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城市建筑艺术论文

城市建筑作为一种特定的视觉符号,它是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特征、地域文化的综合和浓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城市建筑艺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发展史，目前还正在总结和研究之中，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要比较确切地描述它，可能还要有一段回顾的时间。据笔者的意见，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50年代以前，创作方法以复古主义为主导;第二阶段为50年代至60年代中，是对复古主义的一种不完全恰当的纠正，可称之为简约化时期;第三阶段为60年代中和整个70年代，即所谓““””和它的影响时期，建筑艺术创作被错误地引上了一条“政治化”的道路，可称之为庸俗政治论时期;第四阶段从80年代开始至今，以中国进入新时期为契机，建筑艺术创作才步上了一条健康的道路，可称之为多元建筑论时期。

复古主义可以说是此前“民族形式”建筑运动的延续，其主张大致是希望将狭义的“民族形式”即传统建筑样式赋予新建筑，而甚少顾及新建筑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的一个值得肯定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事实对爱国建筑师所起的激励作用，但“建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企图将曾适用于木结构和手业操作方式建造的宫殿、庙宇等样式硬加在功能、材料、结构、施工方法及人们的审美情趣都与之大不相同新建筑上面，肯定是一条岐途。

复古主义曾经盛行的外部条件则是当时倡导的学习苏联的运动，当时的苏联建筑正是走在复古主义的道路上。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北京西颐宾馆、重庆人民大会堂、长春“地质宫”、北京三里河“四部一会”办公楼等。它们大都有一个庞大的有如宫殿的大屋顶，覆盖着彩色琉璃瓦，檐下布满用钢筋混凝土浇注的斗拱，所有钢筋混凝土梁和柱都模仿木结构构件，其上满绘彩画，门窗也是古代木门窗的式样。

由于复古主义建筑的昂贵造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仍十分困难之特别不合时宜，很快就引起了注意并加以纠正。但这种纠正却相当缺乏理论深度，多半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必然导致了简约化的出现。简约化的关键词是节约，显然有它的合理性，但过于片面，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时间，似乎节约造价成了一切，建筑师的工作就像是在制造一件普通工业产品一样，放弃了对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的追求。

但在这段时期，因着国庆十周年的庆典，以北京为中心，也一度出现过一段对建筑艺术价值的肯定与追求，其代表性作品如北京国庆十大工程中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农业展览馆和中国美术馆，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它们的处理方式多半是在建筑上集中置放一个或数个缩小了的宫殿式屋顶，或者采用平顶，虽然也采用了琉璃，造型和装饰都有所简化和创新，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但这几个作品只能算作是特例，而且基本上仍是折衷主义手法，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仍是比较平庸的。

在““””时期，与中国其他领域所受到的破坏一样，建筑创作也受到了极大摧残，被十分不恰当地要求必须体现某种被歪曲和吹胀了的“政治”概念，于是在各地兴建的所谓“万岁馆”、城市中心广场或其他城市标志性建筑中，就出现了可称之为政治具象象征主义或抽象象征主义，以及无原则的模仿北京国庆十大建筑等的“创作方法”。

庸俗政治论毫无群众基础，随着““””的结束，也迅速被抛弃。

从以上事实，可以深切体会到宏观文化环境对于建筑艺术的健康发展是何等重要。这些观念并不相同，有些还尖锐对立，但可以认为，它们都同属于一元建筑观念，即不是片面地强调建筑的这一个侧面就是片面地强调另一个侧面，总是不能认识到建筑的矛盾复杂性也即多元性的基本性质。而且所强调的一元不是被极化就是被扭曲，终于也不能成为多元论建筑论中的一个正常的构成。

