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杨广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 (569)，隋国公杨坚的家中，一个眉清目秀的婴儿呱呱坠地，使得这家势力显赫的官僚家族喜气盈门。隋国公杨坚及妻子独孤氏见儿子长得如此逗人喜欢，更是视为掌上明珠。自打这一天起，对他的钟爱与日俱增，冠于其他诸子之上，以致于在夺取天下之后，把他捧到君临万民的孤家寡人的位置上。然而，后来这个婴儿并没有光大杨家的门庭，待他羽毛丰满后，不仅吞噬了杨坚父子等亲生骨肉，而且断送了自柱国大将军杨忠开始，至隋文帝杨坚创立的皇家基业，使强大的隋王朝同秦朝一起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而载入史册。他就是历史上妇孺皆知的残暴君主——隋炀帝。

一、少从军旅，南平陈朝，北御突厥

隋炀帝名叫杨广， 一名杨英， 小字阿， 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子。他既出身于豪门贵族之家，理所当然地和所有达官贵族子弟一样，成为时代的宠儿。当隋文帝杨坚还是北周大臣时，就因父功被封为雁门郡公。隋朝建立之后，于开皇元年 (581) 封为晋王，并担任并州 (治今山西太原市) 总管，这时杨广才13岁。次年，隋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又任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一个13岁的少年，担此重大责任，主要是杨坚接受了北周孤弱而亡的教训，使诸子分涖方面，以巩固杨家的统治。隋文帝也深知自己的皇子担任不了如此重任，对杨广的行为和成长更不放心，便精选朝中正直有才望的大臣来辅佐他。例王韶刚直不阿，担任并省右仆射; 李雄有文武才干，任兵部尚书; 李徹练达武事，任总晋王府军事。这个老皇帝为自己儿子的成长可谓思虑精细，用心良苦了。

王韶等人也没有辜负杨坚的委托，对杨广直言匡正，不遗余力。有一次，王韶出巡长城，杨广在并州凿湖造山。王韶回来后，立即 “自锁而谏”，使杨广停止了这个工役。

杨广本人也不是一般逐鸡斗狗的纨袴子弟，门第家世固然为他提供了奢侈豪华的优越条件，但周隋时代复杂的政治风云，杨家先代的文治武功，将门之子所受到的各种熏陶，塑造了他十分复杂刁钻的秉性：既有专擅威福，纵姿声色的欲望，又有饰情矫节，希望人称道其贤明的虚荣心; 既有一个花花公子的低级趣味，又有军事统帅的风度和文武才干。这两种秉性一直互相并存着，而在他称帝独尊之前，前者还处在自我抑制的阶段。有一次，隋文帝到他的住宅去，他故意弄断乐器的弦，乐器上的灰尘也不加擦拭，隋文帝看了，以为这位爱子远离声色，自然喜上心头。又有一次行猎遇雨，左右随从送上油衣，他说：“士卒都被雨淋湿了，我怎么能自个儿穿此油衣呢?”命左右拿走。这些事例是出之本心也罢，沽名钓誉也罢，起码说明杨广还明白，一个贤明的统治者应该远离声色，体恤群下。

开皇八年 (588)，隋朝大举攻陈，于寿春 (今安徽寿县) 置淮南行省，以晋王广为尚书令，命他与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隋军东起沧海，西到巴蜀，共51.8万皆受晋王节度。第二年春，灭掉了陈朝。这次灭陈，杨广有幸担任了最高统帅，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坐享其成的。实际指挥部署的是元帅长史高颎，亲率三军攻破陈都建康的是贺若弼、韩擒虎，沿江东下，扫陈残余势力的是大将杨素。但杨广毕竟是最高统帅，进建康后，将围绕在陈后主身边的佞臣施文庆、沈客卿、阳慧郎、暨慧景、徐析等人全部杀掉，以谢三吴人民。又命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这些都表现了杨广大将的气度。同时，隋灭陈结束了自东晋以来的南北对峙局面，对这一历史贡献，杨广也不无功劳。当然，在灭陈的战争中也暴露了杨广的声色之欲。陈后主有个宠姬叫张丽华，长得国色天姿，且芳名冠绝南北，杨广自然唾涎欲得，派人急告高颎，令留丽华。而高颎以为这是亡国之物，将丽华杀掉了。杨广于是怀恨在心，高颎由此也惹下了祸端。

