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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重医官微收到一篇催泪的文章—— 师恩如海永志难忘 ! 怀念我的老师们

重庆医科大学

2021-9-10 10:04:14 文/石雅雯图/金建

编者按

“一支粉笔，积淀千秋智慧，三尺讲台，托起万世文明”。教师，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所谓大学之大，在于大师。65年前，400余名上医人西迁重庆，为重医的建设集聚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在重庆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名师荟聚、贤者云集，一代又一代的教师沿着西迁前辈奋斗的足迹，孜孜以求、勤育桃李、立德树人、敬业奉献。

岁月如虹，长路如歌。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西迁专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老年病科创始人马映雪教授深情回顾从上医到重医的求学、工作经历，深切感怀西迁的创校前辈以及人生道路上的恩师益友。让我们跟随她的记忆，一起走进那段筚路蓝缕的创校岁月，领略重医老师们教书育人的魅力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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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马映雪，山西祁县人，1957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后于上医华山医院传染病科工作。1959年西迁来渝参与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建设，成为重医附一院老年病科的创建者之一。曾任附一院老干部病房科副主任、老年科主任，参与《实用传染病防治手册》《传染病学》等教材编写。1989年医院“创优”活动被评为个人先进；1990年重庆市“双学一制”活动被评选为先进个人；1990年在学习白求恩、雷锋创优活动中荣获“医院先进科室重庆市先进个人”。

初识医学种下心愿

我祖籍山西，出身知识份子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四岁的我跟随父母背井离乡，走上逃难的道路，1942年辗转来到重庆。动荡不安、卫生条件极差的生活，导致叔父患斑疹伤寒去世，父亲也患了支气管哮喘病。当时日本飞机不断轰炸重庆市区，父亲疾病发作频繁，为了求医，得知在歌乐山有一个国立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于是全家迁至歌乐山附近。记得第一次陪伴父亲到上医看病时，展现在眼前的是朴实的白色平房，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消毒水的味道，穿着白大衣的人，来去匆匆，为病患诊治疾病。那时我的堂兄正好是住院医生，还有他的同学李宗明，他们都在医院里紧张忙碌地工作着。父亲的疾病在医院里得到了缓解，医生救死扶伤的形象从此刻在我的脑海中，我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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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马映雪（左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定居上海，其后又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在高中二年级抗美援朝时，同学们都积极报名参军，班主任询问我的想法时我坚定地回答：“我将来要当名医生，治病救人，为新中国出力。”老师微笑点头。一年后（1952年）我考取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医本科，遗憾的是老师因中耳炎并发脑膜炎去世，没看到我实现自己的愿望。

求学时光教导谆谆

何其有幸，在我医学成长的道路上，先后接受过很多上医名师大家的教诲。记得入学不久，在上医教学大楼前，遇到了颜福庆校长，他高俊、瘦削，态度和蔼，我向这位首创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老师深深鞠躬，他微笑示意。颜校长一手创立了湘雅医学院、上海医学院、重庆医学院等，令人钦佩。为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解剖学家王永豪、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流行病学家苏德隆、既当过上医副院长，又当过重医院长的传染病学家钱惪、中国心胸外科学和生物学工程学的奠基人黄家驷、70年代后期曾任上海医学院院长的外科教授石美鑫、重医附一院第一任院长左景鉴、妇产科专家司徒亮等，他们的渊博知识和高尚人格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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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马映雪在学习期间

与吴茂娥、林琦、黄宗干等老师合影

在基础课中，印象最深的是王永豪老师上的解剖课，王老师身材高大，操着一口苏州普通话，上课从来不带讲稿，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用红、黄、蓝不同颜色的粉笔，熟练地标记着动脉、静脉、神经等，生动有趣，令我们印象深刻。看见王老师的板书如此漂亮，我深受震动，心底里觉得要当好一个医学院的老师就应该学一些绘画的技巧。执念多年，退休以后我终于到老年大学学习了中国画，圆了学生时代的一个梦想。

那时老师讲课，一律讲普通话，教材大多是自编讲义，学生常以笔记为主。医学课程复杂，自学与复习尤为重要，每晚教学大楼图书馆里座无虚席，学生们勤奋地学习，巩固老师们上课时传授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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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东教学大楼

见习与实习基地主要是在上医华山医院，那儿面积不大，红墙红瓦的病房楼、检验楼、放射科等排得密密麻麻，其间还有图书室、营养室、宿舍楼等。此外，有一个美丽小巧的周家花园（现称华山花园）。在华山医院教过我的有郑伟如、吴茂娥、李宗明、朱祯卿、吴祖尧、付雅各等老师，这些老师后来均西迁援建重医，我有幸继续在重医接受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讲课、查房各有不同特色，但都是认真负责，不厌其烦，尽心尽力，将丰富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学生们，期盼我们早日成材。