从80年代开始，由于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促成了思想的活跃，关于人的价值的全面思考，关于传统的再认识，关于几十年所走道路的反思，以及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美学热、文化热的兴起，还有建筑创作任务的空前规模，都推动了建筑理论的加速发展，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建筑多元论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已深切认识到，建筑艺术应该与时代紧密同步，应该立足于中国现代生活的坚实土壤上，坚持创造既具有时代特色同时又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建筑文化。“中国”是对应于异域而言的，基于共时性的理由，其中就不能不包含那些可以吸收为自己一部分的因素，这部分因素，就既是异域的，也是中国的。同样，“现代”是针对过去而言的，基于历时性的理由，也不可能不包含那些可以溶化为自身一部分的因素，这部分因素，就既是传统的，也同时是现代的。所以，立足于中国现代，既包含“中国现代”本体生发出来的活力，也包含可以为它接纳的异域和传统。这个“包含”，就不是全盘照搬，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全面复古，而是以之为营养，作出自己的创造。

80年代以来的大量作品正是建筑艺术步入健康发展轨道的最好证明。这些优秀作品又可以有多种创作方法，既有侧重于从传统吸取营养，开拓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也有侧重于从异域借鉴灵感，转化为具有中国气派的作品。建筑艺术家所取的态度是从自身出发，不拘一格，古今中外皆为我用。所有这些作品，如果要用几个字或称“流派”来概括，大致可划分为古风主义、新古典主义、新乡土主义、新民族主义和本土现代主义几种。

古风主义是一种特殊情况下更多借鉴传统建筑外部形象的严肃创造，几乎全是在名胜之地原有古代建筑已毁，作为旅游建筑重建或新建的，如武昌黄鹤楼、南京夫子庙与秦淮河、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天津天妃宫文化街等。旅游有它的特殊要求，如需要文化品位，触发思古之幽情，所以，作为一种特殊创作方式，古风主义并不是复古。

黄鹤楼历史悠久，是武汉三镇的标志，最后一次毁于本世纪初，有重建的理由。新黄鹤楼基本按照人们记忆犹新造型也比较成功的清代黄鹤楼重建，层数从三层加到五层，气势更大，周围布置成民俗文化旅游公园，已成为武汉游客必到之处。

新古典主义对传统建筑的外部形象有更多改造，侧重于借鉴其神态意趣的一种创作，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山东曲阜阙里宾舍、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北京西客站等。这些作品对传统是以借鉴而不是以模仿为主，本身也不是被毁古建筑的重建，多因处在著名古建筑附近而采取的一种协调的处理手法，或建筑本身的性质要求人们更多地联想起传统文化。

如阙里宾舍紧邻在曲阜孔庙之东、衍圣公府之南，它就不能只突出自己，而应该与这两座著名古建筑群协调，体量不能太高太大，色彩不能过于鲜明，形象更要与原有古建筑呼应对话。其实阙里宾舍也并不缺乏新意，如它的空间系列，就借鉴了国外共享空间公共大厅的观念，采取自由式平面布局，又以水面、庭园和细部及其他环境艺术作品构成和谐的整体，显示了时代的追求。它的典雅、温文、古朴的高尚文化格调更令人难忘。

陕西是在汉唐时代演出了多少壮阔史剧的地方，唐代是中国艺术史的发展高峰，陕西历史博物馆主要借鉴唐代建筑形象并加以改造和简化，显得气度不凡，雍容大度，明朗而简洁。传统中往往也有许多很符合现代观念的东西，越古的也可能越现代。

雨花台纪念馆虽然是全对称的构图，但仍有明显新意，采用了简化了的古典建筑重檐庑殿屋顶，米色的外墙，只缀以少量纯白，性格庄重、沉静，纪念性十分突出。

北京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首都，现在仍保留有大量优秀的古建筑，形成丰富的城市景观，透出浓郁的古都气息。所以，在作为北京的大门甚至中国的大门的西客站，更多借鉴传统建筑形象，给到达这一古都的中外旅客一个强烈的第一印象，是有充分理由的。西客站座南向北，以北立面为正面，常处于逆光之中，为减轻大片逆光面不可免地会产生的朦胧而沉重的印象，立面处理更强调天际轮廓线的高低错落，在正中开了一个大空洞，显得比较通透，又寓意为“大门”，构思是成功的。

新乡土主义另辟蹊径，不是向以宫殿庙宇的传统主流而转向地方民间建筑采撷精英，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具有浓厚的闽北民居风味的福建武夷山庄宾馆、具有皖南民居特色的黄山云谷山庄宾馆、呈现河西土堡式民居风貌的甘肃敦煌航站楼等。

