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汉三老碑的前世今生

杭州孤山，风景旖旎，文物胜迹荟萃，是中外游客心仪的观光之处。走进孤山，免不了要去探访精致迷人的西泠印社。这里有一座石室特别引人注目，石室外观仿照吴越宝箧印经塔，四周多条楹联，门楣有匾额“汉三老石室”，显得典雅庄重，古色古香。游客们只能站在被铁栅栏封锁的门前，透过菱形的栏格往里窥探。在室外日光的辉映下，好奇的人们看见了一块石碑，上面隐隐约约地浮现着许多文字，看不清写的是什么。迷一般的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今年7月，受西泠印社之邀，我有幸走进这座神秘的石室，穿越时空，去阅读古老石碑的前世今生。

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

石碑的来历

1852年春夏之交（清代咸丰二年五月）的一天，浙江余姚严陵坞一户人家因建房需要，前往客星山南杨梅岗取土。严陵坞因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墓葬于此而得名，现在叫横河镇子陵村。村民在掘土时发现一块大石碑，就把它挖出来遗弃在小路旁。

恰巧，当地书生宋仁山路过时看见了这块石碑，他想到了严陵坞爱好收藏的乡绅周世熊。周世熊对金石文字有研究，闻讯后便去查看。石碑有些残缺，上面刻着一些字，凭着多年把玩古董的经验，周世熊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这块石碑的气场，他雇人将石碑运回，在自家院子建造竹亭妥善保存。

汉三老碑局部

岁月的磨砺，字迹已经模糊。周世熊仔细辨认着石碑上面古人留下的信息，内心荡漾起神圣的感觉。石碑上的字写道：

三老讳通，字小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讳，字宗君。癸亥忌日。掾讳忽，字子仪。建武十七年，岁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讳捐，字谒君。建武廿八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

伯子玄，曰大孙。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纡，曰子渊。次子提馀，曰伯老。次子持侯，曰仲雍。次子盈，曰少河。

次子邯，曰子南。次子士，曰元土。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无名。次女反，曰君期。

三老德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仁，难名兮。而右九孙，日月亏代，犹元风力射。邯及所识祖讳，钦显后嗣，盖《春秋》

义，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至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严及焦，敬晓末孙，冀副祖德焉。

石碑高度为93厘米，宽为42厘米，共计217字。周世熊认定它的刻制年代在公元52年（东汉建武二十八年），根据石碑上文字所表述的内容，他定下了碑名：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以后的人们沿袭了周世熊的命名，也有人简称：汉三老碑。

身世的考证

从碑文来看，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为名叫“通”的人而制，这位通的社会地位是“三老”。“三老”是古时候地方乡郡官称，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秦代设置了“乡三老”，据《管子·度地》记载：“三老、里有司、伍长者，所以为率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汉书·高帝记·上》记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后汉书·王景传》：“父闳，为郡三老。”历史文献告诉我们，西汉有“县三老”，东汉有“郡三老”。其实，“三老”就是掌握地方社会思想道德教化的乡官，不是行政职务，不拿俸禄，也没有实权，但地位较高，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中的三老“通”是谁呢？周世熊据《后汉书·任延传》考证，任延担任会稽都尉时，有一些人为躲避莽之乱而从北方逃难来到了江南，后有不少人定居在浙江。周世熊认为，严子陵就是南下逃难中的一位，客星山下的严陵坞即为其定居之地。而与严子陵十分要好的董子仪也住在余姚。周世熊感觉汉三老碑文字记载的内容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没有问题，他因此推断“椽讳忽，字子仪”的“子仪”便是董子仪，那么，“三老讳通”，应该就是董子仪的父亲董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讲究一个“礼”字，其作用体现在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培养民族精神两方面，而对往生者避讳是其中很重要的话题。《礼记·祭义》载：“君子有终生之丧，忌日之谓也。” 父母或者先祖去世的日子就是忌日，这个日子是后辈必须永远牢记的，而且每当忌日之际还要对先人进行追思和祭祀，铭记祖上功德。还有，先人以及重要人物的名字是不能写出来，也不可以直接说出口来的，所以需要记录下来放在备忘录里，以免先人往生久远，后辈因为不知道而有所触犯。

周世熊请来工匠拓制《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数百件，四处分发给各地志同道合的友人。经过友人们的再传播，汉三老碑以及《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在金石收藏与研究的圈子里透透红。

