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南洋书家多学何绍基，藏家爱收任伯年。“何体”在南洋走红不知是必然还是偶然，反正潘受、董桥都受何绍基的影响。但任伯年在星洲流行，应该与徐悲鸿的大力推介有关。徐悲鸿在南洋期间得到黄曼士的很多帮助，两人结下深厚友情，黄曼士收藏有不少任伯年的画作，部分送给了徐悲鸿，徐悲鸿后来还写了《任伯年评传》。黄曼士之后，新加坡收藏任伯年最丰的就是“胡椒大王”陈之初，数量高达100幅以上，遗憾的是，后来大多飘零散去。去年11月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举办陈之初（香雪庄）捐赠作品展，也就展出了8幅任伯年作品，不过皆是精品，其中包括四巨幅八仙（每幅两仙）。实际上，他的后代捐给亚洲文明博物馆的任伯年作品大概也就这些，博物馆再也拿不出更多的任伯年了。

我读王家诚著的《吴昌硕传》，得知任吴两人交情深厚。任比吴大四岁，但比吴早走31年，所以给人的印象，两人似乎不同代。任伯年属于晚清画家，吴昌硕1927去世，得年83，归为近现代画家。类似王国维与鲁迅在时代上的分隔，实际上王也只比鲁迅大4岁。

早期任伯年的作品，受到民间艺术很大的影响，卖画为生当然要考虑市场需求，故他多作市井题材，采用浓烈的色彩及撞粉、撞水技巧，总之雅俗共赏。后期则不同了，关于任伯年晚年画风的转变，通常的说法就是他看过八大山人的画册后心有所悟，开始追求凝练疏简的效果，他自言：“作画如颐，差足当一‘写’字。”而他也确实在跟吴昌硕研究书法，寻求画法的突破，给画作注入更多的写意、书卷气和凝重的金石味。

近日翻阅新加坡书画家许梦丰先生的《梦轩笔荟》，颇受益。书中收录不少他的艺术笔记，三言两语点评书画和人物，抒发己见，不落俗套。对任伯年晚年改路，许先生另有一说：“其实，任画从工入写、由繁入简是一种必然走势。伯年中年以后画名大炽，求画者接踵，不得不以简代繁，然造型精准、神完气足；晚期溺于阿芙蓉，身心俱差，布局落墨，或有草率颓唐暮气，然行笔不失飞动爽利，复笔、碎笔亦多，依然自家本色。必欲以此时期任画与八大挂钩，我不敢苟同。”这段分析倒是很有道理。任伯年有烟癖，晚年常收了别人的润金，躺在榻上腾云驾雾，一拖再拖，登门讨画的事时有发生。有一次，好友杨伯润、戴用柏路过任府，看不过去，强行从烟榻上拉起任颐，一个为他铺纸，一个为他研墨，任伯年很快画成，交与门外的追画人。

任伯年的人物画，向来受人推举。他的观察力非比寻常，自幼得其父严格训练。父亲外出时，叫任伯年把来访的客人画下，不问姓名，父返家，见画即知来客是谁。任颐曾为好友吴昌硕画像，其中一幅《酸寒尉像》，吴昌硕皂靴纱袍，外罩短褂，拱着双手，一幅小心谨慎、寒酸局促之态，惟妙惟肖。他著名的人物画《三友图》（见附图），描绘他本人和曾风沂、朱锦堂三人抱膝笼袖围坐一起的情景。在中国传统肖像画的基础上，任伯年借鉴了西方的技法，使得人物表情更加逼真自然。他也擅画仙佛，《钟进士斩狐图》抓得人物刹那神态，真乃不朽杰作。

晚清画家，我尤喜任颐和虚谷，许梦丰一语中的：“虚谷画如郊、岛之诗，孤瘦寒峭；任颐画如东坡诗，无施不可。”任颐画笔确实无所不能，面面俱到，是个全才。

齐白石有晚年，黄宾虹有晚年，张大千也有。任伯年56岁谢世，严格说他的晚年还不够“晚”，若他能再活二三十载，相信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衰年变法。他的晚年虽受八大影响，但未成压倒性力量，谈不上脱胎换骨，他“依然自家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