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2006文化事件 三大现象可圈可点(3)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创造中国清代瓷器拍卖纪录

市场盘整

人民日报记者 邵建武

２００６年共有１０５家公司拍卖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比去年增加了２１家；共举行了拍卖专场６８９个，比去年增加６８个；总成交额约１４６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减少了约１１亿元人民币。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这三组数字还是基本反映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界的现状。因此，可以说，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盘整阶段。

当然，２００６年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方面并不缺乏可圈可点之处：其一，“中国当代艺术”虽然在纽约遭遇了寒气，但在香港则是春风依旧，大陆市场亦呼声不弱。其二，北京华辰在秋季拍卖中设“影像艺术”专场，“照片”拍卖一时成了首都摄影界与新闻界的热点。其三，中国宗教艺术，主要是佛教雕像异军突起，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一尊明永乐鎏金铜佛像以１．１６６亿港币成交，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最高拍卖纪录。其四，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瓶以５２８０万元成交，为大陆拍卖中国瓷器的最高纪录；佳士得香港秋季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１．５１２３亿港币创造了中国清代瓷器的拍卖纪录。其五，徐悲鸿油画作品《奴隶与狮》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５３８８万港元成交，创下中国油画世界拍卖新纪录；《地球的红飘带》在北京华辰秋拍会上以１５４０万元成交，创造了中国连环画拍卖纪录。其六，中国器物也在各自领域出现新纪录，如１７世纪田黄石雕瑞狮镇纸等等。

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的盘整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在海外公司的图录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录常有捉襟见肘之处；而在大陆公司的图录中，更是错误纷呈，挑不胜挑。和海外公司比较，大陆公司的预展已经有了明显的设计意识，但细细地看又觉得徒有其表，内在学术秩序依然缺乏。大陆收藏人士在“中国当代艺术”保持了一定的理性，个别公司作了一定的学术调整，但总体跟风状态明显。依然故我的还有赝品大行其道……究其因，一是人员素质问题，一是服务意识问题，所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界不妨在市场盘整之际，苦练内功，来一个沙场秋点兵。

电影放映队进农村

电影进农村

人民日报记者 向兵

服务三农，文化下乡，音乐舞蹈相声小品各种艺术门类竞相服务基层，尤其是电影进农村取得长足进展。拉萨市达孜县塔杰村的流动数字电影院是西藏第一座农村数字电影院，它的建立，标志着西藏农村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农村电影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２００６年，国家广电总局在相关部委的支持下周密部署，各省（区）党委政府、文化、广电部门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推行农村电影改革发展试点工作，使得我国农村电影进入了体制性变革的阶段，电影放映规模和覆盖面迅速扩大，创下历年之最。２００６年，以数字放映新技术为先导的农村电影改革发展试点在陕西、河南、湖南、宁夏等８省（区）开展，覆盖１４５个县的３７０５２个行政村，惠及人口８０００万。改革旧的放映体制，组建新的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公司是本次试点工作的重点。目前，８个试点省（区）已成立了１５条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全部实行股份制的农村院线的建立，使原有的县级电影公司体制得到转换，形成了新的市场主体，盘活了资源，拓宽了农村电影市场。

２００６年，广电总局进一步拓宽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的准入空间，为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目前，除８个试点省（区）组建的１５条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外，全国还成立了跨省数字电影院线１１条，其中，由民营企业组建了８条。多元化的农村电影放映主体的出现，有力推动了农村电影规模化放映和企业化管理。如今，３．７５万支放映队活跃在全国农村，全年放映电影４００万场，观众达１４亿人次。大部分省区建立了以供片为纽带，集体、个体多元化的放映网络和放映主体。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市场呈现出良好势头，农村电影事业正在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网络纠偏

人民日报记者 刘玉琴

网络恶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２００６年似乎愈“搞”愈烈。以前的戏说之类相形之下已成小巫。

２００６年初，以“一个馒头的血案”为爆发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胡戈骤然之间炙手可热，成为网上明星。之后，网络恶搞进一步升级，尤其是一大批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经典之作惨遭“肢解”，面目全非。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整日做明星梦的“富家子弟”，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与坐台小姐混熟”，《林海雪原》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有了私生子，《沙家浜》中阿庆嫂与胡司令有染。最近连《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难逃“魔掌”，成了“娼妇与外国人的私生女”。至于“屈原”成了猪饲料，董存瑞没有炸碉堡，雷锋有姐弟恋等等更是五花八门，低俗离谱。

