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圣天：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

距离郑圣天第一次去墨西哥已经过去了40年，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郑圣天皆作为偶然的“在场者”参与。80余载的风云际会，他以个体艺术生命与经验重新丈量了中国20世纪以来艺术史的叙述。

郑圣天（又名郑胜天）

2009年郑圣天上线了一个名为“圣天作业”的网站，“圣天作业”也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历程和艺术生涯的双重命名，它的实体是一个文献资料库，将他个人走过的时代记忆开放出来成为一个公共资源。

展览现场 给“圣天作业”的一份提案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2015年长征计划和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思想研究所开始着手研究“圣天作业”的材料，将郑圣天的艺术经历作为个案，尝试以个体艺术生命与经验重新丈量中国20世纪艺术史叙述。六年的研究带来“给‘圣天作业’的一份提案”——向郑圣天和项目参与者，向艺术界以及超越艺术的世界，发出一个提案，它是一个策展写作，也是一个策展行动。

“郑圣天——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展览开幕现场，图中为墨西哥大使夫妇，右一为长征计划发起人卢杰，摄影：张怡雯，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郑圣天——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展览开幕现场，右一为长征计划梁中蓝，摄影：张怡雯，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项目过程中经历了三次提案工作坊，邀请国内外艺术、文化、社会思想等各领域的人分享材料、探讨问题，理清了工作的出发点：不做个人回顾，不试图通过文献工作还原历史现场，不做个人“小”历史与公共“大”历史的比较研究，不造神，不投射，拒绝历史决定论……

因此本次由长征计划组织的“郑圣天——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视觉展示，即是以上述提案的核心论述为基础而展开。它不是一个个人回顾展，因为它无法承载郑圣天复杂的艺术工作与人生的交集。也不是一次常规的展览方案，它是面对“圣天作业”的一次视觉呈现，郑圣天的个人史、创作实践以及以中墨艺术交流为题的历史调研，三个看似各自独立的历史叙事，被并置在同一个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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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

走入展览空间，可能会随机经历三个不同的叙事线索，串联起个体、艺术和时代之间的关系。最早的时间可追溯至1930年代，鲁迅第一次将墨西哥壁画介绍给中国读者。1931年10，上海学杂志《北》第卷第期在页发表了维拉的壁画《贫之夜》。画页前的透明纸上有鲁迅执笔的简短介绍：“理惠拉（Diego Rivera）以六年于墨西哥，然是久在西欧学画的。他岁后，即往来于法兰西，西班和意利，很受了印象派，体派，以及艺复兴前期的壁画家的影响……”

展览现场 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与之并列的是上世纪第位访问中国的墨西哥艺术家——盖尔·珂佛罗斯的漫画作品，珂氏夫妇在中国的短期旅程对不少中国艺术家产了深远的影响。最突出的例就是张光宇和叶浅予。张光宇正是在1930年代初认识珂佛罗斯的时候，开始创作民间情歌插图。叶浅予指出他的《民间情歌》不仅受益于他对中国民间版画的了解，同时明显吸取了珂佛罗斯的夸张段。

展览现场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1950年代处于朝鲜战争的中国寻求来亚洲、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和西左翼知识分的持。亚州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墨西哥发起之迪亚哥·维拉的《和平的美梦和战争的噩梦》复制品被带到中国，当时的报导说：上画着世界爱好和平民的领袖斯林元帅和泽东主席的像；同时也画着美国军队屠杀和平民的暴。他们要把这张歌颂和平和诅咒战争的油画缩影赠给中国民，以表示墨西哥民爱好和平的愿望。

智利艺术家万徒勒以代表身份参加了1952年11月北京举行的亚太和会，1950年代他常驻北京期间，结交了不少艺术家朋友，如齐、李可染、傅抱、郁风等。许多来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艺术家同到中国的访问，都得到过万徒勒的帮助。那时拉美国家还没有与中国建交，万徒勒就仿佛是拉美在中国的化使。

展览现场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1956年3月，第次墨西哥版画展览会在北京王府井帅府园的美术展览馆举。展出了30余位墨西哥众版画社成员的273件版画作品，仅仅三个多之后，个更型的墨西哥展览来到北京。展览主办者是另个左翼艺术家团体“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