它们同样也不缺乏时代气息，在单体，都对传统手法了大胆的改造;在群体，更是灵活之至，为小小民居所未曾有。例如敦煌航站楼，由一个方形旅客厅、一座圆形综合楼联以塔台组成。方厅借鉴河西以高外墙封闭，隔绝严酷气候称为“庄窠”的土堡式民居，也围以高墙，墙面全刷土色，以许多不规则排列的浅龛暗喻莫高窟，性格凝重厚实。方厅内有天井，植花通水。圆楼白色，呈螺旋上升动势，与高耸的圆形塔台相接，引起升空的联想。“天圆地方”，也切合航站楼的主题。

新民族主义是指8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的带有当地民族特色的创作，代表作如乌鲁木齐新疆迎宾馆、新疆人民大会堂、西藏拉萨饭店和云南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等。

新疆迎宾馆的维吾尔族建筑风格十分鲜明，也很细腻，又十分现代化。室外那一对喇叭形的冷却水塔高高耸立，内轮廓组合成尖拱，表面嵌砌来自维吾尔石膏花饰意匠的花格，造型秀雅而富特色，标志性很强。根据地区气候较冷，绿化期短的情况，在二层设置了室内花园。新疆人民大会堂的转角塔柱是体现性格的点睛之笔，那是礼拜寺叫经塔的简化变形，内部是管道井。

拉萨饭店也是很好的作品，抓住西藏传统建筑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重视简单团块体量的组合，意在传神。庭园小品和室内装修与传统有更多形似，浓烈而鲜丽。

西双版纳体育馆在体育馆和傣传统竹楼之间找到了结合点，无疑是形象很美的作品，功能也很合理。看台外侧的“干阑”楼面是开敞的休息平台，凹曲的大屋顶与竹楼屋顶声气相通，明显具有傣乡风情。傣族传统建筑风格倾向于开朗、轻灵、秀丽，体育馆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点。

本土现代主义是采用得更加普遍的方法。如果说，古风主义、新古典主义、新乡土主义和新民族主义的创作多少都带有些特殊的性质，使它们与传统的联系更富有内在的有机性，那么，在更多情况下，建筑却不一定和传统有那么明显的直接的关系。虽然如此，这类建筑的优秀作品仍然是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建筑师仍然没有忘记使它们在多元创造中赋予作品以鲜明的时代感与中国气派。之所以冠以“本土”二字，是因为它们与西方正统现代主义有所不同，是中国式的现代。

这样的优秀作品也不少，如具有强烈时代活力同时又隐含有中国式的审美观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深圳体育馆和上海华东电业管理大楼;重视整体环境艺术氛围的创造，取得突出成就的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第一次成功创造了中国园林式中庭的广州白天鹅饭店;结合具体需要、部分模仿西方古典主义的上海龙柏饭店;以传统的神韵为重，部分采用传统构件为“符号”的杭州文化中心等。

国际展览中心的意义在于，在不一定直接借鉴传统的创作中如何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在这个作品中似乎看不到任何“传统”，甚至连“符号”也没有，显示出一定的国际式的倾向，但它的内在的富于理性节奏的造型逻辑还是中国式的。国际展览中心还成功运用了西方后现代主义钢筋混凝土凌空构件作为装饰的手法，在单元体之间的上空横连折板。钢筋混凝土的拱廊也是后现代式的，与折板上下呼应。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在当年日寇在南京的13个大屠场之一江东门“万人坑”原址。基地东北角最高，陈列馆就放在这里，平顶，通过大台阶把凭吊者引上陈列馆平屋顶，可俯瞰屠场全景。全场几乎铺满白色卵石，宛如死难同胞的枯骨，寸草不生，象征着死亡，与周边一线青草表达出生与死的鲜明对比，一片凄厉惨烈的悲愤之情弥漫全场。沿院绕行一周，在断垣残壁似的围墙上有长段浮雕，再现出种种惨剧。经枯树、母亲像，遗骨室里尸骨累累，再现“万人坑”的土层断面，悲愤之情更加深化。建筑物低平简洁，摒弃一切琐细装饰，其体形、体量、流线、色彩、浮雕和单体的组合，都极其单纯简炼，尽量不使突出，重点在于整体环境气氛的渲染。色调统一为灰青色，深沉而庄重。场庭布局借鉴了传统建筑园林的布局手法。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是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主场馆，其总体构思充分考虑了功能与形式、现代与传统、环境与建筑的结合。两座最主要的建筑—游泳馆和体育馆造型相近，两端采用60～70米的塔筒，以斜拉钢索吊起双坡凹曲屋顶，十分强劲有力，符合体育建筑应具有的力度，同时又使人产生传统建筑凹曲屋顶的联想。双坡顶上再突起一个形似传统庑殿顶的小屋顶，形象新颖，既加强了与传统的联系，又富有时代感。

