然后转脸向我怒吼。我什么也听不清，只任雨水抽打我的脸。

正在我发木的时候，有一只手扶住了我：音乐老师!她无声无响地把我揽到一边，蹲下，用手绢擦去我身上脸上的血迹，牵着我走开……

她领我直接去了场部医务室。我的伤口被药水洗过，又包扎起来。场医与她说了什么，我都没有听清。离收工还有一段时间，她领我去了宿舍。

我今生第一次来老师的住处：天啊，原来是如此整洁的一间小屋，我大概再也看不到比这更干净的地方了。一张小床、一个书架，还有一张不大的办公桌——我特别注意到桌旁有一架风琴;床上的被子叠得整齐极了，上面用白色的布罩罩住。屋里有阵阵香味儿：水瓶中插了一大束金黄色的花……

她要把我衣服上的泥浆洗掉、烘干，我只得在这儿耐心地等下去。天黑了，她打来饭让我一起吃。这是我一生中所能记起的最好的一餐饭。我的目光长时间落在了那一大束花上……我想起我们家东篱下也有一丛金黄色的菊花。

第二天上学，我折下最大最好的几枝，小心地藏在书包里。我比平时更早地来到了学校……她看到那一大束菊花，眼睛里立刻欢快地跳动了一下。

后来的日子我就像有了一个新的功课：把带着露珠的鲜花折下来，我用硬纸壳护住它们，这样装到书包里就不会弄坏。如果上课前没有找到老师，就得小心地藏好。我看到她急匆匆往办公室走去了——她如果在课间休息时回宿舍就好了，那时我就会把花儿交给她。我倚在门框上，咬着嘴唇等待。第一节课下了，她没有返回，我只好等第二节课。课间操时她终于回到了宿舍，可我又要被喊去做操。我知道，我的老师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大蓬颤颤的、香气四溢的鲜花—— 比起我无尽的感激，这只是一份微薄的礼物。我一无所有，我只有一大束鲜花。

励志故事之一个乞丐的梦想

作者:古清生

武训离开人间已经100多年了。他是一个中国乡下的奇人，好像知道他的人不少，而记起他的人却不是很多。我细细地把那页书翻开，耳边又一次响起了武训的故事。 武训，山东堂邑人。1886年，他59岁，得了一场重病，死于临清义塾的庑廊下。他临断气之前，还努力地睁开眼睛，凝神细听学生们的朗读声，嘴角挂着安详的微笑。 武训原名武七，他是母亲的第七个孩子。目不识丁的父母，连一个像样的名字也给不了他，人们索性就叫他武七。 在那个时代，叫张三王五的人很多，叫武七，这不怪。武七一点点地艰难长大，身体瘦弱得像一棵缺肥少水的高粱。他的家里本无地产，父亲又忽然撒手而去，只余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终日去往街前村后行乞度日。

一双黑乎乎的小手，要伸到无数人的面前，或随着母亲，或独自行乞。偶尔乞得一枚铜板，小小的心灵一暖，便去买上一个饼回家给母亲。望着武七这孩子，母亲的心暖了又凉，她只有把一双手的温暖给他，还有无奈的叹息。她像所有贫穷的母亲一样，疼着孩子，却又一无所有。

武七的孝顺没有把母亲挽留在人间，尚未将童年度过，母亲也带着她温暖的双手和无奈的叹息辞别了人世。武七成了孤儿，只有他瘦小的影子随他一起晃动在行乞的路上。一日日地乞讨，风中雨中，夏炎冬寒，武七如一株野地里的幼苗，艰难地成长起来。年岁稍大些，武七一边给人打工，一边继续乞讨，将所得一分一文都积存起来。长大了的武七，忽然有一个非常的念头，他恨自己不识字，发誓要设立义学，让乡村里的孩子都不重走他的路。

这个念头在武七的心里疯长，他发奋地为人做工，有空闲就出门乞讨，不浪费一点光阴。乞讨所得的钱，他竟然悉数寄存于富商之家，以谋得一些利息，使他能够向着目标走近一步，再走近一步。时光在乞讨的路上流逝，武七把脚印留在无数的门前，给世界一个乞丐的背影。

