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中国传统农学(2)

在居住方面，隐士们主要选择山区或丘陵地区居住，因此，隐居又称为“山居”，《宋书·雷次宗传》“与子侄书”：“心虑荒散，情意衰损，故遂与汝曹归耕垄畔，山居谷余，人理久绝。”是故隐士又称为“山人”、“山客”，隐士经济，又称为“山林经济”。这些隐居深山的隐士所写作的农书，也就是所谓“山居系统农书”。南朝时谢灵运就作有《山居赋》，描述山居生活，也提到了农业生产的情况，但技术内容很少，不足以称为农书。上面提到的唐代王#的《山居要术》不仅是一部最早记载药物栽培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山居系统农书。北宋之后，由于党派之争的Ji化，因不满于官场而隐居山中的人日益增多，因而山居农书也有所增加，如，沈括所著的《梦溪忘怀录》①、《茶论》、林洪所著《山家清供》②和《山家清事》③、朱肱的《北山酒经》等；其它如“茶经”、“笋————————

①据胡道静先生所辑录的《梦溪忘怀录钩沉》，虽然数量不多，仅见原书的梗概，但山居农书所有的内容都已具备。

②《山家清供》也可以算是一本山居系统农书。作者林洪是著名隐士林和靖的外甥（一说裔孙），他曾在江淮一带流浪达二十年之久，后隐居山中，《山家清供》正是一本以山居生活为写作对象的农书。书中１０４条中，泡茶方法一条，作酒方法两条，音乐一条，余下一百条专谈山居雅士的可口菜单及其烹调方法，以及有关的典故。内容以蔬菜为中心。从萝卜开始其包括栽培植物四十九条，芹、蕨等其他山菜类烹调也有二十三条。鸟兽六则，鱼虾六则，饭粥面糕类二十项；其它与饮食有关的风流谈十项。

③《山家清事》也为林洪所撰，此书登载了“相鹤诀”等十六项，其中有种竹法和插花法。

谱”和“竹谱”之类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山居系统农书。《陈敷农书》和陈翥的《桐谱》也是山居系统的农书。前者是在“躬耕西山”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后者也是作者在隐居西山之后，根据自己植桐于西山的经验，写作而成的，目的在于“有补农家说”。元代的山居农书中有汪如懋撰的《山居四要》。明清时期，山居系统农书还在发展。鲍山的《野菜博录》和刘应棠的《梭山农谱》等就是其中的典型。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山居系统农书的丛书，如《山林经济籍》、《山居杂志》、《水边林下》和《山居小玩》等丛书。

山居系统农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山区植物，如上面所述的茶、竹、桐、药材、花卉等植物栽培经验的总结和野生植物的记载。但这只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山居农书对于山区农业开发经验的总结。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陈敷农书》，书中首创“地势之宜篇”，按照高田、下地、坡地、葑田、湖田等不同地势，对土地的规划利用进行了总结，其中对于高田的利用规划说得最为详细，正是山居的产物。书中的其它方面也都处处体现了山区的特点，如“耘田之法”等。刘应棠的《梭山农谱》则完全是一部讲述山区农业的著作，如“耕目”中的“锄角”一节，就提到“山田若梯，硗确屈曲处，多牛所不能及者，锄以代之，土人曰‘锄田角’。”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也是山居系统农书对于传统农学的贡献。

山居之外，还有一部分隐士家居，居家的隐士更加帖近农业，他们所撰写的一些著作自然少不了农业方面的内容，例如，以“居家”为名的就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居家必备》、《居家要览》等书。这些书有的属于“通书”，有的属于丛书，但都包含有农业的内容，如明刻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以十干分集，其“丁集”有一部分是“牧养良法”，“戊集”主要是讲农桑，“己集”有关茶、酒之类的文字，都属于农业的范围。又如，丛书《居家必备》的“治生”部分中就收集了《齐民要术》、《种树书》、《种果疏》、《种药疏》、《瓜蔬疏》、《稻品》、《耒耜经》、《养蚕经》等等十九种农书。

