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期的写作：诗歌是伟大的发光体

疫情时期的写作：

诗歌是伟大的发光体

霍俊明

2020年是非常之年。那么，在疫情或非常时期，诗人应该对谁说话？诗人最终该对谁负责？诗人的表达如何才能充满效力和活力？这种种疑问与歌德的《诗与真》以及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的吁求发生了遥远的呼应。这也给每一个人包括写作者提供了重新认识生命、人性、疾病以及医疗、民众、社会和国家的入口。

诗歌是非常时期伟大的发光体！2020年4月6日，BBC播放了时长58分钟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人类和时代的严峻时刻，我们总会想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以及穿越时空而来的伟大诗歌的回声。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也同时改变了很多诗人和作家的世界观。当我读到澳大利亚诗人迈克尔·法雷尔（MichaelFarrel）写于疫情期间的诗《看见光环》以及丽莎·戈顿（LisaGordon）的《同穿山甲一起封城》，我再一次感受到一个变异、压抑、灰暗和恐慌的世界，我也再一次看到了诗歌作为替代性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吉狄马加在今年4月完成了一首528行的长诗《裂开的星球——献给人类和所有的生命》。吉狄马加不仅对人类灾难予以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剖析与反思，而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回应了世界命题的诗学意义，“多数人都会同意/人类还会活着，善和恶都将随行，人与自身的/斗争不会停止/时间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提示，人类你要大胆/而又加倍地小心。/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这个星球？/哦，老虎！波浪起伏的铠甲/流淌着数字的光。唯一的意志。”

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诗人都必须接受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挑战。我们需要具有人类总体意识的整体性、方向性写作。

2020年，很多文学刊物以及各种电子平台都纷纷推出“抗疫诗歌”的专辑。

总会有突如其来猝然降临的严峻时刻，它们可憎、可怕的面目和携带的危害、后果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新冠肺炎疫情就这样来了，给所有人以猝然一击。每一个人都在盯着手机屏幕看疫情的最新动态，看着地图上颜色的加深，看着那些数字的更新。伴随着疫情的加剧，伴随着疫情和救治的博弈，伴随着恐慌与焦虑，伴随着爱心和援助，伴随着空前增强的民族凝聚力，更多的文学机构、新闻媒体、诗歌刊物、综合性文学刊物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平台纷纷在第一时间征集“抗疫诗歌”并推出大量的专辑。在封闭、沉闷、压抑的氛围中“我手写我口”成为很多对生活具备敏感触角的诗人的主动选择，而那些“心急手快”“一吐为快”“不吐不快”的诗人们更是一天创作数首甚至一天十几首。我身边有很多诗人朋友就在第一时间写了抗疫诗歌——这也是“诗言志”传统的接力，甚至有的诗作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后点击量高达数万。当然，也有的诗人朋友非常谨慎而没有动笔，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写”的理由。在重大社会事件和重大灾难暴发的时候，总是敏感的诗人们第一时间站出来。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一部分“抗疫诗歌”从不同的角度立体化呈现了疫情时期人们的生活、精神状态以及整个国家和医疗队伍在抗疫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感人至深的大爱和凝聚力。在阅读这些诗作的时候，我记住了蒙古族诗人查干牧仁的极其真挚而动人的诗句，“紧握时间的药方”“我们都是沉默的亲人”（《我们都是沉默的亲人》）。当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公众心理产生巨大波动，当疫情已经改了日常生活的秩序，人们开始正视生死存亡，每个人都在经受人性和爱心的考验。正如法国作家加缪通过《鼠疫》揭示了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心理、动机和不可思议的行为一样，“抗疫诗歌”以及“灾难诗歌”同样应该最大化地揭示现实、真实以及人性、疾病的诸多可能。1942年，加缪在日记中说：“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问题来了，在严峻的异常时刻我们是应该发声还是应该沉默？我们是付诸于行动还是付诸于笔端？我们是该赞美还是应该批判？我们该将疫情归罪于谁？疫情到来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而又没有看到什么？这是任何写作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只是一哄而上、简单粗暴地急于表达极其简单和表层化的“常识”，如果只是进行假大空的毫无生命热力更谈不上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的“热点写作”“新闻写作”，它们注定是无力的、无效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而从长效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评价来说，“非诗”“伪诗”“劣诗”和“浅薄的诗”“媚俗的诗”“陈词滥调的诗”都是对诗人敲响的警钟。诗人的责任既是语言、修辞层面的，又是现实感和社会学层面的，对于任何一个总体性的诗人和具有现实感的诗人来说他们都同时维护了这两个责任和要义，“这首诗里有忧心与恐惧/哀悼与痛哭、行动与献身/更有祈祷和祝福——/东湖之水的碧波荡漾/武汉樱花的如期开放//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这首诗应该快马加鞭/但别忘了为它消一消毒/如果此刻母语感染了病毒/一首诗也会呈现新的恶果”（沈苇《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在任何情势下写作都是“诗歌之内”与“诗歌之外”同时进行、相互砥砺的过程，只有“现实”而没有“诗”或只有“诗”而没有“现实”，二者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不完整的甚至会导致褊狭的认知和窄化的表达。

尤其是当愈发复杂的疫情和同样复杂的自媒体舆论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了那么多差异巨大的资讯、新闻、故事、心态、眼光以及人生观、现实观和世界观。在此时刻，诗歌必须起到净化和说真话的作用，必须做到正本清源、向善求真，“防疫一天，刚进家门/儿子便丢下玩具，兴高采烈地扑过来/被我一声呵斥住/小家伙愣在那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去洗手间清洗出来/重新抱起他，父子俩啥也没说//隔离汝身，溃烂吾心/爱，也是一种病毒”（王单单《花鹿坪防疫记》）。