武七足足乞讨了30年，30年的青春时光，他交给了弯弯曲曲的乞讨路。他终于积下一笔钱，一点一点地买下230多亩田地。这时候的武七，不再一贫如洗，230多亩田地毕竟不是小数目。但是武七仍出去乞讨，仿佛走惯了这条路。他也仍旧衣衫褴褛，仍旧是那一个乞丐形象。白天乞讨，夜间整理所得，他几乎忘记了一切。这样的一个财富积累者，乡邻当然刮目相看，便有媒人找上门来，可是武七全都一口回绝。

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武七心中的梦，那是一个怎样多彩的梦!武七终于在他年近不惑之时，震惊八乡地在柳林庄开设义塾。武七为设这个义塾，一次投入四千多缗钱，这是除他的田产以外所有的乞讨所得。不仅如此，他决定将土地上的收获也用来资助办学。这时候的武七，心里比阳光还明亮。

开塾那天，是武七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早早起来，穿戴一新，挺起了微弯的脊梁，大步来到义塾，毕恭毕敬地拜了塾师。拜过塾师，武七来到学生面前，一一拜了学生，而后退到一旁，面带笑容地看着塾师开课。从此武七感到生命有了意义，他从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中得到一种无以言表的满足和陶醉。

武七不识一字，大约因为不识一字，他对老师的敬重几近超过了对神的敬仰。武七开设义塾以后，不再出门乞讨，全身心地为义塾服务。每天，他必做丰盛的菜肴款待老师。当老师入座以后，武七则退到门外，恭恭敬敬地站着。老师等着他来入座一起吃饭，武七说：“我武七是个乞丐，怎敢与老师平起平坐?”武七每每等老师吃罢，才肯去吃剩饭剩菜。

老师对武七对自己的敬重甚为感动，只有一心一意教好书来回报武七。武七仍旧目不识丁，不懂得什么是文化，具体到教育那么深奥的课题，他更不懂，就知道有了塾馆，再有了老师和学生，那就什么都会有的。所以，他待老师和学生非常虔诚。武七经常出入塾馆，遇到老师午睡时，武七便跪在榻前相守，老师醒来时发现此情景，万分惊讶，感动之情无法言表。在这些饱读诗书的老师眼里，这哪里是一个目不识丁、半生行乞的乞丐啊!武七听说一位学生学习有所松懈，他伤心得大哭，边哭边劝学生用功学习，不要荒废学业。见此情景，义塾中的老师和学生，再没人放松教学和学习了。

开设柳庄义塾以后，武七又积累了好些年，在临清再度开设义塾。(励志故事之一个乞丐的梦想)他的义举传到朝廷官员的耳中，使朝廷官员深为感动，当即为他赐名“训”。于是，武七以他的坚韧和高尚，获得了他真正的名字：武训。武训在1886年辞别这个世界，他终身未娶。

合上史书，不由得把它恭恭敬敬地摆在书架上，凝神良久，脑子里竟然一片空茫。我无法一下子从一百年前走回，好像也徘徊在临清义塾的门外，听见莘莘学子朗朗的读书声。而武训，他则站立在塾馆的窗下，如痴如醉地陶醉在这声音里。

站在命运上的弄潮儿汪会旺

铅山县汪二镇有名残疾人名叫汪会旺，他靠农村喜事说唱和做导游为生，尽管生活十分艰苦，却收养了5个弃婴和2名贫困家庭的孩子，并把他们送进学校读书识字。他这一义举在当地传为佳话。 今年42岁的汪会旺出生在铅山县青溪镇银村。他2岁丧母，8岁丧父，本村一位好心的孤寡老人将他收养。不幸的是2年后，养父病逝。他自己又患上了严重的骨髓炎，右腿肌肉萎缩，落下终身残疾。 病好后，为了生计，小小年纪的汪会旺凭着一副好嗓子四处给人说唱，稍大一点他便来到葛仙山做“土导游”。尽管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不偷不抢，不取不义之财。1982年7月的一天下午，汪会旺来到铅山县汪二镇桥东村说唱，看到一个盗贼溜进一户村民家里行窃。他大喊捉贼，盗贼丢下钱物惊慌逃窜。汪会旺捡起钱物，一直等到傍晚主人回来把钱还给他。屋主被汪会旺的诚实善良感动，主动让出老房子的半边给他居住。这一年汪会旺19岁，从此他便有了一个相对固定，可以遮风避雨的“家”。