需要指出的是，“山居”和“居家”之类的书籍，特别是其中所收录的一些著作有的并不是隐士所作，有相当一部分为书商所为，（当然这些书商也可能是隐士的一部分），但它们都是为隐士的生活而准备的，适应隐士的需要而出现的。

2，政治生活与农书内容

        严格说来隐士是与政治不相瓜葛的，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隐士始终不变的很少，由于受到内在和外界方面的影响，隐士自有其出山从政的可能性。内在因素：隐士做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即便成为隐士仍不能完全地从这种抱负中解脱出来，即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外在因素：统治者对于人才的重视，如刘备对诸葛亮的“三顾茅庐”等，使得隐士们总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生活。或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或以在野之名务在朝之实，或以在野之法，求在朝之位。这种参与及参与意识在隐士农学家的身上也得到了反映。

汉代卜式因善养羊而致富升官，后复隐居养羊，梁《七录》中有《卜式养羊法》一卷，据说为其所作。他的养羊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同时他还提出：“治民亦犹是也”，把养羊的原理用于统治人民。这和唐代柳宗无所作的《种树郭橐驼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曾提到：“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里-的光彩和锋芒。”陆龟蒙的小品文中，除《耒耜经》、《象耕鸟耘辨》等以外，还有诸如《蠹化》、《禽暴》、《记稻鼠》等，这些小品文细致地描述了害虫和鸟鼠等对农业危害及其防治方法，不失为植物保护的重要史料。但陆龟蒙并不是从农学的角度或目的去写作的，而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另有讽谕罢了。

有些隐士深知自己人微言轻，无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便希望通过一些有识之士来推而广之，以达到作为社会良心的目的。陈敷写作《农书》的动机即是如此，所以书中“动不动就以‘先王’、‘先圣’来教训人，完全是儒门理学家‘圣贤’的一副面孔”[29]。而不是一个地道的隐士。清代刘应棠《梭山农谱》一书的字里行间也充满着各种政治主张。《四为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有这样的评价，说本书“每条缀以赞词，每卷各有小序，词多借题抒愤，不尽切于农事也。”帅承发在这此书作序时指出：“其庄言、寓言、危言、讽言，皆有系于世道人心，盖有德者之言。”唐仲冕也说：是书“礼乐刑政，意在言表”，“夫梭山岂果农家者流哉？余读是书而窃自叹。”如果说《陈敷农书》和《梭山农谱》还属于借题发挥的话，杨双山的《知本提纲》则完全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来演说其道理，因此，农业生产技术只在其中占有很小的部分，后来作者又把这本书有关修身、齐家的部分提纲挈领地缩写成《修齐直指》一书。清代包世臣的《郡县农政》则完全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写作的一部农书，书中虽然记载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但并不是为农而谈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所以写作“农政”的目的就在于治平。农只是一种手段，政才是目的。

更多的隐士农学家是通过写作农书，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来参与政治。如陆龟蒙《耒耜经·序》中指出：“耒耜者，古圣人之作也，自乃粒以来至于今，生民赖之，有天下国家者，去此无有也。”马一龙则指出：“农为治本，食乃民天。”明清时期的一些理学家更是把农业作为“修齐治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写进了他们的著作，如著名的理学家陆世仪在其所著的《思辨录》“修齐”一篇中，有一部分(原书的第十一卷全卷)专门讲述区田种法，杨双山则指出：“夫欲修四业之全，宜先知农务之要”，“农书为治平四者之首”。

3，社会生活对于农书的影响

       中国隐士一般都自视清高，所以社交十分贫乏。隐士对于非隐士的来客，无论其为乡亲宗族，或是政府官吏，都不愿意接见，好象接了便有失他们“清高”的身份，因此，大多数是避而不见，这种性格在隐士农学家身上也可以得到反映，陆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平日里他与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嗔。上元初，陆羽更隐笤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茶经》出版后，陆羽名扬天下，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携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30]。陆龟蒙亦是如此，他“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但对于一些志气相投的人，他们也会“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31]。隐士所结交的对象主要是隐士，以及一些道士、和尚。他们相聚在一起不外乎从事静坐、清谈、吟诗、读书、诵经、垂钓、酌酒、啜茗、调琴、炼丹、采药、弃棋、游览等，自然他们也会谈论起一些他们最为熟悉，也比较关心的农业生产的问题，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一诗就写到过这样一种隐士式的社交生活，“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国朝先正事略》在讲到隐士吴野翁之社交生活时提到，“徐步陇亩，与山夫畲叟较量晴雨，话桑麻”[32]。

