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央音|杜鸣心：植民族之根 谱心灵之曲

杜鸣心简介：

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作曲系教授。1928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先后就学于重庆育才学校、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为音乐教育家，其在“央音”从事教学工作70余年，培养出王立平、叶小钢、王黎光、张丕基等一批活跃在国内外的著名作曲家。作为当代著名作曲家，其创作领域广泛，包括舞剧、交响乐、钢琴、小提琴协奏曲等各类体裁音乐作品近百部，代表作有《鱼美人》《红色娘子军》《青年圆舞曲》《洛神》《钢琴协奏曲》《玄风》等。

我的童年是经历过起落的。10岁之前，我的家庭基本算是一个小康之家，因为父母都很喜欢戏曲和流行歌曲，平时家里的手摇唱机总有乐声响起，使我在无忧无虑状态下对音乐有了最初印象。转折点出现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役，身为国民党军队少校营长的父亲，随部队从驻扎之地武汉奔赴上海前线，后不幸战死疆场。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只能返回老家湖北潜江。因为生活贫困和躲避日本侵略军，1939年我被母亲忍痛送到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容站，后又被送到四川永川县第二儿童保育院。在那里，我幸运地遇到了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年冬天，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到永川招生，我因动情领唱《松花江上》获得好评，从300多名少年儿童中脱颖而出。进入“育才”，我跟随贺绿汀、任光、范继森、黎国荃等音乐家，学习钢琴、小提琴、音乐理论等课程，接受了正规的专业音乐教育。抗战胜利后“育才”迁往上海，我除了继续跟范继森先生学习，还拜师拉扎罗夫（俄）、吴乐懿等著名钢琴家。

上，1940年，杜鸣心（前排左1）与育才学校音乐组同学一起练习合唱。

下，1946年，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在重庆举办舞蹈晚会，育才学校弦乐队伴奏（后排左2为杜鸣心）。

成为“央音”首批教师

1949年初，吴乐懿老师带我和她一起赴印尼，参加一个为海外侨胞募捐的义演活动。半年后，我与一批爱国华侨一起经香港回国。在天津港口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听说我是学音乐的，遂让我去北京人民文工团担任演奏员。没想到的是，我的恩师贺绿汀就在该团担任团长。新中国成立后，贺先生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兼上海分院（今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我本想跟他一起去上海，但最终还是听从他的建议，并在他的推荐下，于1949年11月前往当时在天津办学的中央音乐学院，成为学校首批教师。

左，1949年，杜鸣心赴印尼演出时留影。

右，1949年，杜鸣心与贺绿汀及李凌之子合影。

中央音乐学院由国内多所音乐教育机构合并组建而成。负责安排我工作的教务处副主任李凌同志，曾与我在育才学校共事。他了解到我一直跟随贺先生用固定调唱名训练，而且还有不错的钢琴基础后，安排我教授视唱练耳课。那时学校的工作氛围很好，教研室组长黄国栋老师经常组织我和熊克炎等同事开会，一起讨论研究教学上存在的问题。当时这门课的主要困难是缺少教材。我们克服困难，使用固定调唱名的法国教材，同时也自己编写旋律作为补充。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我一般采取边弹（即兴伴奏）边唱的授课方式，并将民歌、戏曲以及原创歌曲和小型器乐曲手抄后油印，作为教学的辅助材料。有一次我因为近视散瞳看不清楚琴键，没有弹琴伴奏，学生们都反映那堂课上的“没意思”。第二周我们就又恢复过来。现在学校的视唱练耳教学水平已经很高了，但当时学生们的水平都比较低，视唱教材以G、D、A大调作品为主，最难的曲目也只有3个升降号。

建校初期各个专业都非常缺少教师，我还承担了钢琴副科的教学任务。学校领导特安排我在业余时间跟随钢琴系易开基教授，以进修性质学习了两年钢琴。在工作之后还能继续进修，这对我来说非常难得和幸运。