灭陈后，杨广进位太尉，再任并州总管。

开皇十年 (590)，江南士族高智慧等人起兵作乱，文帝又调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 (今江苏扬州市)，每年一朝文帝于长安。

开皇二十年 (600)，突阙达头可汗进犯北方边境，文帝命杨广与杨素、史万岁、汉王杨谅率军分道出击。杨广部下的秦州总管长孙晟熟悉突厥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建议于泉水上游置毒，西突厥人畜饮者皆死，于是退走。晟率军追击，西突厥大败而归。

这样，杨广既曾为平陈的军事统帅，又曾镇守并州，北御突厥，和隋朝诸多功臣相比也许不怎么出类拔萃，但在杨坚的诸皇子中，其功勋可称得上是佼佼者了。

二、骨肉相残，夺嫡毁兄，篡位弑父

隋文帝杨坚共有5个儿子，长子名勇，次子杨广，三子秦王俊，四子蜀王秀，五子汉王谅。兄弟五人都是独孤皇后所生，一母同胞。按说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儿子不会厚此薄彼，兄弟们也不存在同父异母的隔阂，该不会发生骨肉相残的惨剧，但事实恰恰与常理相反，封建统治者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父子、兄弟相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随着杨广政治资本的增加，越来越滋长了他继承皇位的奢望。可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次子是不能继承皇位的。早在杨坚当皇帝不久，就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如无意外，杨广是捞不到皇帝的宝座的。

但是，杨广并非甘居杨勇之下的庸庸之辈。他有南征北战的功业和威望，有矫揉造作、沽名钓誉的心机，又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险恶用心，凭着这些资本，他要和杨勇进行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在权力之争面前他毫不眷恋手足之情，也决不能有半点的心慈手软。

杨广明白，要夺得太子的地位，一是要讨皇帝老子的欢心，二是要笼络自己的亲信党羽，按照这两个策略，他同隋文帝杨坚、太子杨勇演出了一幕惊险残酷、精彩圆满的篡夺皇位的历史剧。

原来，太子杨勇是一个没有心机，我行我素的浑小子。他既没留心杨广的夺嫡阴谋，也不会虚情假意讨父母的欢心。他明知母亲独孤皇后痛恨男子宠爱姬妾，却明目张胆地喜好女色，把父母为他娶的嫡妻元氏冷落一边，与其他的姬妾吃喝玩乐。尤其宠幸昭训云氏，使独孤后十分不满。事也凑巧，这位红颜薄命的元氏突遇心病，两天便一命呜呼了。独孤后认为被杨勇毒死，时常训斥他。再加上杨勇和姬妾们接二连三地生了十几个孩子，在那多子多福的社会里竟没给独孤后带来一丝喜欢，反而更加对杨勇咬牙切齿。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比较俭约的皇帝，可杨勇偏不讨他喜欢。杨勇有一套蜀人精工制作的铠甲，他还嫌不够华丽，又装饰上漂亮的花纹，杨坚看了自然不高兴，训导了他一顿。冬至那天，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百官朝贺，隋文帝生怕大臣们和太子关系过密，影响自己的皇权，这又触犯了他的忌讳。于是父子之间渐生猜忌。夫妻俩既然都不喜欢这个太子，杨勇太子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