就在周世熊研究与传播汉三老碑之际，中国大地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周世熊起初没有闻到太平天国散发的硝烟味道，直到1861年（咸丰十一年），李秀成部与李世贤部攻城夺地，共同攻下浙江大部分土地，他才如梦初醒，抛下房屋家产仓皇逃难。太平军撤离后，回到家乡的周世熊看到自己的庭院已经毁于兵荒马乱，心头不禁悲凉。可是，就在被毁的竹亭遗址上，汉三老却碑劫后余生。

周世熊让不少人了解了汉三老碑，有的学者甚至加入了研究的队伍，展开了对这块石碑身世的考证。时光飞逝，周世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中国社会也从清代进入了民国时期。公元1919年夏天，周世熊的后人因家道中落，不得不将家藏宝物出售。来自上海的陈渭泉以3000块大洋的价格从周家购得汉三老碑，经水路运回上海，搬进了玉塔山房斋 。陈渭泉的人是一名房地产商，爱收藏，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还兼顾着古董生意。

东瀛古董商也把目光投向了汉三老碑。1921年秋天，一个日本人突然造访陈渭泉，愿出价8000块大洋收购此碑。上海滩的一些古董商获悉了日本同行的这一动静，将这个信息通报给了当时上海知事沈宝昌。沈宝昌是绍兴人，了解汉三老碑的一些情况。得知宝石要被日本人买走的消息，他很吃惊，立即拿起办公室里的电话，打给了赋闲在家的老乡、上海海关原监督姚煜。

沈宝昌、姚煜意见一致：汉三老碑不能外流。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在浙江同乡中广而告之，以书信形式集资筹款，希望从玉塔山房斋赎回宝石并送回浙江安置。在当时中国外敌觊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大背景下，一场牵动社会各界围绕一块石碑的护宝义举拉开了帷幕。

石碑的价值

杭州孤山，碧波萦绕，花木繁茂，遍布名胜古迹，唐代建有孤山寺，南宋时建造西太乙宫、四圣延祥观，清代则在此建有行宫和御花园，康熙、乾隆南巡时就下榻于此。人称“西湖天下景”。历代文人骚客在此留下过脍炙人口的优美诗文。

汉三老碑局部

家学渊博、生性喜好金石书画的丁辅之幼年之时，便在孤山读书习礼。1904年，丁辅之与王禔、吴隐、厉良玉、叶为铭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创办西泠印社，社址就选择在了他幼年读书的那个地方。沈宝昌、姚煜对西泠印社有所了解，西泠印社奉行“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在浙江、上海金石书画界已经颇有影响，二人认为由西泠印社收藏汉三老碑是天经地义的。丁辅之获知汉三老碑将被日本人买走的消息，大为震惊。他与沈宝昌、姚煜会面后，马不停蹄地面见了陈渭泉，协商收购汉三老碑，陈渭泉最终同意以8000块大洋转让。

丁辅之立即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发布《辛酉收回汉三老碑并建石室募捐公启》。沈宝昌、姚煜前期在上海发动的护宝宣传也很有效。浙江和上海等地的军政要员、社会名流、金石爱好者等等纷纷慷慨解囊，踊跃认捐。不久之后，杭州孤山的西泠印社园林建筑群中，出现了一座翘角飞檐、古朴端庄的重檐塔形石室，这间石室就是汉三老碑永远的家。中国塔形建筑始于东汉时期，用塔形建筑守护东汉时期的三老石碑，既在历史理念上相匹配，又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且显得稳重大方。

1922年7月，汉三老碑进驻西泠印社专门为它建造的石室，西泠印社从此有了一件响当当的镇社之宝。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撰写了《汉三老石室记》，社员们将这篇记文与登记护宝行动捐款人的《捐资题名记》刻在一块石头上，并分别安置汉三老碑后方存档。

在一部由丁辅之、叶为铭、王维季共同编写的《西泠印社志稿》中，记载了西泠印社初创时期的脉络轨迹。其中的原始记录详尽、真实地讲述了当年围绕汉三老碑护宝行动的募捐办法和认捐回赠原拓的全过程。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迄今为止在浙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碑石，具有很大的考古价值。汉代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从艺术角度观察，汉代出现的隶书正在克服过去文字书写单一的象形性和实用性，审美情趣开始逐渐展露。汉三老碑正好处于隶书成熟的前夜，隶、篆相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朴天真，妙趣横生，展示出书法本身的艺术性、创造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给出了结论：“由篆变隶，篆多而隶少。” 吴昌硕则评价说：“介篆隶之间，浑古道厚。”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大家的指向趋于一个共同的方位，那就是汉三老碑中的文字，是中国书法史上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经典之作，因而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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