中国建筑艺术还在发展，有理由充满信心地期望，新的中国建筑艺术，在非常杰出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成就的强大荫庇之下，经过与新的生活的融合，必将取得无愧于祖先也无愧于时代的更大辉煌。

摘要： 关于城市的界说之一，是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确，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城市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关键词： 建筑文化 城市建筑

中国现代大都市的形成主要源自两种不同的历史：一些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岛、大连等，在殖民统治或租界时期，主要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形成的今天的城市格局和面貌;而内地的历史文化古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主要是在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建设和改造，形成的今天的城市面貌。

作为新中国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而发生在北京的事往往是具有全国性的。

北京和南京

虽然在许多方面，北京和上海最显著地形成一种对比;但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最具有可比性的却是北京和南京，它们是两个时代分别由中国人自己规划、建设的国都。

1927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即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以美国设计师墨菲和古力治为顾问，负责制定《首都计划》。于1929年底完成并公布的这一计划，包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许多方面。按照《首都计划》，南京城明确分为几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如中央政治区、南京市行政区、公园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这是我国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按功能分区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先尝试。如何设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该规划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伦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设想，因费时耗力，未予通过。规划确定的是在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区。

在规划和城市建筑风格的指导思想上，《首都计划》称其主旨是“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城市建筑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以中国之装饰方法，施之我国建筑之上”(罗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沿街的重要建筑，均为传统大屋顶的民族样式，如财政部、励志社、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出现了一批现代宫殿式建筑，如南京大学教学楼、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等;以及一批在实质上融合中西的优秀建筑，如中山陵音乐台、军区总医院、江苏省美术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该规划的不少内容未能全部实施，包括中央政治区的建设。但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这一规划奠定的，今日南京浓荫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楼、新街口的环岛式街心广场，都是在那时形成的。

与南京相似的是，五十年代初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也是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建筑家进行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央政治区的设置。出于保护古都文化的考虑，梁思成、陈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区的规划思想，提出在旧城之外的公主坟一带另建中央行政区的方案，遭完全否定。当时之否定另建新区，除经济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拥皇城的心理，以及视旧城为封建遗留，需要加以“革命”和改造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原因。随着大规模拆毁城墙、城楼、牌楼，在旧城区内对王府、坛庙、名宅等“废物利用”，见缝插针地兴建工厂、机关、学校，北京古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五十年代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旧城的超强度开发，致使人流、物流、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它被恰当地定名为“破坏性建设”。其实际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吴良镛先生总结为“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吴良镛《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燕山出版社， 1988年)。虽然建立功能分散的、多个城市中心的意见始终不绝，但北京仍以“铺大饼”的方式迅速扩张。近年来在近郊已经建立了若干个规模巨大的新居民区，然而，那些拥有几十万人口的新区却并没有建立和发育城市的功能，居民们仍需长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动。

今日北京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城市轮廓线东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红门，北达清河镇，方圆约六百平方公里，已经是老北京城面积的十倍。换而言之，我们已经建设了相当于十个北京城，而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却终于在我们眼前日新月异地消失了。

新北京：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新北京的建筑风貌成为我们透视体制文化变迁的一个窗口。

