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中国传统农学

      摘要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作为士，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作为隐士，他们又不得不自食其力，且多以农耕为生，知识与农业生产实践的结合，产生了隐士农学家和隐士农书，并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探讨了隐士农学家的产生、隐士生活对农学的影响，并对隐士的农学贡献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隐士，中国传统农学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形成了“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界限，严重地阻碍了传统农学的发展[1]。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许多士人务农的史实，读到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农书，这些务农的士人和这些农书的作者许多就是古代的“隐士”。

六十多年以前，蒋星煜先生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2]，对于中国隐士的名称、形成、类型、生活、分布、以及隐士与中国绘画、诗歌等方面，对中国隐士及中国隐士和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艺术方面之联系做了全面的论述。六十年后，高敏先生也写了一篇论文“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3]，对中国古代的隐士的类型做了一些分类，并考察了他们对于社会的作用。但这两篇论著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隐士对于中国传统农学的影响，我们认为，隐士与农业的联系最为紧密，这种联系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界限，因而对于中国农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的确，做官还是务农，很早就已成为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种选择，屈原自问：“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4]。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但他也抱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决心。孔子的大弟子颜回就是一个典型的隐士，他“贫而乐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寝，孔子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圃十亩，足以为丝麻。鼓商之音，足以自娱。习所闻于夫子，足以自乐。回何仕焉？’”[5]读书做官是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所走的必然之路，然而，读书未能做官，读书不想做官，或是做官之后又辞官的所谓“隐士”、“居士”、“高士”和“处士”者，又大有人在。做官之人有官俸，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不做官的隐士，却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何以维持生计？躬耕成了最佳的生存方式，在躬耕的同时，有些隐士始于无赖，转而自觉地留心农事，最终写作了农书，成为农学家，完成了从士到农学家的转变，中国历史上许多农学家就是从隐士而来的，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隐士农学家”。

一、隐士的由来与农学家的产生

        蒋先生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隐士形成的因素。把隐士形成的主观因素归结为个人主义和失败主义，隐士形成的客观因素归结为传统的逃避的哲学思想和农业社会。从中国隐士农学家的情况来看，影响他们最大的因素在于农业社会和失败主义。农业社会中，土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无论是醉卧疆场，还是宦海荡舟，他们的最终归缩都离不开求田问舍，田园是他们生活的根基。儒家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在他们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懂得农业生产也是一项基本修养。因为农业生产是立身之本，齐家之本，而身家又是治国、平天下之本，即使在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也需懂得立身治家，因此，“多能鄙事”也就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修养。近代大儒曾国藩在给其子纪泽的信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曾国藩之祖父曾玉屏）最讲究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6]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生活安定而简单，也增加上了隐士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传统的知识分子生来就有退隐躬耕的准备。曾国藩所写过的一幅对联更能表现他退隐的心理：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此联书于咸丰四年，同年四月十四日，曾国藩在长沙给他的四位老弟(澄侯、温甫、子植、季洪)的信中说：“我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7]咸丰四年，当时曾国藩正领着自己组织起来的湘军全力追剿太平军，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流露出隐居躬耕的迹象。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隐退，而且官越做越大，直至两江总督，并死于任上。这就又提出一个问题，有退隐之心并不一定最终成为隐士，隐士的出现还有别的因素。这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失败主义。我们认为，失败主义的隐士不仅仅出现于改朝换代的时候，还出现于官场和考场失意的时候。

改朝换代之后而成为隐士农学家者固不乏其人，明末清初的张履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青年时代的张履祥，曾习八股文，打算在科举上获取功名；年十五，补县诸生（秀才），后屡试未中举人，遂在乡间教书。但仍未忘怀于仕宦，崇祯末年曾拜刘宗周（山阴人，家居御史）为师。明亡之后张与徐敬可、何商隐等图谋恢复明室。到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统治局势已定，张与徐、何等遂决心隐居终身。从此，张氏一方面教书，一方面注意农事，《补农书》之作，使他成为农学家。和张履祥同时代的很多农学家都是在明代灭亡以后，隐居不仕，接触到农业之后，通过留心观察而成为农学家的。如，《老圃良言》一卷的作者巢鸣盛、《老圃志》的作者盛国芳、《花庸月令》的作者徐石麒、《思辩录》的作者陆世仪，以及《花镜》的作者陈＃子等等，实构成了一个群体。