记得在实验基础课时，小时候在歌乐山曾经见过的李宗明医生（消化内科专家，中国人工肝创始人）已经成为我们的老师，他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板书漂亮，绘图熟练，讲课条理清楚。课后实习还要指导学生插胃管、十二指肠液引流等操作。当时学生之间要互相练习插胃管，我被分到给一个男同学插。因为第一次操作，对方又是男生，我有点害羞，所以插了几次都插不进去，搞得男同学直恶心，眼泪鼻涕流了好多。李宗明老师看到后接过胃管，嘱咐男生放松，配合吞咽的动作，一下子就插进去了。他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指出操作的关键所在，让我们印象深刻，以后我插胃管再也不困难了。

中国神经外科的创始人之一朱祯卿老师曾亲自带领我们进入图书室，详细讲解查阅文献与寻找资料的方法，亲切和蔼的态度令人难忘，老师们的形象树立着医学教育者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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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学生上课

（因老照片有些褪色，台上为李宗明教授在上课）

1957年毕业前夕，我正在华山医院传染病科实习，著名影星周璇因“脑炎”昏迷不醒住在病房，当时传染病专家戴自英教授和徐肇玥教授等老师们曾在病房主持周璇的病历讨论、查房及随访，他们严谨负责、对患者仁爱同情的医者精神感染着我。作为主管实习医生，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初次学会了对危重病人的病情观察和护理工作，在周璇的病历中也留下了我的笔迹。

半个世纪过后，2017年借上医校庆90周年之际，我重返华山医院一游，寻找旧时记忆。红色的楼房已显得矮小，传染病科变成独立的感染病科大楼，唯有华山花园依旧。老师们大部分都已仙逝，我也已步入耄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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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上医毕业生留影

第一排左9那个黑裙白袜的女生便是年轻的我，当时一心只想和崇拜的老师照相，渴望着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所以毫不犹豫地冲到了正中间，紧挨着林春业老师（重医附一院首任外科主任）和陶寿淇老师（时任上医内科主任），坐到了C位，成为了一生的美好回忆。

西迁赴渝扎根重医

1956年，为了改变西南地区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状况，中央决定上医部分西迁，由上医支援重庆组建重庆医学院。1958年秋，我结束上海郊区农村的血防工作返回母校，在母校教学大楼前张贴的支援重医的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惊讶与矛盾的心情同存。我想到能进入教学医院为医学教育事业作贡献是光荣无比的工作，但面对正在住院、因肺心病心衰多次下病危通知的父亲，还是不由得心情沉重。紧接着，全国院系调整，正在就读上海交大的弟弟也将随校迁往新建的西安交大，家庭的变化，使养育四个儿女的母亲承担巨大的压力，我作为家中长女决定先照顾陪伴母亲，故延迟赴渝，继续留华山医院传染病科工作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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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重庆医学院大门

1959年，我身背一床被褥，手提一箱衣物，轻装出发。同路者为上医传染病科住院医生王交交，两人乘火车经郑州，翻秦岭三天四夜抵达儿时曾来过的重庆。当火车行驶逐渐远离江南时，想到这一别离不知何时才能和亲人相聚，忍不住热泪盈眶。事后得知比我先到重庆的上医老师们大多是携老扶幼，举家搬迁，甚至家具、日用品都带齐，他们克服种种困难，逆水乘船七天七夜才到达，他们的精神更令人敬佩。

那时的重庆，长江路上可见无轨电车，两路口高高的山坡上有醒目的山城电影院。袁家岗是在郊区，一片荒坡和农田。唯一的楼房是附一院的工字楼，前楼为门诊部，后楼为病房。当我们进入二楼内科病房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我又一次见到了郑伟如、李宗明、刘约翰、吴茂娥等老师以及沈珍林护士长等。从他们喜悦的表情里看得出，他们是多么欢迎和期盼我这位新生力量的加入。病房里一片忙碌、团结、友爱的气氛，我感觉到亲切与温暖，好像是来到一个新家，一个为之奋斗终身的地方。虽然当时住在茅草平房，在简单的竹棚食堂吃饭，但只要想到建设重医，有老师们的陪伴与指导，可以继续向他们学习，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

当年上医共有400多人西迁来渝，包括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我们1957届的学生也有15个来到重庆，支援重医的建设。2000年5月，我们年级的同学们从各地飞到重庆一聚，既是为了看看上医在重庆开花结果建成的重医是什么样子，也是为了看望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们。我们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可惜的是钱惪院长未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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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1957届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渝合影（2000年5月）

前排左起：郑明琪（药理），邱鸿鑫（内分泌），翁嘉颖（解剖学），郑增淳（生物学），毕婵琴（妇产科），李宗明（消化内科），郑伟如（肾内科），吴茂娥（血液科），刘约翰（传染科），王鸣岐（呼吸内科），郁解非（外科），王征泰（生化）。其中翁嘉颖和郑增淳，李宗明和毕婵琴，郑伟如和吴茂娥是夫妻。

严谨求实创业兴医

我曾经在传染病科工作求学、工作20年，这里的老师们为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60年，一座红砖楼房内科大楼独立建成，传染病科位居大楼底层。科室成员包括了重医当年传染病学的三位著名专家：钱惪、刘约翰、王其南。各位老师狠抓基本功训练，高标准要求病历质量，严格查房制度。