走出国门交流学习

学校建立时我们新中国也刚刚成立不久，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限。但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政府仍尽一切努力与国际社会（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1951年5月，在马思聪院长的率领下，我与声乐系主任喻宜萱、时为我院上海分院（现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的周广仁，以及著名民族歌唱家郭兰英、民族器乐演奏家刘管乐、边军和作曲家安波等人，组成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这是“央音人”的首次国际音乐文化交流之旅。在28天的时间里，我们共举行了10余场不同形式的音乐会，赢得当地各界的广泛赞誉。我在代表团中主要担任钢琴伴奏。喻宜萱老师的声乐伴奏难度不大，只要把谱子练熟就行；而马院长演奏的是他自己创作的小提琴曲《西藏音诗》《思乡曲》，有时会即兴发挥，让我不太好跟。因为缺少伴奏方面的经验，又因时间紧任务重，每次排练都弄得我很紧张。马院长发现后跟我进行了很好的沟通，慢慢找到合作感觉后，我的自信心也提起来了。

1951年，杜鸣心赴捷克参加捷克“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右，杜鸣心（后排右2）与喻宜萱（前排左）、郭兰英（后排左1）在当地参观游览。

那次赴欧洲的演出经历，不仅使我在钢琴演奏上收获很大，也让我开阔了国际视野。因此，几年后当我和黄晓和作为学校派出的第二批（第一批是吴祖强、郭淑珍）留苏生，进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时，我倍加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最初考取的是留苏预备班的钢琴专业，1954年夏天临出发前，当我听说作曲专业因故空出两个名额时，遂向当时在文化部办公厅工作的赵沨同志（后长期在我校担任领导职务）求援，希望能够改学作曲。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才幸运地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重要转折。

我系统地学习西方作曲技法，真正意义上是从留苏开始的。在“柴院”，我除了跟著名作曲家楚拉基教授学习作曲，还跟理论教研室主任斯克列勃科夫教授学习“作品分析”，这为我回国后讲授这门课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由于楚拉基教授还兼任莫斯科大剧院院长职务，使我有机会现场观摩了大量的苏（俄）歌剧舞剧作品，这也对我日后的音乐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1955年的五一劳动节，杜鸣心在莫斯科大剧院前留影。

下，1954年，杜鸣心（前排左4）留苏前与青年团小组的同志们在音乐学院大门前合影。

教学创作齐头并进

从苏联学成归国后，我主要教授作曲和作曲技术理论课。我的很多教学理念和方法，以及使用的教材，都继承、借鉴了“柴院”和两位教授的经验。楚拉基教授上课喜欢借助钢琴示范，如学生习作若有不妥，他会在钢琴上弹出修改方案并讲出缘由。这种直观的上课方式，我始终坚持到现在。而斯克列勃科夫教授，则从更细致的角度出发，教我如何把乐思用合理结构组织起来。我在教学中也比较注重给学生们打基础，告诉他们作曲要有章法，音乐结构很重要。

20世纪80年代，杜鸣心与作曲系学生合影。

在教学的同时，我自己也进行音乐创作，作品几乎涉及音乐的所有体裁，其中《鱼美人》《红色娘子军》两部舞剧音乐的社会影响最大，可以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了现在。1959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决定创作一部神话题材的民族舞剧《鱼美人》，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节目。该剧总导演、苏联专家古雪夫十分重视舞剧音乐的创作，提出要由有留苏经历的作曲家来完成，因此这一重任就落在了我和吴祖强老师身上。当时“大跃进”的风潮席卷全国，学校师生都到北京郊区永丰屯乡下参加劳动。为了按时完成创作任务，时任党委书记、副院长赵沨同志排除干扰，巧妙安排我们每星期三天参加劳动，三天回城赶写《鱼美人》钢琴谱。先期的钢琴谱写作很顺利，在暑假前基本完成并马上配器。因时间紧，赵院长动员全体管弦系师生不放暑假，赶排《鱼美人》。我们用流水作业的方式，配完一段总谱立即交于管弦系抄分谱进行排练，等我们总谱配完，乐队已能完整演出整场舞剧的音乐。最终，师生们以大团结、大协作的方式，于国庆成功演出《鱼美人》并广受好评。

