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诞生的艰辛历程(3)

同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审议通过了改进的国徽图案。

梁思成先生后来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引为最光荣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们的集体创作，而我是其中的一个。”

高庄说：非常抱歉，我耽误了很多时间

把平面图案塑成立体的国徽，也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务。由梁思成举荐，这副重担落在了当时也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的高庄的肩上。

高庄，原名沈士庄，上海宝山县人，生于1905年，已于1987年去世。为写这篇文章，我们在1999年国庆前夕采访了他的儿子高康（大约两年后，高康病逝）。年逾六旬的高康，对其父亲当年塑造国徽的过程，记忆犹新。

高康说，当年新林院8号梁思成夫妇的家，其实就是国徽设计中心。高庄父子当时住在新林院9号，与梁思成住所只有一路之隔。高康说：我父亲的真正参与是在1950年7月，虽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那争吵的Ji烈、情绪的冲动和完全忘我的投入，却令我永生难忘。”

开始，高庄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造。反复观察之下，他觉得图案“存在着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图案的形式和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规律上的要求”。这些地方使他“看着不舒服”，“感觉很别扭”。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高庄觉得必须要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这就产生了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国徽图案是经国家最高领导三次审查后在全国性会议上通过的，是最后的定稿，你没有权力修改，修改是违法的。而高庄则抱定一个信念：“为什么不能改?”当时争论非常Ji烈，有时还大声争吵。有几次高康看见，从8号院回来的父亲，情绪异常Ji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应该是尽善尽美的。而发现设计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却不能改动，这在高庄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高庄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一开头便说：“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许多人知道这封信，许多人见过这封信的底稿，可惜经历几次政治风潮之后，底稿已经找不到了。发出这封信以后，高庄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国徽的塑造中去了。对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平面、每一块空间的处理，他都认真思索、反复推敲。就连每一个稻粒的造型、排列和中心空间的比例，他都反复比较、反复修改。

高庄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塑造共和国之徽的。高康回忆道：“那个时期，父亲没时间管我了，对我的学习和生活不闻不问。有一次我实在饿了，又找不到吃的，只好去问他：‘咱们吃什么呀?父亲坐在桌前头都不抬，说：‘去买几个烧饼吧。’……他一连几天，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我劝他休息，他说：想睡也睡不着，不如接着干。在他工作的桌上，点着一盏一百瓦的台灯。在强光下长时间地工作，他的右眼灼伤，一度失明；他的右手也出现断续麻木。但这一切，反而加速了他拼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高庄对自己的儿子说：国徽是我们新中国的象征，既要有稳重之气，又要有向上挺拔之势。共和国要稳如泰山，国徽就不能是那个轻飘的样子；共和国要永远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国徽就不能只是个圆环之感。他还说，国徽要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坚强刚毅的精神来。原来自然交杂在一起的稻麦穗，在高庄的改动之后，变得层次清楚、排列整齐、紧密有序了；原来缠绕松散、质地轻飘、脉络不甚清晰的绶带，经高庄改动之后，变得紧张、沉稳、凝重了。在对授带的处理上，他借鉴了一尊北魏石佛衣袖下垂的表现手法。那尊石佛，是高庄从琉璃厂买回的。他还买回了一些古代铜镜，这些铜镜也给了他以许多启发和灵感……

国徽模型，是用泥塑造的。泥稿完成之后，再把它翻成石膏的。第一个石膏国徽模型翻制出来之后，高庄十分Ji动。他在石膏凹模的背后，打了一个印记。这个比五分硬币稍大的印章，是高庄青年时代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而设计的。印章用长城图案组成外圆(高庄说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众志成城)，中间是一个五角星(高庄用以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五角星的中央是个“S”，是“沈”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代表高庄自己。青年时期的高庄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与反动势力做面对面的斗争中多次勇敢地冲在面前。此时此刻，他又为共和国之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徽融为一体了。

凝聚着高庄心血、令高庄引为自豪的国徽雕塑终于完成了，然而送进中南海后，却挨了批评：不能自行改动，必须按原图图纸重做。高庄只好再次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这次，学校派来一位老师帮助他。

不久，中央领导听说了国徽塑造过程中的故事（也许，是毛主席接到了高庄的那封信，但记者没有得到有关证据，只能是猜测），特地委托彭真和康克清两位同志来到新林院9号看望高庄。彭真和康克清听取了高庄关于改动设计的说明，转达了毛主席赞同改进提高的意见：“你大胆地改好了。祝你成功!”这使高庄无比兴奋。

1950年8月18日，高庄带着两个不同的国徽模型进了中南海。在审议会议上，高庄做了一个简短的书面陈述：

“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的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在我塑造的中间做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

一百五十余字的短文，竟用了十个“更”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高庄改进后的国徽模型。

1999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展览上，陈列出一枚国徽。旁边的说明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石膏模型 1950年8月”。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枚国徽，就是当年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审议的那一个。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0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一枚木制国徽。

1951年5月1日，一枚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被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据钟灵同志讲，国徽设计任务完成之后，政务院决定向八位主要的同志颁发一笔奖金：每人800斤小米。梁思成提议：高庄的贡献突出，应该多发给他一些。但是所有人都没有领取。高庄建议：把这笔奖金捐给抗美援朝战争。

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有文章提到国徽产生的经过，不断有人去访问高庄。高庄谦逊地说：“我不是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我只是在塑造中改动了一下。我不过是个工匠。”他多次说：“国徽的真正创造者是党，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应该想到，我国人民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本文曾发表于1999年9月10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作者 宗春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