杨广本来就是一个善于耍阴谋权术的人，又存心算计杨勇，在这些方面作得天衣无缝。为了迎合独孤后，他只和王妃萧氏居处，每当和后庭的女人生了孩子就杀掉。父母每派人来，他都亲自和萧妃到门口迎接，并用丰盛的酒饭招待，临走再送上礼物。这些人得了好处，都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称道杨广仁孝。有时文孝和独孤皇后到杨广那儿去，他便把年轻貌美的姬妾藏起来，让年老丑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服侍文帝和独孤后，文帝夫妇见杨广节俭而又不好声色，就更加宠爱他了。杨广还用同样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大臣们也都称道他。这样，在朝廷中外，他获得了普遍的好感，声望越来越高了。于是，杨广开始施展阴谋，颠覆哥哥杨勇的皇太子的位置。

杨广任杨州总管时，趁入宫辞别独孤皇后的机会，故意跪在母亲面前痛苦流涕，好象不知离开母亲心里有多难过，又好象受了多大委屈似地说：“我平日以至诚对待兄弟，不知为啥得罪了皇太子，早晚要遭他毒手，死在他手里。”独孤皇后马上联想起太子的种种坏处，更加火上加油，愤愤地说：“观地伐 (杨勇的小名)越发让人不能忍耐了，我给他娶元氏女，他将人家毒死，我还没治他的罪，竟又想陷害你。我活着他就敢这样，我死了不就更无忌惮了。他没有嫡子，以后你们要在阿云 (指云昭训) 贱人所生的儿子面前称臣，这是何等痛苦的事啊!”母子二人抱头痛苦了一顿。从此后，独孤后决计废除太子。

窥测了母后的心思后，杨广便有恃无恐地加快了夺嫡的步伐。寿州刺史宇文述是杨广的亲信，为他策划说：“现在皇太子已失去父母的宠爱，大王您以仁孝著称，才能盖世，又屡有大功，受到父皇母后的钟爱，天下非你莫属。然而，废立太子虽国家大事，但在父子骨肉之间，外人很难参预。能够说上话的只有杨素一人，杨素又听他弟弟杨约的话。我很早就认识杨约，请让我进京与约相见，共同谋划这件事。”杨广一听，不由得喜上眉梢，给了宇文述很多金银财宝进京去了。

杨素是隋朝著名的大将，早在北周时就屡立战功，后来帮助隋文帝夺取了北周政权，与杨广率军平定陈朝，并扫清其残余势力，后又指挥军队北征打败突厥达头可汗，深受隋文帝宠幸，为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杨素很信任弟弟杨约，对他言听计从。宇文述到京后，即找到任大理少卿的杨约，整日和他赌博，故意将金钱都输给他。杨约见钱赢得太多了，不免心生疑窦。宇文述趁机将杨广的意思告诉他，并危言耸听地说：“你们兄弟功名盖世，执掌朝政多年，不仅结怨于朝臣，且得罪了皇太子。你们光依皇帝为靠山，皇帝一死，你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如今皇太子失爱，主上有废立之意，请立晋王为太子就在你哥哥一句话。如能建此大业，晋王必感激你，你家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杨素兄弟都是奸诈狡猾的势力小人，被宇文述一提醒，果然心有灵犀一点通，马上答应挑唆文帝和独孤后废掉杨勇，援立杨广为太子。

在一次宴会上，杨素巧妙地试探独孤后说：“晋王仁孝恭顺，很象当今圣上。”一句话触到了皇后的心痛处，对杨素说了一大通晋王的好处和杨勇的不是，二人一拍即合，独孤后又送给杨素一大批金银，让他作为废立太子的费用。

隋文帝心里也有废立太子之意，只是碍于朝中大臣，难于启口。有一次他曾暗示尚书仆射、齐国公高颎说：“有神告诉晋王妃，说晋王必有天下，该怎么办?”颎跪下奏道：“长幼有序，怎么能随便废掉太子呢?”高颎是隋朝的佐命元勋，当朝宰相，在朝臣中威信极高，文帝见高颎反对，虽没作声，却暗中寻找机会除掉这块绊脚石。