上，舞剧《鱼美人》演出节目单。

下，舞剧《鱼美人》之《女妖舞》创作手稿。

舞剧《鱼美人》排练照，指挥黄飞立。

杜鸣心教授深情回忆《鱼美人》音乐创作的难忘经历。

因舞剧《鱼美人》音乐大获成功，数年后我又和吴祖强等人一起，接受了创作革命题材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的任务。当时，文艺界提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1964 年中央芭蕾舞团正式组成《红色娘子军》的创作班子。文化部邀请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和我校等单位共同参与。这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第一部芭蕾舞剧，时间更紧、任务更重。我和吴祖强加上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组成创作小组，五人分工合作，共同创作完成该剧音乐。我主要负责第四场的后半场和第六场。现在想起来创作这个舞剧主要得益于采风。虽然作曲系经常组织下乡采风活动，但我一直有繁忙的创作任务并未参与。但在创作《红色娘子军》期间，我自己多次去海南岛听了很多当地民歌和黎族舞曲。有一首黎族民歌围绕Sol Do Mi Sol四个音展开，我就用这个素材写了《快乐的女战士》。《万泉河水》民歌原型是一首五指山区山歌，我去海南岛之前就知道这首民歌，在海南岛又听了民间歌手的现场演唱，有较深的印象，在创作《万泉河水》时立刻就想到这首民歌。歌曲前两句跟民歌基本接近，后面经过我的变形和发展以及转调，使它更明朗，更有力量。

此外，我还于20世纪70年代初，与刘廷禹、刘霖一起创作了现代芭蕾舞剧《沂蒙颂》（中央芭蕾舞团）的音乐，并与剧组一起多次到山东沂蒙山区体验生活。我认为，专业作曲家应该注重从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

上，《红色娘子军》创作团队（缺戴宏威老师）：吴祖强（前左）、杜鸣心（前右）、王燕樵（后左）、施万春（后右）。

下，20世纪70年代初，杜鸣心（后排左3）参与现代芭蕾舞剧《沂蒙颂》（中央芭蕾舞团）的音乐创作，与李承祥（后排右4）、黄伯虹（后排右1）等该剧主创人员一起，到山东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体验生活。

我的艺术观念的形成，与我在育才学校所受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原名“杜明星”，因陶行知先生所教：“学音乐不要走到象牙塔里面，你们要为广大的群众服务”，我才将名字改为了谐音“鸣心”。另一方面，苏联艺术家重视将本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创作中的理念，也对我有着重要影响。

上，1986年2月在美国特拉华州访问期间，当地乐团演奏杜鸣心创作的弦乐四重奏。

下，2007年10月19日，由北京文联、北京音协、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杜鸣心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演出后师生合影。左起：姚盛昌、叶小钢、刘索拉、杜鸣心、瞿小松、李滨扬。

我认为，音乐创作是作曲家内心情感的表达，不管用什么样的技法，只要音乐能够真诚表达自己的感情，又能真正感染别人，就是好音乐。用音乐与他人进行交流，从而产生共鸣（正如我的名字“鸣心”），这就是我们作曲人所希望的，这并不是“讨好”他人，更不会因此就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另一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作曲家要在民族文化传统之上去发挥、发展，如果没有民族的根基，脱离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作品很难能够保留下来。因此，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从“心”出发，多创作出一些贴近人民群众的音乐作品。

（感谢音乐教育学院对视频拍摄的大力支持）

本文为原创内容（部分图片由杜鸣心教授提供），未经同意禁止商用、转载。文章及图片版权归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所有。

供稿：档案馆（校史馆）

采访：张乐、宋学军、王凌钊（摄像）

文：宋学军、张乐

视频剪辑：张乐

责任编辑：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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