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4)

现代文学

2010-10-28 13:55:33 文/马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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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钱经济神话成为市民心灵的巨型神话。

在 90 年代，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尺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成为当代人生活辞典中的“关键词”。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用金钱寻找失去的梦，而盼望随后也富或富不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纷纷下海，于是，“下海”成为 90 年代中期的一个如雷贯耳的词语。有人下海，却淹死在海中；有人下海与狼共舞，终于锒铛入狱；有人下海回头是岸，但学术早已离他远去。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勤劳而难以致富？为什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路途中知识不能成为支持自己收入的可靠来源？为什么弄虚作假却能在这个法制社会中屡屡得手？为什么权钱交易使一些人能随心所欲地瓜分国民资源？于是，人们再次将眼光投向了对“现代化代价”的审视。

不难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中国长期积累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进入市场参与分配，成为权势者的角逐的对象，权力和经济的交互式粘连，使“看不见的手”从市场自由竞争之手，一变为“权力之掌”。如何从官本位的政治社会转向市场化的市民社会，使经济具有当今中国的公正性原则，并真正进入到现代的文明和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可以说是殊为重要的。

然而，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所衍生的长时期体脑倒佳，当代中国富裕起来的人处于难以言说的精神空虚变态之中，而在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却有若干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他们仅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准，却付出极为艰辛的智力体力从事前沿科研。他们的知识不能得到社会的平等回报，因而 80 、 90 年代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切菜刀的，大学教书写书的不如校门口卖书的”当代之怪现状。不妨说，在现代化的辉煌神话的 90 年代中，却隐藏着数不清的这样的闹剧和悲剧。

在此， 90 年代文化心灵的深层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在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经济金钱神话中，在西化与跨国资本的参与中，在权力对于经济的介入中，当代中国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理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财富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

90 年代确实是一个转型时期，无论是文化、科技、知识的转型，还是政治、权力、经济的转型，都使中国一步步并入全球化的轨迹，再也不可能闭关锁国而独立于世界之外，而只能参与这个世界的发展进程。这个世界充满了生存风险和自我身份焦虑，也充满了东西方社会的互动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性。进入这一开放的全球性视野，就意味着对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只能通过面对现实的反思和艰苦实践去加以清理和解决，除此别无他法。

在“转型”成为时髦词时，我们当然应该审理其有效性及其有限性边界。在我看来， 90 年代的“话语转型”，就人文科学而言，已然由浪漫Ji进的理想主义和诗化思想转向了保守主义的世俗化的非诗意思想；就社会科学而言，也从 80 年代的重视人文、历史、政治转向了重视法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经世致用的学科；就自然科学而言，如果说 80 年代重视的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强调的是意义启蒙时代的“机械复制”，那么 90 年代则进入了“生命密码复制”和“数码复制”时代。这种全面转型的机制及其结果，实在是值得各方面认真地加以审理的。比如，对技术中心主义而言，这些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在自然科学高视阔步的今天，它不断地质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但却没有思想家去质疑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合法性。这本身合法吗？

对技术主义的完全肯定，让所有的警世之声都如过眼云烟，这个世界就太平无事了吗？技术中心主义使科学精神对未知的探索变成对未来并不美妙的前景的展望和延伸，在技术官僚的独断与人文价值的微弱声音的反差中，我们可否问一问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价值合法性呢？同样，对文化转型问题、政治改革问题、经济转型问题，乃至法制问题、民族问题、后殖民问题中的正负面效应，均应该深加剖析审理。否则所谓“转型”，则有可能是一种新一轮的钟摆式的低水平重复。

面对 90 年代层层叠叠的深层问题及其问题审理，我只想说，在世纪的间隙中，人们在全面的话语转型中如果轻松地告别了人文价值的沉重，而乐此不疲地进入非价值的平面化轨道，那么，就终将遮蔽真正的问题并丧失前沿问题意识，并必将使“新世纪蓝图”变得空泛而难以确认。直面各种“新神话”，打破学科专业对思想的钳制，对当下和未来的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实在是转型时期学者存在的最直接的合法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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