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2)

现代文学

2010-10-28 13:55:33 文/马婷婷

二九十年代知识谱系的全面转型

进入 90 年代，整个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 90 年代的文化氛围与 80 年代有了相当的差异。人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自身 70 年代到 80 年代那种“前现代”与“现代”杂糅性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以一种逆反性的眼光重新审理 80 年代启蒙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启蒙与建构、理想与轰动的若干问题，审视在坚持改革开放开窗开门接受西方新的思想，并把西方的社会思想民主自由引进以后，到底哪些思想预言应验了？哪些将自己引入歧途？哪些思想文化和意识话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对自己仍然具有启迪意义？而哪些却在历史的误读和现实的错位中被时间淘汰而成为明日黄花？

学者们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治学方法、学术心态、人格结构和言说方式上，开始做出由“建构”到“解构”的根本性调整。这使得 90 年代具有了“现代”与“晚期现代”（后现代）的杂糅性，使其终于从 80 年代的“审父”意识，即对历史和传统的审视，进入到“自审”意识，即对自我和自我时代的审视。其表现也分为几个方面：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 90 年代是传统的总体复归，无论是百余集电视文化片《中华文明之光》，还是《望长城》、《长江》等对中华民族思想的歌颂，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宏扬和爱国主义的提倡，还是学术界对晚清以降的学术史研究的热衷和强调民族本位文化，都说明 90 年代初期已与 80 年代初期那种Ji进的“西化意识”大不相同。中国学人关于自身的国家、民族、个体文化身份，关于回归传统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情结油然而生，于是 80 年代的“西学热”被 90 年代的“国学热”所排斥取代。众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学术调整，研究国学成了学术史研究的正途。 80 年代学者大多谈论“回到五四”，而 90 年代学者则大多谈论“回到晚清民国”。学术谱系和出版意向已迥然不同于 80 年代：远东出版社出版《民国学术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以及众多的古籍的译解注疏———从先秦到明清的经史子集的译介工作，包括若干古籍（如规模很大的《传世藏书》等）的出版，都说明 90 年代是国学的兴盛时代。而不少学刊办刊宗旨也与 80 年代大异其趣，如《学术史丛刊》、《学人》、《东方》、《原道》、《原学》等，都表现出向传统的回归意向。

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知识分子到了 90 年代，随着文学的轰动效应消失和启蒙工程崩塌，其优越的精神领路人的地位终于归于消解，人们在现实面前再也不需要圣贤般的宣谕者和真理的代言人。 80 年代的精神亢奋和“青春期”的骚动，到了 90 年代变成一种倦怠、困惑、迷惘和“中年期”的老成。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调整心态，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告别了 80 年代理想化。从而，咀嚼和感受自身存在的焦虑，生命之“轻”的失落，风险社会的无奈，以及对真理、价值、崇高的亵渎和无聊，成为知识分子分化的现实处境。

后现代性的情结。与 80 年代“现代性”的情结不同， 90 年代在创作批评和整个文化方面出现了一种“后现代景观”。这种后现代思潮在权力、话语、中心的扬弃中，走向了反权力、反中心、反话语和反美学。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出现了怂恿后现代精神、批判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现代正负面价值等几种不同的学术意向，并与后殖民主义有着若干的内在联系，当然也与国学热构成某种内在紧张关系。

非主体化。与 80 年代张扬“人的主体性”截然相反， 90 年代文人是从自审、自嘲、自虐到自杀。知识分子确实已经听到了命运的敲门声，即“人死了”（福科）、“主体死了”（德里达）、“知识分子死了”（利奥塔德）。那种整体性的哲学，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思想，那种“高尚纯洁”式的写作不复存在，主体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仅仅具有小人物式的凡俗，并以调侃方式面对世界纷纭复杂景观而终于无可奈何。世界不再是“高雅清新”的大写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俗人的世界，一个非主体的世界，一个反诗意化的“一地鸡毛”式的存在时空体。世界之中的“人”，也只不过抽空了人的主体内容，而只徒有人的有限形式而已。于是，“活着就好”成为 90 年代人的成人仪式化奠基。

反方法论。与 80 年代方法论的建构性不同， 90 年代强调的是价值消解性，不再是那种整体的向前发展的神圣性话语，而是解构性话语充斥文坛，如“耶鲁四人邦”，法国的解构思想家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他们的消解、颠覆、反抗、亵渎、边缘等话语，成为现世的流行语和写作策略或圈套。

反本体论。 80 年代的本体论热无疑使得人对自己的使命和价值有了深度了解，而 90 年代的反本体论者却对深度意义加以尽情嘲弄，整个时代氛围从神圣而带有某种悲剧精神的生命意识探索和反省中游离出来，人在现实面前变得无所谓轻重。进而发展到似乎只有对神圣化的精神、灵魂、未来加以彻底消解和亵渎，才能终结历史、抹去深度，麻木自己的心性。于是，在强调血肉之躯的欲望，鼓励绝望无奈和对世俗大众写作的认同中，人们发现了真实而世俗的人生那卑微而有效的意趣。就此，本体论变成了一种可笑的过时晚装，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生命的彼岸，成了人面对其自我镜像时的一种晕眩。本体论在“致命的一跳”中终于因“致命”而成为不可能的。

泛审美文化的兴起。本体的消解和方法的逆反即解构，使得美学成为了“反美学”，由 80 年代的感性审美的沉醉，进入了 90 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欢。“泛审美文化”终于使纯美学研究寿终正寝，而成功地开辟了一片遗忘了历史并消解了历史记忆的“空场”，在这个空场中，反审美者以个人化描述的方式对生命淤积物和世俗生活加以重新涂抹———不仅是对理想、意识的重新描摹，也是对语言、语词的叙事方式的重新描摹。反美学终于使美学丧失了纯粹诗意而蜕变为一种现世纯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说。

城市文化热。与寻根文化背道而驰的“城市文化”热，其关注点不再是面对过去历史厚重感的表达和生命本真意义的反省，而是对城市的平面化、喧闹化、话语的流动化和未来问题的风景化的一种呈现，于是，城市民谣、城市小说，都市消闲文化的兴起，成为九十年代文化风景。然而，这种或多或少丧失了历史心性和价值根基的都市文化，尽管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中，在高科技的运作中，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中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废都”式难题。于是，精英文化在废都式的性文化、变态心理文化的夹击下，使 80 年代的“灵魂拯救”主题走向了 90 年代的“表征危机”，寻根意识成为一种“虚幻的承诺”，希望变成了一种永远不可能臻达的“苍凉的手势”。在社会的互动中，在社会的经济热潮和个体的麻木神经中，人终于从有名、大写之名走向了无名和俗名。

不难看到， 80 年代到 90 年代出现的转型，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同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结果。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种历史转型的“症候描述”，是基于个体心性意向的学术良知的描述，并不能也无意构筑所谓的时代热闹的进化气象。这种知识社会学式的描述决不指望被当作历史年鉴对待，而只是期望具有某种社会症候透视的意味。说到底，这只是自己通过所设定的“文化研究”视角对某些当代核心问题加以反省而已，这种反省仅仅具有一些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加以剥离的人文叙事的意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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