1953 年所作的首都建设“规划草案”，其基本要点包括：以旧城的中央区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使其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首都要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要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改建扩建北京，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改造道路系统、改变水资源缺乏等自然条件，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总方针的表述十分奇特也很传神：“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结底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当代中国的北京》上册，第86页)这一实现革命化、工业化的思路，直接导致了“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方针。

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象征符号，如 “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城市建设的历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停滞和平庸的时期，唯一迅速增长的是人口。以北京为例，1982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1949年底增长了4.8倍，达917.8万人。那也是简易房、筒子楼大行其道的时期。除了十里长街的观瞻之外，沉重的人口压力，革命时期的混乱无序，使城市不堪重负，大多数四合院正是从那时起，变成了破败凋敝、人际关系紧张的大杂院。

当八十年代新的建设高潮来临时，和中国的各大城市一样，北京又一次成为到处开膛破肚、彻夜施工的大工地，但其面临的问题却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单一和单纯。城市建设承载着人口压力、民生改善、国家形象、商业利益、政治利益、部门利益、政府政绩等来自不同方向的复杂压力，处于各种不同的欲望、抱负、追求、利益前所未有的紧张挤压之中。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严整统一、“君临天下”的中央意志渐渐退隐了，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北京又一次脱胎换骨。但与同期的上海相比，无论在单体建筑的新颖和独特性上，还是在整体风格的协调上，都远远落在了上海之后。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 “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首都的建筑何以难以保持协调的风格和应有的水准，这似乎是很令人费解的。其所透露的其实是体制文化的变异。北京市各行其是、参差不齐的公共建筑，可以说是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有人称为“部落主义”)典型的文化体现。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各部门的建筑主要是由本部门按照一己需要设计、建造的，无论选址还是建筑风格，都是首都规划委员会难以干预和协调的。同时，这种部门主义的建筑，较多地凝固了“长官意志”。

权力所及，各个城市都不乏历届领导人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在北京，典型为前市长陈希同提倡的在高楼顶上加盖小亭子的建筑(被称为“戴绿帽子”)。其顶尖之作、也是收山之作是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它可能是一个标本，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将个人的喜好蛮霸地强加于社会，把巨大当成伟大，把纪念性的气概不凡放在首位，而无视公共建筑方便、实用的功能。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竟达八千万元之巨。近年来，在一些城市“领导人工程”、“形象工程”仍呈蔓延扩大之势，导致无功能建筑的大量兴起。一些城市大兴建广场、修草地、铸大钟、建城市雕塑之风，在这场比“大”的竞争中，有的县级市的广场面积甚至超过了天安门广场。

与之相应的是，在部门割据和地方主义的体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区的城市规划几乎成为不可能。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在华北经济圈、京津冀唐地区的整体发展中，按照“大北京”的概念进行设计和规划，如同大东京、大巴黎那样，但这至今仍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

高度之争：城市建设的“香港模式”

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突出的主题，它也尖锐地体现在北京的建筑中。严格地说，这种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渗透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之中。从大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上海滩24 层高的国际饭店的啧啧赞叹，到对今日浦东88层高的金茂大厦的满腔自豪，都反映了这种“现代化=高楼大厦”的集体认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化某个时期对高层建筑的新奇之后，对高楼大厦的竞争几乎集中在东亚，尤其是那些“从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兴国家和城市，无不把自己的经济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对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

在北京城，对高度的竞争是悲剧性的。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对建筑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马上白热化。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在学术界的呼吁下，1985年北京市出台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规定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对这一控制最强烈的挑战，来自香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亚洲最大的商业性房地产建筑群“东方广场”。它招致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引起强烈争议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担忧其对北京古都风貌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斥资20亿美元，建造面积达 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原设计方案东西宽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门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度为38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这座体量4倍于大会堂、高度2倍于大会堂的庞然大物将使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些标志性建筑变得矮小，导致城市中心偏移，从而打乱历史形成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作为妥协的产物，东方广场终于被拦腰截断，呈现粗壮矮胖的身姿(经修改降低高度和容积率后，仍近40米高)。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东方广场西侧建于七十年代初的北京饭店新楼。它也是经修改设计后被“裁短”的，原因是出于对中南海安全的考虑。两者命运相同原因却大不相同，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了。