官场和考场失败之后而成为隐士农学家者亦复不少。大科学家沈括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年曾在各地做官，晚年隐居京口附近的梦溪，著有《梦溪笔谈》、《茶论》和《梦溪忘怀录》。《笔谈》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经典著作，其中就包括了许多与农业生产技术有关的内容；《茶论》顾名思意是一本茶学专著；而《忘怀录》“所集皆饮食器用之式，种艺之方，可以资山居之乐者”[8]，则是一本山居系统农书。元代的汪汝懋也可以算是弃官归田，后成为农学家的。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曾任国史编修，后来弃官讲学。至正庚子年（1360年）写成《山居四要》。所谓‘四要’就是撮生、养生、卫生、治生之要。治生部分是讲农事的，体裁依照月令，每月分标禳法、下子、扦插、栽种、移植、收藏以及杂事等目。此外，卫生部分附有治六畜病方若干。明代朱权也是一个隐士农学家，他明太祖的第十七子，封号宁王，宁王晚年归隐，常与一般文学士相处，诧志＃举，自号＃仙。著书数十种，其中《＃仙神隐书》所记的都是所谓隐居习道之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上卷记述养生及家政之术，其中“山人家事”、“锄云耕月”、“卜筑之计”、“草堂清兴”、“山家农具”等条与农事有关，下卷题为“归田之计”，以月令的方式记述了农家的活动，与农业有关的还有“牧养之法”、“医六畜诸病法”和“收果物”等。此外，他还著有《茶谱》一书。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很多读书人因考试落榜，不得已而老死乡间，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农学家就是从他们中走来的。唐代陆龟蒙，出身官宦世家，其父陆宾虞曾担任过御史之职。早年的陆龟蒙也曾热衷于科举。他从小就精通《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特别是对于《春秋》更有研究。但最终在进士考试中以落榜告终。此后，陆龟蒙跟随湖州剌史张博游历，并成为张的幕僚。后来他回到了他的故乡松江甫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陆龟蒙有《村夜》诗：“世既賤文章，歸來事耕稼，伊人著農道，我亦賦田舍”。他的农学成就，也就是在他隐居期间做出的。他写作了许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诗歌和小品文，其中在农学上最有影响的当属《耒耜经》。宋代的陈翥，自称“铜陵逸民”，早年曾闭门苦读，却一次次地名落孙山，四十岁时，始感到仕途无望，于是“退为治生”，于庆历八年（1048年）在村后西山南面植桐种竹，并在此基础之上，写就了《桐谱》一书，以“补农家说”。清代的蒲松龄，也是在多次考试落榜以后，转而隐居，从事文学创作和农书的写作，写出了《聊斋志异》和《农桑经》等著作，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和农学家。清代刘应棠也是这样的一位农学家。他自幼读书，因为应试不得意，就打断了功名的念头，隐居在梭山务农，同时集徒讲学，《农谱》就是在梭山时写作完成的，故称为《梭山农谱》。《农圃便览》一书，也是作者丁宜曾失意于科考后，长期居住在山东日照县西石梁乡间务农写成的。

个人主义因素对于隐士农学家来说有一定的影响，马一龙就是一个例子，他原本出身官僚家庭，其父马性鲁曾任云南寻旬知府，因瘴气死于任上。从此家境贫困，曾一度依靠表兄的帮助度日。明嘉庆二十六年（1547年）马一龙考中进士，被选授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后因母年老多病，他辞官回到故里江苏溧阳，招募农民垦荒种地，他自己也亲自参加劳动，往来于阡陌之间。在此期间他发现，农民所做的虽然是农活，却不懂得农事的道理，于是他便根据自己的农事经验写下了《农说》一书，成为农学史一篇不可多得的农学理论著作。他在“刻农说序”中说：“力田养母，此吾今日第一义也。”[9]可见马一龙辞官归田完全是出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是完全出于个人原因而成为隐士农学家的人数毕竟不多，影响中国农学家最主要的主观因素可能还来自失败主义。