独孤后本来和高颎关系不错，可有一次，独孤后见尉迟迥的孙女得幸于文帝，趁文帝不在杀掉了她。文帝回宫得知，火冒三丈，却又无可奈何，心绪烦乱地独自骑着马走进山谷中，大概是不想活了。高颎得知，追上文帝，叩马进谏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独孤后得知高颎竟称自己为一妇人，觉得有失体面，于是反目成仇。这次见高颎反对废太子，更巴不得把他除掉。在废太子这个问题上，杨坚夫妻真算是步调一致了。

后来，高颎算是交了华盖运了，倒眉的事接踵而来。文帝命选东宫卫士宿卫自己，高颎加以反对。文帝以为，这是因为高颎与太子是儿女亲家，庇护太子。高颎夫人死了，文帝要给他另娶，颎以年老研读佛经为由推辞了。后高颎小妾生男，独孤后对文帝说：“高颎心存小妾，却找借口欺骗陛下，这样的人怎么能相信呢?”汉王杨谅率军征辽东，高颎为元帅长史，自以为责任重大，所有军政秉公处理，没更多地采纳杨谅的意见。回来后，杨谅在文帝面前搬弄是非说：“孩儿差一点被高颎杀掉。”随着积怨越来越深，高颎终于被削职为民了。高颎被废，杨勇失去了朝臣中有力的支持者，就更加势单力薄了。

杨素这时担任了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一方面在文帝夫妇面前称誉杨广，攻击杨勇，催促文帝废勇立广; 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煽动更多的人诽谤太子。杨广又收买了东宫幸臣姬威，凡杨勇一举一动都向杨素密告。于是，对太子的流言蜚语接二连三地传到文帝那儿。就连太史令袁充也对文帝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些家伙为了达到废太子的目的，把老天也请出来替他们说话了。

杨素又进谗言说：“太子心怀怨望，恐有他变，应严加防范。”于是，文帝派人刺探太子的动静，随时禀告; 又裁减东宫卫士，去壮健，留老弱，东宫属官有才能者也分别调开。文帝的这些措施已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了。

杨勇这时总算明白了，但他无计可施，惊慌失措，只好以 “厌胜”的办法祈祷免去被废掉的厄运，这不仅徒劳无益，反给政敌提供了把柄。

杨素见时机成熟，马上派人胁迫姬威上书密告杨勇不轨。开皇二十年 (600)，文帝下令收捕东宫属官唐令则等人。姬威诬告杨勇的罪状是，要杀戮朝中大臣;求神问卜，希望文帝早死。文帝大怒，把杨勇父子及一部分属官都抓了起来，派杨素审问这个案件，杨勇便完全掉入杨素的圈套中。

杨素唯恐太子罪名太轻，拚命罗织。杨勇曾收了些取火的古槐想分给卫士，养了1000多匹马，都说成是准备谋反。杨勇当然不服，他反问杨素：“我贵为太子，养马千匹是谋反，你家里养马数万匹怎么解释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勇的辩解自然是白费口舌。结果，杨勇被废为庶人，并拘囚在杨广的管制之下。东宫属官被杀掉和罢免的有10多人。杨素、杨约兄弟因废太子有功，却得到了许多赏赐。

杨勇被废不久，杨广终于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

杨广坐上太子的宝座也并非万事大吉了，他搞的阴谋诡计实在难掩人耳目，尤其是在他们哥们弟兄之间，当然更了解内幕。如蜀王秀就心怀不满，杨广当然不能留这个隐患，又命杨素捏造罪名，将秀废为庶人。在此之前，太子杨勇自以为无罪，屡次请求见文帝申冤，都被杨广阻止了。杨勇就爬到树上大叫，希望文帝听到召见他。杨素又说他是癫鬼缠身，文帝就不愿也不敢见他了。这样，杨广便稳坐东宫，光等文帝死了好坐皇帝。

仁寿四年(604)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与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入宫侍疾。这时杨广已急不可待， 写信给杨素问如何处理后事， 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非常生气。文帝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入待，杨广见了不由得欲火烧身，兽性大发， 企图逼奸她。文帝得知大怒道：“畜牲何足付大事!”对柳述、元说：“速召我儿!”柳述等便想召杨广前来，文帝连呼“勇也!”柳、元二人便出外起草诏书，召杨勇前来。

