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著名学者、收藏家翁万戈在美国去世，享年102岁。翁万戈（原名翁兴庆），1918年7月28日生于上海，是晚清两朝帝师翁同龢的五世孙，爱好艺术并醉心于中国文化。2000年，将和他一起漂泊在外的翁氏收藏中国古籍善本永久传存于上海图书馆；2008年，以91岁高龄护送家藏回京举办了“传承与守望——翁同龢家藏书画珍品展”。在此编发一篇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以作纪念。——编者注

我的亲高祖翁同书是翁同龢的亲大哥，长20岁，相当于半父半兄。翁同龢因为无后，便从五哥翁同爵那里过继了一个，不想第三代也无后，便从大哥翁同书那一支借了一个第四代。这个人就是翁之廉，我的亲伯父。可翁之廉又无后。我刚一出生，翁之廉就去求祖父祖母要了我，指定由我来当继承人。次年，他就过世了，根据中国当时的继承法，所有的东西成了我的。那年是1919年，我两岁，就已经是收藏家了。但是，真正变成收藏家还是因为我生父的教育。

我两岁时（翁氏收藏）由我的父亲来管。父亲是个画家，我的整个收藏、鉴赏都是跟他学的。父亲有两个一块儿研究收藏的朋友，一位是张叔诚，天津艺术博物馆里的好画都是他家的，是位大大有名的收藏家；另一位是韩慎先，也是位大大有名的收藏家，曾一度做过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韩慎先是我祖母方面的亲戚，算是我的表叔。他不但对书画很了解，而且京戏唱得非常好。他有个别名儿，叫“夏山楼主”，因藏有一幅王蒙的《夏山隐居图》而得名。这画现存于故宫博物院。韩表叔、张九叔跟我的父亲一天到晚地研究书画，他们研究时我就在旁边看着、听着。引发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对书画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跟着父亲学画画。他有很多书画方面的书，比如《唐宋元明画大观》，所以我就抄画，什么都画。十几岁时，天津扶轮社有一个书画比赛，无论什么年龄都可以参赛，我也去了。我用郎世宁的画法画了幅猴，得了第一名。那个时候，纯是对书画感兴趣，什么“家族传人”都不在我的意识范围内。真正有意识，大概是快20岁的时候了。我掌管了翁氏家藏，不仅书画，连彩衣堂整个房子都属于我。彩衣堂初名“森桂堂”，为常熟大族桑瑾建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后来几易其主，清道光十三年（1833）归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1790－1862）所有。常熟相对潮湿，不适合存放书画这类的藏品，因此，我过继的父亲去世之前就在天津置了一处房产，把家藏送到北方储存，由我的继母和我亲生父母帮助照管。母亲怀我那年，天津发大水——天津有几条河，常泛水——我们家住在英租界，底楼楼下都是水。无奈，父母和兄弟跑去上海避灾，我也就生在了上海。直到两岁才住回彩衣堂，入私塾念书。

1937年春夏，常熟所有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和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一共五千余人，被送到上海附近一个叫华漕镇的地方去军训。我们都剃头——差不多剃光，穿军装——破军装，还有枪，全副武装。集训的内容就是急行军，跑得我两条腿提都提不起来，持续了几个月。也许蒋介石预感到日本人要打上海吧，军训就提前结束了。因为上海离常熟不远，所以我就立刻回了彩衣堂。可惜只住了一个月，当时正值“七七事变”前后，常熟战火连天，我和家里人计划着从老家逃往上海。不知怎么挑的，一挑挑了“八一三”那日。当时乱得简直无与伦比，交通只能靠汽车。我的继母问我怎么办——因为我的继父不在了，我虽年轻却能做主——我说，我们走。我打了个电话给上海长城汽车公司，对方说只能派出一辆车。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车，因为我家是老主顾，才派出了一辆。这一辆车只够四个人坐，她（继母）、日夜陪护她的一个侄女、我的亲二哥和一个女佣人，四个人带着细软先走了，说车一到上海就回常熟来接我。我盼了一晚上，整整一个晚上，车子也没回来。“八一三”，怎么还回得来？日本人已经炸了那条路了。第二天，我们的一个老佣人认识当地汽车公司的人，他有辆公共汽车，空的。他侄女要到苏州，带上我和我的佣人还有司机，四个人坐着一辆空荡荡的大公共汽车启程了。到了苏州以后，坐火车从苏州到嘉兴再到上海，绕了个大圈子。抵沪的时候，铁门都关了，很多人在那里爬铁门，想进租界。我继母在法租界有间弄堂房子，他们前一天到就住那儿，我有地址才被放行进去。