近年来，北京市广建“金街”、“银街”，“中央商务区”，孜孜追求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华尔街”和“硅谷”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几乎淡不可闻。在这一建设高潮中，长安街东侧已经被港资为主的一批写字楼、商厦抢滩。而城市高度控制在旧城区则被全面突破，几无严肃性、权威性可言。这一事态并不是孤立的。类似的一例，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福州市中心区进行的成片房地产开发，将拥有众多文物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毁坏殆尽，面目全非。

最早对“香港模式”表示担忧、发出警告的是被称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建筑大师张开济。早在七十年代末，当火柴盒建筑刚刚出现、备受青睐时，他就指出“现代化不等于高层建筑”。当前，他主要是反对北京和内地在住宅建设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兴建“塔楼+梅花桩”式的小区。高层住宅由于造价高、使用系数低、能源消耗大、经常费用高，朝向问题造成大量“阳光贫困户”，以及不利于老人、儿童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等诸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设，一些国家则正在拆除几十年前建造的此类建筑。他认为比较可行的是用“多层、高密度”替代“高层、高密度”。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一压力之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正如识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详见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京青年报》讨论文章)。

这恐怕是当下正在中国发生，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城市建设为房地产开发浪潮所牵引，不受制约的商业化正在成为主宰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国家城市建筑风格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称，目前有十家左右美国的跨国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操纵世界建筑市场，以跨国资本为后盾的文化中心则在制造和输出各种建筑理论和流行风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建筑协会的高度重视(《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2日，《北京晚报》1999年6月4日)。

自然，知识分子的意见很难改变什么。玻璃幕墙高楼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各地推进。在云南边城丽江，兴建起了类似希尔顿饭店那样的华丽大厦。西湖之滨早已高楼林立，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厦，被市民诟病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两面三刀，歪门邪道”。适值世纪之交，城市之间对高度的竞争又增加新的动力━兴建“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据称，福州市将建一座主楼高306米、88层的摩天大楼，主体建筑由金银两色的玻璃幕墙组成，总投资20多亿，高度为福建第一，全国第三。而上海浦东在新竣工的金茂大厦附近，又将建设一座更高的高楼。

建筑中的流行文化

当上海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自诩和骄傲时，它标识的是城市之间的另一场竞争━速度之争。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惟恐变化太小、变得太慢，落在人后，因为领导人的任期是短暂的。以北京为例，近年来仅住宅建设的速度，即达到每年竣工800多万平方米。为了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机开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开发的模式。许多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迹、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别、鉴定便被夷为平地。当张开济等建筑和文物专家呼吁北京城市建设应放慢速度，以为文物保护留下必要的时间时，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并且将开发的权力下放到各区，鼓励各区之间开展速度的竞赛。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成为房地产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世纪末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法国建筑师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备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由于它的复杂功能和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特殊位置，其入选方案举国瞩目。它最终被擅长机场设计的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成浮在水面之上、银光闪闪的巨大金属半球，被北京人称为“大水泡”。作为北京市最独特的另类建筑，它因其后现代风格、建筑功能不甚合理和极其高昂的造价，遭到了科学家、建筑师的强烈抵制。有趣的说法之一，是法国人总算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的确，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它横陈在首都的中心和世纪交替的时点上，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一个强烈的象征，宣告着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情感的终结，宣告着多元文化、异质文化融合的时期到来。