这一突变的风云，使形势急转直下，眼看杨广到手的帝位就要告吹。但杨广的心腹已布满内外，得知这一消息，杨广尽管惊得心胆俱裂，但却也异常果断、凶狠、毒辣，命心腹宇文述、郭衍率东宫卫士包围皇宫，撤换文帝的卫士，后宫姬妾服侍文帝之人全部赶走。后来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 派张衡入宫拉杀文帝， 又矫诏囚禁了柳述、 元， 派杨约杀掉杨勇。就这样，在这年七月，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炀帝，年号大业，当时他36岁。

炀帝即位后，最小的弟弟并州总管杨谅马上举兵反抗，但很快被杨素平定，杨谅被俘至长安，幽囚而死。

当初，隋文帝曾得意地对群臣说：“前世天子，溺爱姬妾，诸子同父异母，争权夺利，以至于亡国，我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无情的事实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这同母五子，除秦王俊早死外，太子勇、蜀王秀、汉王谅全遭炀帝毒手，连皇帝老子杨坚也没幸免。这一门骨肉相残的悲剧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父慈子孝，君臣大义的虚伪性。

三、厘定制度，大兴土木，巩固帝国

隋炀帝取得帝位后，大约也想作一些改革制度、轻徭薄赋、收揽民心的工作，以尽快地消除人们对他不光彩的历史的记忆。他刚办完文帝的丧事，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的时间由21岁改为22岁，以缩短服股时间。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的重大改变。北魏妇人授田服役的制度到此即行中止了。

此外，炀帝厘定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并省州县，改州、县为郡县。大业二年 (606)，炀帝遣使者10人，并省天下州县。目的仍是改变以前 “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的弊病。次年，又改州为郡，地方行政机构成为郡县两级。

其二、创立进士科，确立科举制。文帝时，废九品中正制，初行科举。炀帝初即位，创进士科，并曾命按十科举人。于是在炀帝之初，科举制度正式确立。从隋唐到明清，一直是封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三、修订法律。大业二年 (606)，炀帝以文帝末年法令峻刻，人民喜于宽政，诏吏部尚书牛弘等修改律令。次年，新律成，共十八篇，称作 《大业律》。它与 《开皇律》相比，除去了十恶之条，死、流、徒、杖、笞等五刑中改重就轻的条款有200多条。但是，律成以后并没真正执行。特别是炀帝末年，用刑残酷，生杀任情，连《开皇律》 中取消了的族诛、轘裂、袅首等酷刑都拿了出来。所以，此项改革徒具轻刑之名而无其实。

其四、兴建学校，搜访遗书，整理典籍。

炀帝即位后，恢复了文帝时一度取消的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这一点比起隋文帝来算是进步的了。

另外，隋炀帝也算得上一个风流天子，颇好读书著述。在任扬州总管时，就设王府学士百人，修撰书籍。即位不久，又命写成《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自任扬州总管到大业末年，修撰工作从未间断。凡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及至蒱博(游戏赌博)、鹰狗等各方面的书籍都编成新书，共三十一部， 一万七千余卷。当时，长安嘉则殿有书37万卷，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进行整理，除去重复杂劣，精简为3. 7万余卷，置于洛阳修文殿，并抄成50副本，分置两京宫省官府。又于洛阳观文殿修建精致的书库，其缦帐、书橱及书库的门皆能自动关闭，藏书以甲乙丙丁为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这就是后来沿用的四部分类法。炀帝的这些整理、保存典籍的措施和古书分类的方法，对中国文化是有贡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其他方面。从炀帝厘定这些制度，可以看得出，他也算是一个有见识，有魄力的统治者，但他决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帝王，后来他的残暴统治将这些改革的益处抵消得一干二净。

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消除自西晋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的遗迹，隋炀帝修建了一系列的浩大工程。

大业元年 (605)，炀帝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200万人大规模地营建东都洛阳。