任何时代的诗人完成的不只是个体写作，更是公民写作。也就是作为写作者来说，这不仅是现实正义和社会良知，而且是诗性正义、语言担当和修辞的求真意志，这包括写作者的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现实和历史是相通的，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现实经验应该是能够打通历史记忆和时代内核。从来都不存在封闭的“纯诗”，当然也不能以“现实主义”来规范所有的诗歌写作者。“——这不是诗，因为我没有勇气/冲下楼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因为在死神占据的地盘上/惟有活着本身才能成就一首诗”（张执浩：《这不是诗》）。与此同时，我们又不会忘记谢默斯·希尼所说的诗歌又是充满了各种可能的，包括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人的现实责任。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强调严峻时刻到来的时候诗人必须是见证者，当然具备与社会对话的及物能力还不够，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世性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抗疫诗歌”在个人与疫情、诗学和社会学的深度对话中重新激活了及物能力以及现实精神。显然，对于具有高度社会效应的题材和主题写作来说，我们往往是处于社会阅读的整体情境之中，而文学本体的内在命题和审美要求则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或压制。但是，需要纠正和强调的是诗人的社会行动和诗歌的内在秘密并不是冲突、违和的。恰恰在很多重要诗人那里，这二者是时时共振和彼此激活的。

平心而论，聚焦社会热点的诗歌是很难写好的，甚至随着人们阅读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诗歌的审美期待也越来越高。在海量的抗疫题材诗歌中不乏优秀的直抵现实、直击灵魂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同质化的表浅文本，它们既没有揭示出深层的现实也没有发现现场中撼人心魄的细节和场景，而只是局限于表态和浮夸赞美。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诗歌的“个人功能”“社会功能”与“内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诗人既是“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因此并不存在纯粹封闭意义上的“纯诗”或“现实主义的诗”。

“落在凌晨五点/扫街的环卫工吴阿姨身上/她拾起小叶女贞灌丛下/几粒发光的星星/把它们当玻璃球揣进怀里/准备带回家拿给孙子玩/雪落在大地上/格外地净白/母亲双手接下天大的口罩……”冯冯的这首《白雪谣》就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我上面所说的抗疫诗歌写作中容易出现的普遍问题，而是从“小”和“轻”的视角出发，关注普通人物和象征化的细节，反倒是在适度的疏离中使得诗歌空间变得开阔起来。诗歌的起点是个体感受、生命体验和真实情感，诗歌往往是从身边的熟悉之物开始的，进而再辐射到更广的精神视域，而这需要诗人的襟怀和眼界，这最终达成的正是诗人之“真”和诗歌之“真”，也即所谓的“诗性正义”，比如“那么多的雪落入甘南/那么多的牛羊，在原野上踟蹰/啃食着大地最后的口粮/那么多的行囊，回到檐下/安静的村落又变得热热闹闹//那么多的病疫和恐慌，落入新年/那么多的村庄，关锁了门户/那么多的忧伤包围着我们/包围着梦中家园。那么多的流言/足以，众口铄金//那么多的逆行者继续引领着勇敢/那么多的慈悲，就钤在心头/这一切，足够我们捡拾一地阳光/孩子啊！纵使此刻，我已泪流满面/还得面向春天，努力说出——‘/人世温润，踏歌徐行’”（刚杰·索木东《新年，与子书》）。

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诗《除夕》就是如此精神趋向的文本，一个看起来与往年无异的仪式却因为加入了关键词“武汉”而跨越了个人经验，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一闪电式的“武汉”一词的照彻下获得感人至深的人性关怀以及跨越时空限囿的精神势能——

“敬锅庄之前/父亲照例在门口/用杜鹃枝叶/燃起一堆火/开始驱邪/烟雾随他口诵的词/在古老木屋缭绕/不同的是/今年，这个普米老人/还念到了武汉/这一小小的变化/让我一下愣在那儿/忍不住热泪盈眶……”我的内心霎时被无形的手攫住，为之震撼并迎受到了同样的阵痛与割裂。无异，这就是一个诗人和生活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化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这是诗人和现实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化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在很多诗人那里诗歌首先面对的是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诗歌面向的首先是时间本身，而时间在不同的诗人那里会对应于各自具体的事物或差异性景观，“在这个世界，我卑微，我名不见经传/像一棵草，低身俯就地/活着，但我也有亲人、恋人和仇人/我也有忧愁、欢乐、悲伤/现在我知道，他们/和它们，是我手上的十根手指/脚上的十根脚趾，没有一根是多余的//还有这个世界的飞鸟、树木、泥土/野兽；这个世界的喧嚣/庞杂、污浊、离乱/这个世界的苍蝇、老鼠、蝙蝠、蚊子、细菌、病毒/它们隐藏着另一个社会，说着另一种语言/身怀另一些我们未知的事实真相/让我们时常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但紧接着又将柳暗花明”（刘立云：《你，或者我和你》）。这不再只是个体时间，而是整体性的现实时间以及历史时间，由此个人经验上升为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质言之，文学必须具有能廓清当下的精神能见度。

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实感受力基础上的“灵魂的激荡”和时间之诗、命运之诗，当然也需要震撼人心的现实之诗、社会之诗。诗歌从时间序列上构成了一个人的语言编年史和总体意义上的时代启示录，评价一个时期的诗歌还必须放置在“当代”和“同时代人”的历史化的认知装置之中。无论是日常时刻还是非常时期，“诗与真”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现实必须内化于语言和诗性。从长远的整体性历史维度来看一个时代也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着极其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如果一个时代的诗人没有对显豁的时代命题以及现实巨变做出及时、有力和有效的精神呼应和美学发现，很难想象这个时代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诗歌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