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3)

现代文学

2010-10-28 13:55:33 文/马婷婷

三九十年代文化转型的深层问题

90 年代全球处于后冷战时期，它在破除了“冷战神话”即两大政治集团的长期军事对峙和文化对峙以后，又破除了“政治神话”和“意识形态神话”，不再以二元对立的政治性思维作为国家民族和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也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际间的阵容和各种利益集团。世界出现了重新组合，多元多极权力构成新型的“后冷战时期”。然而，当今世界在破除上述“三大神话”后，却又不期然地重建了“新三大神话”：“当代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和“经济金钱神话”。这三种神话在虚设幸福乌托邦的同时，埋下了未来社会的无穷问题和现实阴影。

其一，当代科技神话的无价值之承诺。 90 年代的科技神话是以 1994 年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 95 年风靡全球的英特网， 96 年电脑热， 97 年“克隆”羊多利的出现而推向高潮的。

信息高速公路是“后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它以其迅捷方便和时效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消遣娱乐方式，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信息高速公路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包括信息泛滥，信息垃圾，网上黄毒等，导致精英文化在信息网的传播中受阻，大众文化日益泛滥。而且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和英特网上的主导语言是英语，又造成非英语的其它语言遭遇交流的障碍，因而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后殖民形态。加之，信息的过分芜杂和私人化，使得现代心灵疾病如孤独寂寞及所谓的“电子综合症”———精神幽闭、意识抑郁，只能在虚拟时空中与人交流，其自卑远远超出以往所有时代。电子信息的高速度快节奏，使人们以时间的瞬间感和当下性逐渐取代了历史性，平面感逐渐取代了深度感。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一种实在的现实交互关系，转变成一种互不谋面而仅仅依靠电脑网络信息问答的冷漠关系。当代人尤其是跨世纪的一代年轻人的心灵，变得甚为脆弱。

科技神话的另一方面即“当代生物工程”。 1997 年 2 月 23 日报端披露，世界上第一只由动物细胞无性繁殖成功的雌性小羊“多利”诞生，并且，在理论上这种克隆技术同样可以克隆“人”。因此，科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广大民众都因“多利”的出世，而对克隆技术的正负效应和人类未来的前途展开了Ji烈的争论。坚持价值诉求者认为，这将毁灭地球和人类自身，因为克隆的结果将使人丧失人伦和道德，变成可以随心所欲、批量生产的“非人”，将使“人的历史”模糊不清，代与代之间的多重亲属关系彻底沦丧，人变成非情感性非理性的人。有些**更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干扰，是同上帝的对抗，是将使人类在世纪末遭到一种神秘力量报复的“看不见的手”。而科技领域的非价值态度却认为，克隆技术可以为假肢再造、内脏移植等手术提供宝贵资源，可以促进医学的发展，为人类的生活谋取福利。但这种看法也引起其对立面的质疑，即关于“克隆人”与其“原本人”的伦理关系，以及克隆人本身的“人权”问题。可以认为，技术中心主义的非价值的观点恐怕依然只是一个美妙的幻想而已。

在我看来，克隆技术确实是重要的人类本体存在性事件，它在世纪末出现，必将引起当今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深层思考。因为这种无性繁殖也许在科学上具有若干的实验性意义，但在人伦、道德、历史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处境，以及关于人类自身生活的质量等若干价值问题上，都有诸多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克隆技术是一种“风险技术”，克隆所造成的文化是一种“风险文化”，它可能会为人类治疗肉体疾病带来某些突破，但对人类的素质以及思想和灵魂的提升，却有可能是一场永远做不完的噩梦。在科技神话的辉煌和巨型想象面前，人文价值诉求者必得保持相当的清醒。因为说到底，科技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世界的价值归属问题。