隐居只是成为农学家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躬耕，由隐居而躬耕对于每个隐士来说是要费一番挣扎的。隐而不仕，自然也就失去了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隐居之后，靠会么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呢？隐士们各有各的活法，以五代时期著名的“华山三高士”郑遨、李道殷、罗隐之来说，“遨种田，隐之卖药以自给，道殷有钓鱼术。”[10]这其中种田恐怕是隐士们选择最多的职业。早在先秦时代就有隐士长沮、桀溺“耦而耕”，荷＃丈人“植其杖而芸”[11]。到后来从事农耕的隐士越来越多，因此，“归田”也就成了隐居的同意语。

本来作为一个从小就缺乏体力劳动的人来说，选择教书是最为合适的。学而优则仕，士人为中国历代官司从出之阶，所以士人所学内容以政治哲学为主体，而以史学文学为辅助，结果士遂对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一无所悉，成了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愿做官的士人，唯一的办法是把从先生那里学来的一套子曰诗云再传授给别人，藉以生活。事实也是如此，古代隐士中不乏从事教育者。但是，并非每个隐士都能从教，即使从教也不能保证终生舌耕为生，相当一些人还需要中途改行。清初的陆世仪就是其中之一，明代灭亡以后，他决定隐居生活，为了生存，起初他选择了教书作为职业，后来教书已难以糊口，便学着经商，但经商总觉得别扭，于是改计经营农业。他在《思辩录·修齐篇》中写道：“自甲申、乙酉（1644年，1645年）以来，教授不行，养生之道几废。乙酉冬季，学为贾，而此心与贾终不习。因念古人隐居，多躬耕自给。”可见陆世仪涉猎农业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清代农学家杨秀元也是“舌耕半生，因侍养缺然，四十后即决计归耕。”[12]蒋先生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列举了自上古至清代一共23个隐士的职业，据笔者统计，在这23人之中，从事农业，或与农业有关的畜牧养蜂的有11人，从事讲学的9人，从事医药和占卜的有4人，出卖苦力的１人。从这个职业分布中不难看出，古代的隐士大多都要依靠农业，即所谓“力耕”来取得衣食所需；其次，便是聚徒教学；再次就是从事医药和占卜。更多的隐士是兼业，即半耕半读。如隐士姜岐“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于天下。”[13]又如余若水，明朝灭亡以后，“躬耕山中”，一方面“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经’”一方面从事农牧业生产，以致于“卧榻之下，牛宫、鸡堞无下足处，晨则秉耒出，与老农杂作。”[14]躬耕是由隐士而成为农学家所迈出的最关键的一步。大凡隐士农学家都有躬耕的经历，陆龟蒙在甫里有田数百亩，屋30楹，虽然他还有牛10头，帮工20多人。但是陆龟蒙还是亲自参加大田劳动，中耕除草从不间断。他还从事捕鱼等副业生产，平日稍有闲暇，便带着书籍、茶壶、文具、钓具等往来于江湖之上，当时人称其为“江湖散人”、“天随子”。他自己比作是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宋代隐士农学家陈敷，自号“西山隐居全真子”，据洪兴祖所言，陈敷“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15]《农书》三卷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陈敷如是说：“敷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为《农书》三卷，区分篇目，条陈件别而论次之。”[16]清代隐士农学家张履祥“先生岁耕田十余亩、地数亩。种获两时，在馆必躬亲督课。草履、箬笠，提筐佐＃。其修桑枝，则老农不逮也。”[17]杨秀元在“决计归耕”之后，“定省外，日与力作为伍，早作夜休，无间寒暑”。[18]“力田”以外，更多的隐士还从事“灌园”一类农事活动。“灌园”，即今之所谓园艺生产，这种生产活动本具有消遣性质。隐士务此除了物质上的需要以外，更多的还可能是精神上的需要。《花镜》作者陈子#自序曰：“余生无所好，惟嗜书与花。年来虚度二万八千日,大半沉酣于断简残编，半驰情于园林花鸟，故贫无长物，只赢笔乘书囊，枕有秘函，所载花经、药谱。世多笑余花癖、兼号书痴。噫嘻，读书乃儒家正务，何得云痴！至于锄园、艺圃、调鹤、栽花聊以息心娱老耳。”[19]然而，隐居躬耕也不一定就能成为农学家，陶潜就是一个例子，陶渊明有感于官场之事“违己交病”，于是在官八十余日之后，“自免去职”，解甲归田，以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然而，陶渊明对于农事并不关心，从其所作《归去来兮》中可以看出，他所关心的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只知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有崎岖而经丘”，对于农事却是一窍不通，以至于“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结果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到后来连温饱也解决不了，只好曳杖江村，游行以乞食，这样的隐居躬耕自然成不了农学家。