从地理位置上看，隋都长安地偏西北，政令不易远达四境，尤其是对东方的控制鞭长莫及。而洛阳古号中州，地处全国中心，可以控制山东，威服江南。从经济上看，长安所在地关中物产有限，各地物资供应长安，漕运艰难，耗费巨资。而洛阳则四通八达，既可顺流而下转运关中物资，又可避过黄河天险笼络山东、江淮一带的物产。网络天下财富，洛阳可以说是最理想之地。再者，炀帝继承的是隋文帝励精图治20年所积累的丰厚遗产。人口由400万户增加到800多万户，耕地面积由1900多万顷增加到5500多万顷。由于物资充积，政府的仓库容纳不下，每个仓库的粮食动辄以数万石、数百万石计算，布帛以数千万匹为数。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可供50年。这些丰厚的府库余财，使营建东都有足够的物质财富的支持。

东都的营建工作，历时1年，到大业二年完成。城内规划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周围30余里。皇城是文武官司所在处。外郭城即大城，周围70多里。在洛阳城内有含嘉仓，城北有回洛仓，附近的巩县东南有兴洛仓(亦名洛口仓)。其中兴洛仓周围20余里，共有3000个窖，每窖可容纳粮食8000石。可见洛阳还是隋朝皇粮的主要储存地。

隋炀帝营建东都实在有双重目的。修洛阳城的同年三月，又命宇文恺、封德彝于城西营造显仁宫，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又搜求海内花草禽兽，充实花苑。五月，又筑西筑，周围200里。其内有海，周围10里，海内修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重迭罗致在山上。海北有龙鳞渠，绕迴曲折，注入海内，沿渠又修16院，每院以一位四品夫人居住，殿堂楼观，千门万户，金碧辉煌，穷极华丽。苑中花树，水中荷菱秋冬凋谢，就剪锦彩来代替，锦彩退色，则重另点缀，使得四季常春。炀帝经常趁着月色，率宫女数千人，骑游西苑。这16院夫人卖俏争宠，竞相以奇珍异味招待炀帝。

除外，炀帝还于仁寿四年 (604) 十一月调发数十万丁男，修建了一条自山西龙门，越黄河而达上洛(陕西商县)的孤形长堑。大业三年(607)发河北丁男开凿太行山，修驰道，以达并州。又从榆林东至涿郡 (今北京市) 修筑了长达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同年七月，又调丁男百余万，修筑西起榆林，东至紫河 (今山西平鲁县) 的长城。次年七月，又发丁男20万，修建了长城。

在隋炀帝修建的土木工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是大运河，它是一项可以和秦朝万里长城相媲美的浩大工程。

大业元年 (605)，隋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河北一带100多万人民开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洛二水到黄河，再从板渚 (今河南荥阳东北) 引黄河水入汴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 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到达淮水。又征调淮南民工10余万，整修扩大了自山阳经江都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长江的山阳渎。这段运河原称邗沟，最早为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隋文帝时曾加以疏浚。炀帝命与通济渠一块整修，整齐划一，渠宽40步，渠旁筑御道，种上柳树。

大业四年(608)，又征调河北100多万民工，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今北京)。

大业六年 (610)，又征调江南10余万民工开凿了从京口到余杭的江南河。

这样，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5000多华里的大运河仅用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上述可见，炀帝在即位后五、六年的时间内，掘长堑，建东都，筑驰道，修长城，凿运河，兴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它一方面使国家耗费巨资，人民举国就役，夫死于役而家伤于财，这些浩大工程处处都浸透着人民的血汗，堆砌着人民的累累白骨。另一方面，这些工程又的确加强了隋朝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我们常说，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贯通一气，成了以后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其实，东都的营建和大运河的开凿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为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布局，各地物资的统一平衡调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奠定了中国以后一千多年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因此，它是隋炀帝虚耗天下，穷困万民的罪证，又是他创建新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丰碑。罪过和功绩都通过这些工程溶和在一起了。