恶搞，表面上看，是宣泄，是煽情，是炫技，是追名逐利。可究其根里，则是对中国文化根脉的消解，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颠覆，凸显的是文化的失落、网络管理和社会法治的滞后。恶搞一旦成“恶”，则成了“脓肿”。看过了种种恶搞，还有人认为潘冬子、杨子荣是英雄吗？还会为宝黛的爱情悲剧黯然神伤吗？还会对历史、经典乃至社会道德与秩序怀有敬意吗？一些学者愤然言：“恶搞早已从最初的消解‘伪崇高’变成了今天的‘真流氓’，由庸俗变得低俗，直至成了恶俗。” 恶搞的最后结局：对传统与经典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

有识之士呼吁恶搞必须得到制止。从理论上说，强大的颠覆力意味着强大的创造力。但如果只是一场“大众的狂欢”，曲终人散，没有值得咀嚼的东西，这样的颠覆必然是短命和有害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理想，需要信仰，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如果让恶搞模糊了是非、美丑、荣耻的界限，将给社会文化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如何鼓励优秀的网络文化作品问世？如何珍惜网络传播的话语权？文化部门有关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的出台，正是人们所期待的。

民营文化

人民日报记者 陈原

今年，“民营”这个词语频频与文化相联，“民营文化企业”、“民营剧社”、“民营歌舞团”纷纷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年底，北京现代舞团的节目《北京意象》、《寻找娜拉》、《逍·爻》等一推出，就吸引了大量首都观众。今年恰好是这家民营舞团成立整整十年，也是他们成就最显著的一年，先后在国际五大艺术节演出２０多场，还受威尼斯双年展和新加坡艺术节委约创作了两台作品，酬金都达到了国际市场的高水平。民营的北京现代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今年１２月再次举办北京“芭蕾之春”和“现代演出季”，一直到明年２月，观众都可以在民营的舞台上看见一批中外名团的身影，这两大活动其实早已名声在外。

今年１０月，成立８年的沈阳爱乐乐团郑重宣布，以后天天有演出！浙江的民营剧团今年的演出场次和门票收入也大多超过国有。另外，像正走红的沈阳大舞台的“刘老根儿”、北京的德云社等，在当地也形成稳固的表演方式。

民营文化正在形成品牌，其运营特点逐步显示出来：一是精干灵活，没有包袱，转型又快，人数很少，不养闲人；二是职业化，学有专长，术有专攻，营销对路，创作和制作针对性强；三是节约，这些企业或团体自负盈亏，不指望拨款，所以每一个环节必须节俭，不敢浮夸、奢靡、贪大；四是作品成活率较高，因为他们的创作不是专为获奖，也不是为了领导表扬，而是面对观众，并且还要常年面对观众，没多少退路，也无人来保底。

选手参加娱乐选秀 

娱乐选秀

人民日报记者 张贺

２００６年各种“选秀”活动风起云涌，“选秀”活动名目之多样、内容之驳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选秀”在吸引大众参与热潮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赞之者认为，“选秀”改变了观众被动接受的娱乐形式，真正把参与权和决定权交给了大众，因此“选秀”是“草根的狂欢”。与以往的各种比赛相比，以“超女”为代表的“选秀”活动大大降低了进入的门槛，使参与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我在现场”的感觉。

但是，批评者们则认为，“选秀”活动鼓吹的是“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对于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所谓大众参与难以掩饰背后强烈的求利冲动，说到底，“选秀”不过是一场商业利益主导的娱乐秀。“选秀”活动中，评委们夸张的评语、某些选手丑态百出的表现以及高昂的短信费用给批评者们提供了证据。

赞美也好，批评也罢，“选秀”活动的大量涌现实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这些年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大变化除了经济上的相对富裕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公民自主权利的扩大，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选秀”活动契合了这种社会思潮。

热闹非凡的“选秀”活动在攀上收视高峰的同时也酝酿着危机。内容和形式的同质化不可避免地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选秀”活动使出乖露丑成为一个卖点，而某些参赛者也有意制造噱头，迎合观众的猎奇和窥视心理，这些都给“选秀”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些专家建议，“选秀”活动不要过分强调偶像崇拜，而应传达公平、自信、团结、奋斗的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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