隐士的这种社交活动在农学史上也留下了些许雪泥鸿爪。《茶经》的出现就与隐士的社交有关，据《郡斋读书志·杂家类》载，茶圣陆羽还著有《顾渚山记》2卷，当年陆氏与皎然、朱放等论茶，以顾渚为第一。陆羽和皎然都是当时的茶叶名家，分别著有《茶经》和《茶诀》。陆龟蒙与皮日休有关渔具的唱和诗也是隐士社交生活的产物。皮日休，唐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市）人，字逸少，后改袭美，曾隐居鹿门山，自称“鹿门山下捕鱼郎”。陆龟蒙隐居甫里，农作之余，往往来江湖之上，自比渔夫。皮日休与陆龟蒙友善唱和，时称皮陆。在皮陆的唱和诗中，渔事诗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组诗《渔具诗》、《添渔具诗》两组，共计四十首。在这些诗中，陆龟蒙对当时的渔具和渔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其详细程度远远超过了陆龟蒙在《耒耜经》一文中对于江东农具的总结，皮日休读后认为，“凡有渔已来，术之与器，莫不尽于是也。”[33]张履祥的《补农书》也是隐士社交的产物。“予录《农书》既毕，徐子敬可将卜居于乡，属予曰：‘农书有未备者，盍补之？’……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而徐子择取焉。”[34]可见张履祥《补农书》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徐子敬之托，供他参考而作的。

4，精神生活与消遣农书

         此处消遣农书，指是以观赏植物和宠物为主要对象的农书。它们的出现与隐士的精神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鹌鹑谱》“序”在提到谱之所以作时，如是曰：“人于退暇时，耳目无所摄，心思无所用，或偶借一事一物以游其目，以骋其怀，若斗鸡走狗，宜无不可，他如画眉、百劳、黄头、鹌鹑、促织等斗戏，自古有之，夫既有诸斗物，则其养畜斗物之法亦自有传。”[35]隐士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俭朴的，但对于精神生活却相当重视，如果说他们是“物质上的乞丐，精神上的富翁”，是一点也不过份。他们的精神生活除了棋琴书画之外，更多的是养花种草，提笼架鸟。花香鸟语成了隐士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著名的隐士林和靖就有“梅妻鹤子”之称。隐士们的这种精神生活称为“小玩”，明代有一本丛书，名曰《山居小玩》，里面就收集了《瓶史》、《兰谱》等园艺学著作，而《山居杂志》所收的这类著作更多，除茶、酒、蔬食、菌等饮食类著作以外，一半以上是观赏植物学著作，如梅谱、牡丹谱和芍药谱之类。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影响到中国农学的发展。

隐士们所作，或与隐士精神生活相关的消遣性农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专记一种植物，如竹谱、桐谱、梅谱、菊谱之类；一类是专写一种动物，如《虎荟》、《促织经》、《鹌鹑谱》、《鸡谱》、《鸽经》等。还有一类是多种动、植物的总合，如《山家清事》、《花镜》等。《山家清事》有相鹤、种竹和插花等方面的内容，不过内容简单，最能代表这类农书的当属《花镜》。《花镜》的第一部分是“花历新裁”，讲种花月令，包括分栽、移植、扦插、接换、压条、下种、收种、浇灌、培壅、整顿等十目；其次是“课花十八法”，畅论艺花技巧；再次为“花木类考”、“藤蔓类考”和“花草类考”，各约百种，每种都附有栽培技术。最后还附记调养禽兽、鳞介、昆虫的方法，这些内容在正统的农书中都是没有的。

三，隐士对中国传统农学的贡献

        1，隐士是中国历史的特殊产物

         士为中国古代官吏从出之阶，一般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这点隐士也不例外，如陆龟蒙，从小就精通《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特别是对于《春秋》更有研究。又如“西山陈居山，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36]杨双山也是“博学好问，凡天文、音律、医、农、政治，靡不备览。”[37]良好的教育，为日后他们在农学上的贡献奠定了基础。然而，隐士又毕竟不同于一般士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学而优则仕”，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有的隐居山林、出没江湖，有的居家讲学、躬耕南亩，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隐士”。隐居，则是他们成为农学家所迈出的第一步。