1948年，北方仗打得厉害，我决定把家人和天津的藏品统统带去上海法租界的房子里躲避战火。那个时候又是很乱，没有交通工具，我还记得坐的是开滦煤矿的煤船。岂料，上海的状况也已经很不好了，进租界的地方又是很多人堵在门口，因为我有房屋的地契证明才能进去。但是，大局变化得很快，上海也待不下去了。最后，还是决定去美国。我们乘坐的飞机是西北航空公司的最后一班，但是，空运藏品根本不可能，除了海运别无他方——尽管海运至少要两个月的时间。我找了个俄国人，他说他可以帮我运。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相信他。他给我一张纸，说到了美国让我们凭纸去取。可是我们到美国之后，很久都没有船的消息。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上海的收藏家也是用海运，结果整条船都沉了，什么都没了。为此，我夫人十分担心。后来有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货到了。我开心极了，立刻去取，所有的东西都在呢！从那次离开，直到三十一年之后才回国。三十一年呀！其间有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不是那么好，在美国的华人没法回国。1972年，周总理和美国总统签了《上海公报》，我才可以回到祖国。1979年至今，我已经回去三十几次了，在国内的朋友、亲戚很多很多。

实际上，我们家族的收藏是从翁心存开始的，翁心存钟爱陈洪绶，现在家藏有他的《三处士图卷》，那就是从翁心存开始收藏的。家藏的几件陈洪绶的作品都很不错，特别是陈洪绶画的一幅画做成木刻的博古牌。这件东西，翁同龢还在后头题了诗，是一件家传之宝。我对陈洪绶感兴趣，一是因为家传，很早就藏有他的作品，另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对他的喜好。陈洪绶不仅画好，一开始就按照顾恺之白描式的方式来画，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有着很强烈的个性表达。他为人比较孤僻，因为明朝亡了，所以他画的人物造型都很奇。那个“奇”不是为了奇而奇，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心情。在中国，常说一个人的人格会影响他的书画，所以，陈洪绶的作品兼具历史性和美术性，可谓中国文化的结晶。

我现在在潜心研究翁氏的家藏，比如王翚的《长江万里图》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历史中的地位。相传，中国历代许多著名的山水画家都画过《长江万里图》，最出名的是燕文贵的《长江万里图》，但极少有留存下来的。因此，王翚的《长江万里图》就显得很重要。然而，王翚一辈子没出过南京，他真的见到过长江吗？他是怎么画这《长江万里图》的呢？对此，我做了研究，也打算出一本“小书”，已经写了不少了。我从研究长江开始，着重于中国什么时候知道长江有个“源”。宋朝人以为四川的岷江是长江的源头，其实不然。长江源头真正被发现是近代的事了。那么，王翚又是怎么画的长江呢？后来我发现，沈周画过一张《长江万里图》，虽然原本已经找不到了，但曾有人很忠心地照抄沈周的画，因此留存了一个摹本，在故宫博物院。我拿着那个摹本的照片跟王翚的图比对，得出一个结论，王翚是基于沈周的《长江万里图》画的。证据在于，在长江的上游，王翚画了一座桥，而沈周画的是一只一只的船连着停在一起，不是桥，是王翚把它画成了桥。这就很容易地看出两幅画的关联。其实，古人谁也没到过长江的源头，但“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的诗就是他们画长江源头的依据。历代的大师画的是诗，是诗意。

身为收藏家，最重要的一点，是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先能分辨真假才能论好坏。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真的都是好的、假的都是坏的？其实不然。你要问是不是坏的有可能是真的呢？我说，当然可能了，一个人画画会有败笔的嘛。我觉得收藏最重要的一点，是鉴赏能力。这个不是别人告诉你就可以实现的，必须亲自研究。对中国文化要有了解、有认识，包括文字、书画等各个方面。一定要多看，而且不能肤浅地看，要能看出道理。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师傅“领进门”的话，当然更好。但“修行在个人”，没有小道或捷径可以走。（附图为翁氏藏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