当时有传说钱院长查房时曾把不合格的病历牌扔到窗外，要实习医生重新写病历，因此实习医生报告病史时，总是胆战心惊。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是上医老前辈沈克非教授的轶事，后来以讹传讹传成了钱院长。但是上医老师对于病历书写、病例管理的严格要求却是一以贯之的，钱院长连病历中的错别字都要一一纠正。日久，大家都认真采集病史，仔细体检，并提前完成三大常规等查房前准备工作，由住院医师负责指导。短短的几年，重医各科医疗水平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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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科三位大师：左起王其南，钱惪，刘约翰

60年代的重医传染病科经历了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磨难。文革结束后，传染病科的老师们为了挽回失去的光阴，为了提高医、教、研的质量，日以继夜、辛勤耕耘。

在我的记忆里：钱惪院长爱国敬业，富于开拓精神，关心爱护年轻人；刘约翰教授醉心科研，不怕脏，不怕臭，不怕苦，不怕累，在寄生虫病防治研究上成果斐然，甚至89岁高龄都还在发表SCI文章；王其南老师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出色的英语基础，他的查房最为精彩，人人爱听。他以丰富的医学知识结合实际病例，分析清楚，逻辑性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深受大家的好评。事后得知王老师在每次查房前都要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以丰富给学生讲解的内容。

为了培养年青一代，他们始终不遗余力地在学习。科室规定每周的病例讨论要用英文书写病历，在全院科室中尚属先例。还在病房末端一角，开辟了全院首个简陋的实验室，重点研究寄生虫病、抗生素等。多年后，当大家回忆当年老师们在各方面的培育、教导时，人人心中都深怀感激之情，老师们润物无声、德育桃李，同学们都永远怀念。

弦歌不缀薪火相传

1987年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传染病科，铭记着三位老师的教导，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下，满怀信心创建老年病科。

经过一年紧张的筹备工作，1988年10月，重医一院老年病科（当时命名老干病房）揭幕。为了培养年青医生，特邀来自上医的老师们，包括李宗明、邱鸿鑫（内分泌专家）、王宠林（呼吸科专家）、张逢春（精神科专家）、沈鼎烈（神经内科专家）、吴祖尧（骨科专家）等教授组成专家组，分别参与查房或疑难病例讨论，继续无微不至地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老师们不顾高龄，不计报酬地工作。

当时科内尚未建立物质奖励制度，我们仅能以欢庆节日联欢会时邀请老师们参加的形式，来表示深深的谢意。经过老专家们的培养和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老年病科已被卫生部评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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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联欢会，邀请钱悳、司徒亮、李宗明、王宠林、邱鸿鑫、张逢春等老师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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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老年科建科时老专家们与全科医护人员合影

第二排左起：王鸣岐（左1），钱惪（左5），王福荣（右1），吕延山（右2），周雅德（右3），李宗明（右4），左景鉴（右5），吴味辛（右6）。

师恩如海永志难忘

老师们不仅教给我医学知识，生活上也对我关心有加。有一位深受大家尊敬与爱戴的心血管科老主任林琦教授对我的关爱与帮助令我永世难忘。

1958年12月，为支援重医建设，林琦教授和爱人朱祯卿教授（重医创校先驱、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奠基人、重庆附一院神外科主任）决定举家西迁重庆。林琦教授领衔组建了重医附一院心血管内科，先后担任大内科副主任、主任，并以前瞻性的眼光推动了心血管内科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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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林琦与朱祯卿及子女在重医附一院第一阶梯教室前合影

1961年初冬，重庆市卫生局组织三人小组，对川东地区酉、秀、黔、彭四个县进行“肿病”调查，我因身强力壮、家庭无负担，作为年青医生接受了第一次的出差任务。在出差前夕，林老师主动送上她自己的棉裤，嘱咐我防寒备用。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这条棉裤无异于雪中送炭，让我穿在身上，暖在心里，顺利度过了严寒的冬天。因农村的卫生条件差，数月后我返回时，头发里和衣服上都长满了虱子。返回医院，我把这条棉裤经高压消毒，再用镊子将虱子卵一个个挑下来，细心处理后怀着满满的感激之情送还给林老师。

2019年10月，94岁高龄的林老师怀着深深想念的心情，来到久别的重医故地重游。消息传开，重医的领导们、老师们及当年共同战斗过的上医同仁们欢聚一堂，前往看望留念。我做为学生，怀着钦佩与感激的心情，尽力陪伴在林老师身旁度过这美好难忘的日子，并祝福老师幸福安康，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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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琦老师和重医的年轻学子们在钱惪院长的塑像前合影（2019年10月）

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是老师，老师们爱国、爱校、坚持真理、坚持科学，无怨无悔地为祖国医学教育事业奉献终身。他们艰苦奋斗、严谨求实、刻苦钻研，以科学态度为劳苦大众服务，全心全意为培养医学人才奉献力量，大师们的教导深刻影响我的成长。老师们为建设重医留下的丰功伟绩，可歌可泣，永世长存！我能在老师的指导下，在重医附一院这块热土上添砖加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甚感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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