2，隐士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界限

        作为隐士，他们没有在朝廷，或各级地方官僚机构中担任一官半职，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有时甚至需要自食其力，务农成为大多数隐士所从事的职业。隐士务农，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界限。在一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农圃被认为是小人之事，这种观念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知识分子都不屑于从事农业生产，甚至是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著述和研究，更有甚者一些人在写作农书时还心有余悸，怕人耻笑。即便象贾思勰这样伟大的农学家，他在谈到自己写作农书的初衷时也不得不说，“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38]更多的士大夫则是象陈敷所说的那样，“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39]。马一龙称之为：“农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40]结果就出现了如清代农学家吴邦庆所说的那样，“农习其业而不能笔之于书，士鄙其事而末由详究其理。”[41]这就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近人于此，有如下之感叹，曰：“农有学乎？曰：有。农学者，农人之学耶？抑儒者之学耶？曰：儒者学也，农人恶足以尽之。汉志农书百四十一篇，皆先圣昔贤之所说也，俗儒鄙农学，不肯事事，一不遇而遂至于困；戮力陇亩者，又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于自蔽，即或心知其意，而口不能传，故农学日惭衰微。古之圣贤多以耕稼发迹，而后世儒与农分，不相为谋，此农学兴衰之大原因也。”[42]但是真正的隐士，他们就全然抛弃了儒家思想的束缚，他们有的不仅身体力行地从事农业生产，甚至对于孔子及其门徒所追循的学说感到不以为然，早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就有楚狂接舆陆通、长沮、桀溺、荷＃丈人等隐士[43]。这样的隐士在后世也并不少见，唐代的农学家陆羽、陆龟蒙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陆羽被当世人称为“接舆”，而陆龟蒙则被当时人说成是“江湖散人”，他在《江湖散人传》中写道：“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也许正是因为他摆脱了儒家传统礼教的束缚，才使他由一个文学家而成为农学家，隐士农学家的出现促进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

3，隐士农书不同于官修农书

        隐士农书着眼于解决自身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劝农的意味相对较少，因而隐士农书的内容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主。中国农书从作者的身份来看，有二个派别，一是官修农书（包括中央政府出面组织修撰的农书，如《农桑辑要》、《授时通考》等，和地方官员所撰写的农书，如《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撰要》、《宝坻劝农书》等；一个是私人著作。隐士农书属于后者。作为私人著作，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实际，在他们的农书中很少能看到象官修农书那样边篇累牍地照抄前人的著作，而更多是自己生产经验的总结，陈敷语：“是书也，非苟知之，盖尝允蹈之，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44]杨秀元将自己的著作名为《农言著实》，书中“言岁时占验．早晚种植与一切锄耕获之事特详，老于农者，或不能知也”[45]。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作为私人农书，它还打破了官修农书对于农业的狭隘观念，认为农业的问题仅仅是个衣食温饱的问题，即五谷、桑麻和六畜，而“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俘，盖不足存。”[46]而隐士农书中，除了农桑之外，还广泛地涉及到衣食以外的课题，如观赏植物、宠物、玩物等的栽培和饲养，这就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

隐士农书由于大多是作者自己生产经验的总结，因此，它和官修农书比较起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突出地方特色，可以这样说，隐士农书就是地方农书。《农言著实》总结的是关中旱原地上作物栽培技术与管理经验。张履祥《补农书》之作，则是因为“沈氏所著，归安、桐乡之交也。予桐人，谙桐业而已，施之嘉兴、秀水，或未尽合也。”而“土壤不同，事力各异”，于是张便“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这便是《补农书》[47]。丁宜曾作《西石梁农圃便览》时也非常注重切合当地实际，他在“自序”中说：书中所记“以事皆身历，非西石梁土所宜及未经验者，概不录也。”[48]地方性农书，较之于官修农书来说，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更有确实可行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