其二，现代化神话的全面遮蔽效应。处于世纪之交的节点， 90 年代无疑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迭加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点在当下体现得相当鲜明。由于“现代化”成为全民致富脱贫、加入世界“富国俱乐部”和振兴图强的重要途径，而成为 90 年代最时髦的口号。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已经付出并还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现代性或现代化问题确实改变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到当代人作为个体和群体的方方面面。人们不仅从自己的思维角度、价值观念、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跨国语境来理解现代化，也从社会阶层、法律制度、现代科技，甚至宗教心理层面去理解现代化。在现代化的两个基本点上，即全球化（普世性）和私人化（身体性）方面， 90 年代表现得尤为充分：一方面与国际并轨，积极加入世界的通行制度体系、基本观念和文化科技的总体行列，已成为全民和政府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在多极化世界、多元化文化与私人化言说方式和倾听方式中，却又保持了与那种普遍性、共通性相反的私人性和个体性。于是，“制度性反思”和“身体性反思”，成为现代性一个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现象。

“现代性”在中国要与“前现代性”即所谓传统连接，同时，在与国际并轨时又要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后现代”思潮谋面。因此，在 90 年代的中国，“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一处，出现了时间、历史、空间、地域、价值、观念多方面的错位，引发了若干文化论争和混战。

现代性的极端怀疑原则、自我反思体系和自恋情结，都在中国 90 年代出现，尤其是由于时间和日常经验的断裂，专家系统成为现代性的价值法码和基本标准。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专家所控制、制约和分割。可以说，对专家的信赖是出于对风险的认同，人们在现代化社会中，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微不足道，感到自己在这些色彩斑澜的板块中对种种突如其来的流行和新潮的不理解，以及对自身知识陈旧有限性方面的怀疑，促使其迫切需要听从各种专家从多方面进行的“权威”解说。然而，后现代时期又是怀疑一切，消解权威，使主体成为按自己意志去处理一切的独立孤独个体时期，如此一来，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变得相当可疑：既自恋又自卑，既狂妄又怀疑，既对未来充满信心，又承担着后果和风险，既对科技发展和自身享受到的科技成果心旷神怡，又对高科技的未来发展可能毁灭人类有一种先行失败的生存焦虑。

90 年代的中国正是这种“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同构成了一种本土文化的内在阐释焦虑，同时也形成对西方文化及全球文化的空前的阐释焦虑。当然，生态灾难和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电子媒体的全球化体系，大众传媒的世俗化影响，都使个体经验和心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裂变。于是，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重新在现代化社会中获得自己的新经验和新技能，为 90 年代各种补习班、技能训练场所（如炒股、驾车、考托、转岗培训等）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尽管这类别无选择的选择所获得新经验与心性价值不再有内在关系。

在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人们对“现代性”有了更清醒的看法，对它的正负面效应也有了深切的认识。因为，在这个高风险的时代，个体生存的问题、自我存在的政治风险、制度化风险、世俗化风险、金融风险、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以及自我的无意义感，生命的无力感问题，时时刻刻困扰着每个现代人。人们又回到生命和自我的轨道，对禁欲抱有一种先行的恐慌，而注重无边的生活质量，重视物质性生活资料的高层次，过去那种浪漫理想的政治热情迅速淡化，人变得务实平静和老练了许多，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现实了许多，也冷漠了许多。

无疑，在这个“知识转型”和“技能再生”的时代，经济生活成了现代性生活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过去尤其是 80 年代那种把文化置于所有问题之上的终极目标，甚至将宗教作为一种终极性追求，在 90 年代的世俗化生活中已经日益淡化而飘逝远矣。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肉身存在状态，重视运气和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己的生命、性和在现实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孜孜以求现实身份尺度的“达标”，注重自己生命迁谢中在世人前炫目的若干仪式。这种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确实是一种逃避风险的方式，但是，也使今天的人无聊和无奈了很多。

对身体的过分重视，“跟着感觉走”，使 90 年代的人比 80 年代更少了一份沉重，一份负罪感、羞耻感和社会价值的焦虑感。 90 年代由于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灵魂失去了思想这一居所时，身体成为了日趋高度现代化的权力持续不断加工和消费的对象。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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