汪会旺有了落脚点缘于他的善良，收养弃婴则缘于他自己是孤儿。1989年农历八月十六，汪二镇熙熙攘攘的街头，一个女婴躺在一只竹篮里，哇哇大哭。直到第二天晚上热闹的人群散去，弃婴仍然躺在街头竹篮里，已奄奄一息。路过这里的汪会旺动了恻隐之心，把女婴抱回家并取名汪艳。他请来桥东村顾老太太帮忙护养。转眼6年过去，汪艳到了上学的年龄。汪会旺不想让汪艳跟自己一样做“睁眼瞎”。1994年7月他把汪艳送进了汪二镇中心小学。后来，汪艳的亲生父亲李火林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女儿一面。他托人找到了汪艳，为了满足汪艳生父的愿望，汪会旺把汪艳送回了李家。

从那以后，汪会旺又先后收养了4个弃婴。每次收养，他都不讲条件。小孩生病了，他毫无怨言地想方设法筹钱为他们治病;小孩想要上学，他也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抚养一段时间，汪会旺和小孩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弃婴的生父或者福利部门找上门，要领走他们时，汪会旺虽然舍不得，但是却从来没有拒绝过。他总是说：“只要小孩有前途，我就高兴。”

2001年，39岁的汪会旺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妻子何莲仙也是个苦命人。5年前，前夫患精神病长年在外疯走，(励志故事之站在命运上的弄潮儿汪会旺)两个孩子又在上学，生活十分艰苦。汪会旺到这里说唱时认识了她，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并把身上仅有的35元钱给了何莲仙。何莲仙丈夫病故后，在好心人的撮合下，征得何莲仙儿子吴溯恒、女儿吴小芝同意，汪会旺把何莲仙和她的一双儿女从上饶县一起接到汪二镇桥东村，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但是，这个特殊的家庭仍然把收养弃婴当作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在艰难和困苦中坚持了下来。

汪会旺的家虽然很清贫，但他感到很幸福。妻子何莲仙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孩子们读书也很争气。只是每年多达近万元的学费、生活费压得汪会旺喘不过气来，每学期开学汪会旺都要四处筹借。汪会旺的事迹感动了大家，许多好心人纷纷向这个特殊家庭伸出了温暖的手。谁都可以制造原子弹

我有幸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不幸的是，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的成绩惨不忍睹，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D和F。教务长决定把我降级为试读生，并宣布，如果第二个学期我再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我就得卷铺盖走人。

第二个学期一开始，我就强迫自己对所选修的学科产生兴趣。其中，我选修的一个学科叫做“核武器战略及军备控制”，每周三个学时。一个周一的早上，着名物理学家弗里曼·迪森在课堂上跟大家讨论原子弹的问题：“原子弹的威力大家都知道，这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也已经得到证明。你们说原子弹的威力这么大，那么制造一枚原子弹到底需要多少原料呢?”

全班没有一个人回答。

迪森教授一笑，继续说：“各位都知道，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原料是钚。要制造一枚低级的原子弹仅需15磅的钚。如果增殖反应堆被广泛应用，那么每年运送到美国的钚可以制造出几千枚原子弹。这些钚很有可能被盗走或在运输途中被劫走。”

很多同学马上说，这样的话，恐怖分子岂不可以自制原子弹?