四、广治宫室，巡游天下，荒淫腐朽

隋炀帝为了夺得皇位曾经装出一副仁孝恭俭的假象，一朝天下在握，就原形毕露了。他比那些晚年腐朽的帝王更为疯狂贪婪，他有充裕的时间和足够的精力去寻欢作乐。穷极华丽的苑囿宫室，羽仪千里的巡游，清歌妙舞的宫庭，穷极奇珍的酒宴，陪伴了他的一生。

隋炀帝本来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平陈朝时，听说陈后主贵妃张丽华色冠江南，唯恐再也得不到这样的美女，一反他平日不喜美色的常态，令留下丽华，结果没有得逞。

隋文帝病危时，炀帝和宣华夫人陈氏一起服侍文帝。他觉得文帝病危即预示着自己马上就要登基，再也不用象以前那样遮遮掩掩了。见宣华夫人生得国色天姿，趁其出去更衣，竟企图逼奸她，文帝被弑，宣华夫人战栗失色，以为必死无疑。一会儿，炀帝派人送来一小金盒，夫人以为是鸩毒不敢开启。使者再三催促，打开一看，原来是几个同心结。当晚，炀帝就和宣华夫人同床共枕了，可惜这位夫人多愁善感，红艳薄命，竟没福消受炀帝的恩宠，一年功夫就死了。

隋炀帝的后宫除了萧皇后和众多的贵人、美人外，还有在西苑的十六院夫人及宫女数千人。大业八年 (612)，又命江淮诸郡每年挑选姿质端丽的童女送入宫中。无论是在两都宫苑中，还是在巡游的路上，炀帝都要携带她们寻欢作乐。经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称作四道场。每日罢朝，盛陈酒馔，使燕王杨倓(炀帝子) 与宠臣萧钜、宇文皛和隋文帝的嫔妃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炀帝与诸宠姬为一席。酒酣时，互相劝酒戏笑，以至于互相淫乱，闹得乌烟瘴气。只有这种荒淫无度的生活才能使炀帝精神倍增，沉浸在无穷的乐趣之中。

炀帝末年，住在江都，命王世充选择江淮美女送到宫中，宫中有一百多房，每房美女无数。炀帝让各房美女轮流作东道，盛排酒席，他和萧后每天都去大吃大喝。不过这时炀帝已到了醉生梦死的末日了。

为了创造众多的游玩场所，修治宫室成了隋炀帝的一项重要政事之一。史书上说他“无日不治宫室”。在隋朝的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本来就有许多苑囿宫殿，后来在洛阳又增修了富丽堂皇的显仁宫和广阔的西苑。可久而益厌，每次游幸总是左顾右盼，没有中意的地方可去。他让手下准备了许多天下山川的地图，亲自观看，在普天之下寻找修宫室的理想之地。于是，一处处豪华的宫室拔地而起。大业三年 (607)，修晋阳宫于太原，大业四年，建汾阳宫于汾水之源，又南营江都宫，北营临朔宫。到临灭亡前的大业十四年 (618)，还命毗陵郡 (今江苏常州) 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宫苑，周围20里，内修十六所离宫，仿东都西苑的规模，其奢侈华丽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想再于会稽建宫，因隋王朝已分崩离析，没有修成。如果他不被缢杀的话，还不知要修到何年何月呢。

隋炀帝不象有些帝王那样，专一贪恋京师，不愿离开一步。他生性好动，享乐游玩的兴趣要经常变换。即位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605)八月，就坐船去游江都，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阳。大业三年又北巡榆林，至突厥启民可汗帐。大业四年，又到五原，出长城巡行到塞外。大业五年，西行到张掖，接见许多西域的使者。大业六年，再游江都。大业七年到十年，三次亲征高丽。大业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解围回来的第二年，又三游江都。直至灭亡，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巡游，通计在京城的时间，还不足一年。