另一种疑问是这样的：北京目前并不算很多的文化设施、演出场所得到充分利用了吗?北京究竟能为国家大剧院提供多少高水平的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广州市拟建的大剧院因其耗资巨大，在务实的人大代表的质询下终告流产。这一提问的价值在于它触及了城市现代化的本质。对城市这个“文化的容器”，归根到底，其中有没有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现代性最终是由其文化软件制约和说明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北京和上海的区别，比它们在城市建筑上表现出的更为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当群众性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缺乏实际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热、坚硬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决各种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博物馆和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鸽使之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传统象征。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也消解着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盗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外文化空间;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被现代生活割裂在胡同、大院和小区里的北京市民，自有内在的力量和逻辑。当《北京晚报》炮制着类似小靳庄诗歌那样歌颂美好生活的新民谣时，北京市民对平庸生活的抗争从未停止。一种是贫嘴张大民式的，以小人物自嘲自贱的传统方式，化解生活的辛酸和无奈。另一种是艺术家张大力式的，他用“把脸画在墙上”的先锋行为，向这个喧嚣而沉闷的社会作出一个怪诞的姿态，发出一个奇异的声响。而游历西藏达十年之久的自由电视人温普林，写下这样的句子：“我深深地怀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声的夜晚，那一切是我们人生中的珍藏。” (温普林《茫茫转经路》，2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城市快车依然循着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轨道凯歌行进。北京市开始兴建的又一条通衢大道，使发现不久的曹雪芹故居遗址面临灭顶之灾，引发了知识分子新的抗议浪潮。建筑师和规划专家的反思认为，二战以来在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大规模改建为特征的城市更新运动，在西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应该认识到“社区发展”规划、渐进式规划、公共选择规划、历史街区修复、小规模改建、住户自建等多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大城市的生与死成为令人兴奋的话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春天狂烈的沙尘暴、严重的干旱和水资源的极度匮乏，凸显了北京作为沙漠化边缘城市的危急地位。人们公开和私下议论的问题是：北京会被迫迁都吗?

摘要：建筑和建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筑又是人类衣食住行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建筑学者为人类提供了仇美舒适的生活环境，因此说建筑学隐含着无限的艺术性，人类将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不断探索建筑学的未来。

关键词 建筑;建筑学;艺术

建筑学是一门艺术，不只是供人欣赏，百姓的衣食住行中的“住”就跟我们的建筑息息相关。世界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变革，建筑学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建筑师的著作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展示。

一 建筑学综述

所谓建筑学是研究建筑物及其环境的学科，其旨在总结人类建筑活动的经验，以指导建筑设计创作，构造某种体形环境等等。建筑学的内容通常包括技术和艺术两个方面。传统的建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建筑物、建筑群以及室内家具的设计，风景园林和城市村镇的规划设计。

建筑学这门学科以设计建筑为主，同时包含其它相关技术。可以通过对一块空白场地的分析，同时依据其建筑对房间功能的要求，建筑的类型(如体育馆、电影院、住宅、厂房等不同类型)，建筑建造所用的技术及材料等，对建筑物从平面，外观立面及其内外部空间进行设计。其范围小到简单的房间布局，大到城市数个街区的建筑群体的设计。我们说，建筑学服务的对象不仅要满足人们物质上的要求，而且要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要求。因此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密切影响着建筑技术和艺术。

二 建筑学的艺术性

(一)建筑学在艺术中产生。建筑学有很强的艺术性质，这一点区别于其它学科，它需要大量的财富和技术条件，大量的劳动力和集体智慧才能实现。它的物质表现手段规模之大，为任何其它艺术门类所难以比拟。宏伟的建筑建成不易，保留时间也较长，这些条件导致建筑美学的变革相对迟缓。建筑艺术还常常需要应用绘画、雕刻、工艺美术、园林艺术，创造室内外空间艺术环境。因此，建筑艺术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

我们知道，莫扎特堪称是位伟大的建筑师。当然他所使用的建筑材料是旋律、和声和节奏，以及音的高低、时间的长短和音量的大小等。“广义的建筑师”是个很有用的术语。他们常说“谁要是想把握无形的世界，必先考察有形的世界。”1782年26岁的莫扎特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自白：“我经常后悔我没有学建筑而是学了音乐。”也许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在莫扎特的心目中，音乐和建筑在结构和美学境界上必定有相通处。由此说，建筑学是一门艺术，但不是纯粹的艺术，它与国家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发展水平紧密联系。

例如，西方的建筑风格，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建筑艺术。而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所以莫扎特音乐的根也可以在古希腊罗马建筑风格中追寻到，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在它们的造型背后，是稳定的和谐以及对称美。其实奠扎特音乐也拥有古希腊神庙建筑的对称美和稳定的和谐。