隐士农学家则不然，他们在几经挣扎选择了务农的道路以后，早年没有农业劳动的经历，反而使他们加倍留心于农业生产。陆世仪说：“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田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为予略说其概。予有薄田二十亩，在二十三都，佃甚贫，不能俱种。予乃出工本买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则古人省耕、省敛之方；一则稍欲涉猎其事，以验农田水利之学也。”[20]张履祥选择了隐居躬耕之后，就开始搜集一些农业技术参考书，他得到了一本《沈氏农书》，并与家人共同研读。张自己如是说：“予学稼数年，谘访得失，颇识其端；而幼不习耕，筋骨弗任，雇人代作，厥功已疏，自非讲求精审，与石田等耳。因手是编，与家之人，共明斯义，校之言说，益为有征。”[21]丁宜曾也是因为早年没有养成种地的习惯，所以改计务农后尽心学习访问，随时记录心得，又参考前代的农书，钞录几个亲戚的著作，写成《农圃便览》一书。[22]杨一臣对农业下得功夫更大，“虽极细事，亦必躬亲历试，期得当而后快。以故＃丰种茂，有相之道，乡之老于陇亩者，咸愧叹弗如，帖然心服。”[23]在留心农事方面，杨双山的事迹最值得一提。双山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有见于关中地区不种棉麻、也不种桑养蚕，他曾试种棉花和苎麻，但“殚思竭虑，未得其善”。其后读《诗·豳风·七月》认为陕西可以种桑养蚕，于是博考各种蚕书，博采众长，又访问各地栽桑养蚕的经验，亲自试验，找出了一条在陕西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将积累了十三年的经验，写出了一本蚕桑专书《豳风广义》。他还建立“养素园”，作为树艺、园圃和畜牧的研究、教学和实践基地。他“身亲其事，验证成说，弃虑华之词，求落实之处，获得实效，即笔文于书。”这已不是象陆世仪那样“稍欲涉猎其事”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研究。

隐士们将自己隐居躬耕和留心农事所得之心得写成农书，就完成了隐士到农学家的转变。正如并非每个隐居躬耕的隐士都能留心农事一样，每一个留心农事的隐士也并非都能够写作农书。传统文化中历来主张“文以载道”，隐士作农书自有其目的，目的归纳起来有二：一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以写作农书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所谓“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希望有识之士，推而广之，借以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例如，陈敷在《农书》序中说：“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以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杨双山所写作的一系列的农书即有明显的经世致用色采；二是为了修身齐家，隐士为了自己身家性命的需要也要求自己从事生产，如要生产则必须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否则的话就难以有满意的收成，这是一个不争的道理。许多农书之作即源于自家经济生活之需。如《胡氏治家略》，“专言治家之事，欲使一家之老幼亲疏，咸有以遂其生，裕其养。”又如杨一臣“尝辑素所心得确有成效者，勒为一编，语不尚文，意取易晓，颜之曰《农言著实》，手授果等，俾藏＃焉，存之家＃。”其旨意本在“示儿辈”。后来他的儿子士果又“虑后嗣子孙不羿作劳，或至拉杂摧烧之焉，则益重果之戾矣。爰付梓人，用存手泽，亦无忘半半山庄命名之遗意云尔。”[24]正如先秦以前就有人隐居躬耕一样，先秦时代就有隐士农书的出现。在《汉书·艺文志》“农家类”的著录中就有《野老》十七篇，原注说，“六国时，在齐、楚间。”应劭补充说：“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据刘宋袁淑《真隐传》的记载，《野老》的作者是六国时人，游秦楚间，年老隐居著书，言农家事，因以为号。题名为《陶朱公养鱼经》也可能是隐士之作。但隐士农书的大量出现则是在唐宋以后，这也正好和科举制度是同步的。