“不可能!”一个同学反驳道，“恐怖分子没有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再说，他们也无法得到资料。”

不可能?还是有可能?这个问题开始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我查阅了参考书，结果发现：一位着名的核物理学家说，恐怖组织可以轻易地从核反应堆盗取钚或铀，然后运用已经公开的资料设计出可以引爆的原子弹，而且，除了钚之外，别的所有材料都可以合法地从五金商店或者化工公司买到。

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中蹦了出来：像我这样连中等水平也算不上的物理系的学生能够设计出一枚理论上可以引爆的原子弹吗?如果成功的话，我相信教务长肯定不会让我退学了。我决定去请求弗里曼·迪森教授做我的导师。

“我可以给你指导。但是，你要明白，我参与的是政府的机密工作，任何绝密资料我都不能说给你听，我能给你提供的资料只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查到的。还有，由于涉及政府的机密，所以凡是有关原子弹的设计的问题，我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不是’。”迪森教授淡淡地说道。

“是的，先生。我明白。”我答道。

几天后，迪森教授交给我一张书单。我兴奋极了，但一瞧上面所列的书目，马上感到失望。他列的都是一些普通核物理和当代原子理论方面的书籍。这些都是一般原理的教科书嘛!我原本还指望他能给我多一点指导呢!

随后，迪森教授也只向我解释核物理的普通原理。如果我问及具体的设计或者数据时，他就会扫一眼我的图纸，然后把话题岔开。刚开始时，(励志故事：谁都可以制造原子弹)我以为他这样做是默认我做对了。为了确认这一点，我给了他一个错误的数据。结果，他看过后，又岔开话题。

一个月后，我去了趟华盛顿特区。我听说那里有一份已经解密的核工程文献。果真，我找到了那份详细描述20世纪40年代初期最前沿的科学家都知道的原子裂变的细节的文献。

当我把那份文献放到迪森教授面前时，他的表现很震惊。这让我确信，我肯定可以拿出一个有价值的方案来。

要引爆一枚原子弹需要很多精确的配置材料，这些材料多数是如何引爆反应堆保护层外围的炸药。这些不同的炸药的排列则是制造原子弹的最高机密。而这也是我需要攻克的最大的难题。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什么课都不上了。我不分昼夜地干着。我从一个恐怖分子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个问题：这枚原子弹的造价不能太昂贵，设计要简便，而且体积要小，小到能装进汽车的后备箱。

我的设计实质上是在拼凑一个复杂的七巧板游戏。我每天都在浏览文件，寻找尚未解密的知识领域。一旦解决了那个板块，我就马上拼凑上去。

离第二个学期结束还有三周，这个“七巧板”还差两块没拼好。一是要使用那些炸药，二是这些炸药应该如何围绕钚排列。又一周过去了，这两个问题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我不得不重新审查我的整个设计过程。哦，上帝，原来有几个数据被我计算错了。

还有10天时间，我又审查了一番整个设计过程。如果我的化学方程式正确，我的这枚原子弹的威力不会比投放广岛与长崎的那两枚差。但是，我必须了解要使用的炸药的性能。

学期结束倒计时第9天上午，我打电话给杜邦公司(美国大型化学公司，译者注)，找到了化学炸药部经理格拉夫斯。

“您好，格拉夫斯先生。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正在研究在一个球形的金属体内放置某种极高密度的炸药的排列问题。您能给我建议一种符合这一要求的杜邦公司的产品吗?”我开门见山地说。

“当然可以。”他愉快地说道，“就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公司的产品完全可以解决这样的密度问题。”

我顺利得到了急需的信息。

学期结束倒计时第8天下午，我拿着写好的论文直奔物理系大楼，闯入系主任的办公室。系主任停下手中的工作，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刮脸了。

“我有一篇论文想让您看看。”我说。

学期结束倒计时第5天上午，我再次来到物理系主任办公室。系主任却不在，我的论文也不见了。

“你是设计原子弹的那个学生吧?”秘书问我。

“是的。”我答道。

“系领导已经开过研讨会，打算把你的论文作为保密项目交给美国政府。”秘书盯着我说道。

我差点儿没晕倒。好一会儿，我不知说什么，但心里响起一个声音：“我想我不会被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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