古希腊建筑以端庄、典雅、匀称、秀美见长，既反映了城邦制小国寡民，也反映了当时兴旺的经济以及灿烂的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罗马建筑的宏伟壮丽，反映了国力雄厚、财富充足以及统治集团巨大的组织能力、雄心勃勃的气魄和奢华的生活;拜占廷教堂和西欧中世纪教堂在建筑形式上的不同，原因之一是由于____东、西两派在教义解释和宗教仪式上有差异;西欧中世纪建筑的发展和哥特式建筑的形成是同封建生产关系有关的。封建社会的劳动力价值有所提高，再加上在封建割据下，关卡林立、捐税繁多，石料价格高涨，促使建筑向节俭用料的方向发展。同样以石为料，同样使用拱券技术，哥特式建筑用小块石料砌成的扶壁和飞扶壁，这同罗马建筑用大块石料建成的厚墙粗柱在形式上大相径庭。

(二)建筑学立足于艺术设计。建筑设计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总结各种建筑的设计经验，按照各种建筑的内容、特性、使用功能等，通过范例，阐述设计时应注意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另一类是探讨建筑设计的一般规律，包括平面布局、空间组合交通安排，以及有关建筑艺术效果的美学规律等等。后者称为建筑设计原理。室内设计是从建筑设计中分化出来的，它主要研究室内的艺术处理、空间利用、装修技术及家具等问题。

建筑构造是研究建筑物的构成，各组成部分的组合原理和构造方法的学科，主要任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技术经济和艺术造型要求提供合理的构造方案，指导建筑细部设计和施工，作为建筑设计的依据。

三、建筑学的发展

中国近代建筑教育由两个渠道组成：一是国内兴办建筑科、建筑系;二是到欧美和日本留学建筑。在时间程序，留学在先，办学在后，国内的建筑学科是建筑留学生回国后才正式开办的。从现有资料看，我国最早到欧美和日本留学建筑都始于1905年。

1902年建筑学第一次纳入了中国教育体系。1928年5月定名的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国第一个设立建筑系的高等院校。建国初期，中国建筑学专业的发展获得更快的进步，在以梁思成等知名建筑学专家的带动下，中国的建筑学专业蓬勃发展，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中国的建筑学教育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建筑学所涉及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以及作为实用艺术的建筑艺术所包括的美学的一面和实用的一面，它们虽有明确的不同但又密切联系，并且其分量随具体情况和建筑物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在某一建筑物中可能某些因素很强而其余因素很弱，但在其它建筑物中情况则可能迥异。事实上，作为专用词的“建筑学”所研究的对象不仅是建筑物本身，更主要的是研究人们对建筑物的要求及其如何满足、研究建筑物实体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中分别对应的策划、设计、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建筑同其它有关科学技术的关系更加密切，建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结构理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运用，高层建筑和大跨度建筑的发展，体现了新技术的魅力。建筑工业化体系的运用，加速了建筑事业的大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进入建筑设计领域所引起的设计方法论的研究势必深刻地影响建筑学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密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城市规划和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成为当代建筑师、规划师和园林设计师面临的共同课题，同时也为建筑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建筑和建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将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不断探索建筑学的未来，为这部巨著撰写新的更加瑰丽的篇章。

四、结语

建筑学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一座出众的建筑就有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种文明的神奇作用。例如提到澳大利亚，人们禁不住想到悉尼歌剧院;提到埃及，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t至于伊斯兰的圆顶、中国的飞檐、美国的摩天高楼更是深深地融进了民族性格之中，成为各自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再也不满足于火柴盒式单一的建筑模式，各种个性化、艺术化的地标性建筑，优美、舒适的小区层出不穷，建筑师这个职业也逐步热了起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科学的建筑制图方法问世，建筑技术和艺术有了更加精确的表达手段，极大地推动了建筑学的发展。国家有关政策对建筑学专业的规划前景也很乐观，中国的建筑学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将会使建筑学者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也会出现更多的世界知名的建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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