二，隐士生活与隐士农书

        蒋先生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探讨了隐士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们认为，隐士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精神生活，这四方面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农书的写作和农书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经济生活。

1，经济生活与农书内容

        隐士的经济生活与农书的关系最大。一般说来隐士的经济生活是非常简朴的，以张履祥为例，“先生自奉甚俭，终身布衣、蔬食，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设肉，然蔬食为多。惟农工以酒肉饷。虽佳辰令节，未尝觞酒豆肉以自奉。”但生活简朴，并不能因此而免去生产，相反张履祥“种蔬、莳药，畜鸡、鹅、羊、豕无不备。”[25]从他所作的《补农书》的内容来看，除了蚕桑稻麦为主要内容以外，涉及到的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的还有梅豆、种麻、苎麻、萝卜、甘菊、芋艿、百合、山药、瓜菜、养鱼、鸡鹅等，这些与一般农书并没有多大的不同。隐士生活对于农书内容影响最大的当属隐士们的特殊的饮食习惯和居住环境。

在饮食方面，茶是隐士生活中的必须品，以致有的隐士说：“吾有绝粮无绝茶”[26]。所以隐士与茶又有着特殊的关系，一部中国茶学史离不开隐士的历史。最早的一部茶叶专门著作《茶经》，就是由隐士陆羽所作，陆羽本是寺院收养的一弃儿，在离开寺院后一度为伶人，“上元初，更隐笤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携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27]。陆龟蒙也是一个茶叶爱好者，置茶园于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每次外出时都要备上茶灶等物[28]。陆龟蒙写过《茶书》一篇，惜已失传，保留至今的陆龟蒙有关茶叶的文字还有《和茶具十咏》。陆羽、陆龟蒙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茶学著作，其中有不少就出自隐士之手，沈括在《梦溪笔谈·杂志一》中就曾提到“予山居，有《茶论》”。惜已失传。明代的朱权在隐居之后，除著有《神隐》一书外，也曾著有《茶谱》一书。

饮茶之外，隐士们还有一大不同于常人的嗜好就是服药。服药是隐士生活的重要内容，药在隐士生活中不仅仅用于治病，而更在于延年益寿。晋代嵇康选择隐居的原因之一，便是相信了道士食术与黄精能够长寿的说法，从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可以看出，一些隐士之所以隐居，这想通过吃术、黄精等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四时纂要》“二月”云“术与黄精，仙家所重”。这就使得药材的采集与栽培成为隐士生活和生产的重要内容。从统计中还可以看出，隐士躬耕之外，还有不少从事于采药和种药活动，隐士农学家中也复如此，如陈敷、张履祥、陈子等。隐士们的种药和采药的生活也对中国传统农学产生了影响，药材栽培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实与隐士生活是分不开的。最早记载药用植物栽培技术的综合性农书是唐代的《四时纂要》，而《四时纂要》有关药物栽培的记载，又主要来自一隐士所作的《山居要术》一书。该书作者王是唐玄宗时的一个修道之士，号为太和先生，最初隐居衡山，后来迁到高密的牢山。《山居要术》共有三卷，原书已失传，不过部分有关药草栽培等内容却为唐韩鄂所著的《四时纂要》所转载，后来又转辗到《农桑辑要》等农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