同年“墨西哥壁画三杰”之西盖罗斯来访中国，并向美术界做了题为“墨西哥现代绘画运动”的报告，同在其他场合样，他公开表达了关于要建“新时代的新的纪念性艺术”的观点，以及对学院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斥责。这次来访带给中国艺术家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启发他们去重新评价苏联艺术，现代艺术和他们的传统，认识到新艺术需要种新的思维式。西盖罗斯这次访华恰恰发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唤起了相当多中国艺术家对新艺术的理想。成为上世纪五年代中国化艺术界最有意义、也是最后次解放思想的对话。

展览现场 圣天藏书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1962年底，万徒勒在帅府园展览馆展出了他在古巴创作的壁画《卡洛·西恩富斯》图，给郑圣天留下深刻印象。20年后，郑圣天出国访学时，第一次踏上墨西哥的土地。他参观了乎所有在墨西哥城和周边地区的重要壁画景点及历史化遗址。拍摄的量照成为日后教学用的幻灯片。他还将旅途中的经历记录下来。后来集撰成，以《墨西哥壁画印象记》为题，发表于1984年的《新美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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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一个广场

郑圣天曾说：“人生就是一个广场，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他看来，出现在生命中的人都呈现偶遇的状态，因此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出现在展览中间。

展览现场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郑圣天自述：（引自“圣天作业”“世纪：SHENG PROJECT” 第一次策展工作坊纪要）

我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是1938年出生，1953年到杭州，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读书，读了五年的美院油画系。正好这个时间中国20世纪那些大师都还活着，而且那是相当活跃的时期，倪贻德先生、董希文先生都是我们的老师，林风眠虽然没有上过课，但是也见过，老一辈的都接触过。当时留学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一代艺术家，也在那时候开始进入他们的黄金时期，对我们也产生很重大的影响。但是同时，还有一个现代主义的潮流，它并没有完全熄灭，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根据当时的条件在发展。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活跃、非常多样的时期。我很有幸自己经历过这个时期，而且还能够对这个时期的记忆相当清晰。

郑圣天 《董希文》布面油画 41 × 41cm 2011图片由郑圣天与长征计划提供

郑圣天 《博巴》 布面油画 41 × 41cm 2011图片由郑圣天与长征计划提供

第二个时期是文革以后，“八五运动”一直到90年代当代艺术发展的时期，我也是能够亲身参与，置身其中，当然就有很多自己觉得很难得的经历，包括维罗斯科现代艺术史系列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等等。

郑圣天 《盛装》 布面油画 129 × 129cm 1987图片由郑圣天与长征计划提供

郑圣天 《万徒勒里》 布面油画 41 × 41cm 2011图片由郑圣天与长征计划提供

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出国以后，基本上在国外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进程，把中国艺术介绍到国外去，把外国的一些当代艺术介绍到中国来。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初，曾经在国外搞了一些大型的活动，建立了艺术基金会，支持蔡国强等艺术家进出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性的大型展览，也参与了创建英文杂志《Yishu》（典藏国际版），把中国当代艺术的信息介绍到国外。

郑圣天《印第安艺术家》布面油画 121.7 × 149cm 1987 图片由郑圣天与长征计划提供

郑圣天 《赵无极》布面油画 41 × 41cm 2017 图片由郑圣天与长征计划提供

展厅中的“广场”承载的是郑圣天针对20世纪中国和墨西哥的艺术交流所做的研究和搜集的文献。在文献资料之外，围绕着“广场”的是郑圣天自1950年代至今的60余件绘画创作。从就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和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的年代伊始，对“革命化、现代化、民族化”的思考就贯穿了郑圣天的绘画实践，展出作品包括了五六十年代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拉美与墨西哥现代主义的影响之辩证时期，“文革”时期的作品，和八十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出国进修的艺术家在美国及墨西哥的创作。

展览现场《风起扶桑》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广场”的尽头悬挂的是郑圣天与孙景波等艺术家合作的12米长的可移动壁画——《风起扶桑》。壁画长12公尺，高3.2公尺。画面上主要人物（包括作者）共50人，以多件中墨艺术交流重要作品为背景，形象地讲述了二十世纪墨西哥与中国之间跨越太平洋的艺术交流史。

《风起扶桑》从墨西哥艺术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与中国艺术家对话开始，经过五、六十年代墨中两国艺术家间接触交流的巅峰期，到中国当代壁画创作萌发的七十年代末，表现了这一跨文化互动合作的全过程。作者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进行访谈和研究记录等资料，选择了曾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众多人物的形象，组成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将这段鲜为人知、迷人又神秘的中墨交流文化史篇章呈现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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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 两种国际

“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这是郑圣天回顾1980年代第一次出国访学时所说的一句话，这句平凡至极的话在四十多年后却显得意味深长。郑圣天曾说过：“墨西哥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和一批同代人艺术观念的转变，我们对盲目仿效苏联艺术模式的做法开始怀疑。”

墨西哥与中国有着异常相似的历史和国情。古老的文化传统、近三百年外族的统治和融合、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以及相伴随的文化启蒙运动等。从1950年代作为学生开始，郑圣天这代人的身上就接续着一种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后来却去了美国，郑圣天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当代艺术和“西方”对话的核心推动者。

郑圣天 《街头乐队》 布面油画 80 × 113cm 1982 图片由郑圣天与长征计划提供

在1950年代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各种文艺思潮中，蕴含着一种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的潜能，这是一个世纪里面的第一种国际。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侧身其中积极推动的是另外一种国际——当代艺术的国际化潮流。“一个世纪，两种国际。”他的人生经历贯穿了一直以来被分裂、隔断的三个世代的历史叙述，也就是所谓的新中国、新时期（“后文革”时期）、新世纪。他打开了中国艺术史视野中被意识形态化的叙述所迷惑，而无法进入到历史的经验脉络中去进行思考和判断的误区。很少有一个个体能够用他的人生经验、身体经验串联起中、外艺术史，联动着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脉络，使我们深入到历史的经验内部，去思考这个政治过程和历史过程，也是艺术的历程。

郑圣天 《西盖罗斯》 布面油画 41 × 41cm 2008 图片由郑圣天与长征计划提供

【编后语】正如长征计划梁中蓝所说：“‘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这句话包含的想象不是墨西哥本身而已，而是墨西哥带来的这一切。”郑圣天这一代人曾经经历过他自己称为的“社会主义现代主义”时期，那个时期存在国际化的理想和观念，重新展示出一种开放的姿态。

在那一时期的人生经验和历史意识中，郑圣天“去墨西哥”这一条脉络若隐若现，从未消停过。身为传统/现代性冲击的时代诞生的新一代人，他带着社会主义的理想进入当时的世界。如今世界也从冷战语境走入全球语境，抵达了今日错综复杂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历史没有终结。

关于郑圣天名字的说明：

母亲告诉我，我出生在家乡一座孔庙中。由于战事将近，医院临时设在那里。孔子历来被尊为聖贤，我属天字辈，就给我取名聖天。

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27岁。偶有人夸我名字取得好，但多是年长之辈。自己却觉得很老气。到汉字简化方案出来，“聖”变成“圣”，看上去更有点说不出的别扭。

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狂热中，“聖“字几乎是封建迷信的同义词，常常被革命造反派打上“X”号。我便将名字改写为同音的“胜天”，以免无端遭人批判。何况那时“人定胜天”正是一个很流行的口号。这个名字在我的证件上也用了二十几年，直到拿了英文拼音的加拿大护照。

其实当年“聖”字被批判很冤枉。“聖”从耳呈声，是通睿的意思。古称“聖人”、“聖君”是说他们智慧贤明，和迷信并没有关系。只是后人将英文的“holy”和“Saint”等词也翻译成“聖”，才让这个词带上比较强烈的宗教色彩。

过去对“人定胜天“的理解也完全是误读。古书中“人定”是一个词，指人心安定、和睦有序。“人定胜天”是说“人定”比“天定”更重要。把这句成语曲解为“人类一定能战胜自然”，而為所欲為，就可能会给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找到借口。

一位朋友看到我以前文稿的署名，说还是改回去的好。我也颇有同感。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不免带着时代和人生的痕迹。好在我现在的正式文件都用英文名，修改中文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再回复到少年时的名字，还颇有点掀开生命另一页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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