炀帝出巡如此频繁，而每次出巡的气派又大得惊人。第一次游江都，造成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叫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船有4层，上层有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120房，皆以金玉为饰，雕刻奇丽，最下层为内侍宦官所居。皇后乘的叫翔螭舟，比龙舟稍小而装饰无异。嫔妃乘的是浮景舟，计有九艘，上下三层。贵人、美人和十六院夫人所乘的是漾彩舟，计有36艘。又有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 青凫、 陵波、 五楼、 道场、 玄壇、 板、 黄蔑等数千艘， 由后宫、 诸王、 公主、 百官、僧、尼、道士、外国使臣乘坐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8万余人。挽漾彩舟以上的9000余人，称作“殿脚”，皆穿着华丽的锦彩衣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八櫂、艇舸等十二卫所乘的船舰数千艘。炀帝由显仁宫出发，至洛口改乘龙舟，经过50多天，随从的船只才从洛阳出发完毕。一路上舳舻相接200余里，照耀陆川，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500里内都要贡献食物，多者一州至百车。都是水陆珍奇，佳肴美馔，宫人吃不了，多在临行时埋掉。

第二年三月，炀帝由江都回洛阳，水路威风够了，这次又要改乘陆路，当然更不能失去这位九重天子的威容。于是，二月间便命吏部尚书牛弘议定陆路的舆服仪卫制度，命太府少卿何稠负责营造，送往江都。何稠为了讨好炀帝，博览图籍，参会古今，精心构思。皇帝所服袞冕画上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纱制成，又作黄麾，3.6万人仗。辂辇车舆、皇后仪仗、百官仪服，务求华丽。所用骨角、齿牙、羽毛等物，都从民间征取。百姓为了交差，水陆飞禽走兽凡有用的，几乎捕杀殆尽。从民间榨取到这些材料后，役使工匠10万多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这些仪仗送到江都后，炀帝每出行，前呼后拥，羽仪填街满路，连绵20余里。四月，炀帝便耀武扬威地回到了洛阳。

可见，隋炀帝一人出行，几乎是普天下的人民为他准备行装，供奉食物。象这样大规模的游江都，共有3次。第三次游江都时，由于杨玄感起兵，将龙舟水殿全部烧毁，这时各地的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这个暴君仍下令重造，而且规模更加庞大。一路上各地方官竞相刻薄百姓向炀帝贡献， 以求得升迁。致使百姓剥树皮， 采树叶， 野草， 或者煮土而食，乃至人自相食。炀帝的游幸，给人民带来了何等的灾难和负担。

到其他地方巡游，不仅不比游江都有丝毫逊色，还要改换口味，翻新花样。他北巡时，又有一番派场。凿太行山通驰道于并州，又于榆林至涿郡修长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甚至让突厥启民可汗亲自为其芟除庭草。又命宇文恺造可容数百人，下施轮轴，可以行走的飞行殿。又造周围2000余步的行城，以木板蒙上布缦为城墙，饰以丹青，城楼、望楼等一应俱全。随行甲士50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隋炀帝几乎是在这仪仗千里，靡费资财，倾动天下的巡游中，度完了他做皇帝的时光。他还自以为得计，讥笑那些涂粉脂，坐深宫的南朝江东帝王不能到各地与百姓相见。其实百姓付出的代价不知要比他老老实实待在京师享乐大多少倍。

五、穷兵黩武，四出经营，三征高丽

隋炀帝即位时，隋王朝府库余财，士马强盛，依靠这一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本来可以成为历史上长治久安的王朝，可是经过隋炀帝的一番折腾，这些家底全被挥霍殆尽。他四处扩张固然有巩固边防，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但也成为隋朝灭亡的致命伤。

大业元年(605)，北方的契丹族侵犯营州，炀帝诏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以讨击。东突厥启民可汗发骑兵2万，交韦云起处分。韦云起诈称欲向柳城 (即营州) 和高丽交易，契丹没有准备，云起乘机偷袭，大获全胜，俘虏男女4万口和许多畜产。这次战役，没有动用隋朝的军队，也不能算是炀帝四处经营的开始。但意外的胜利引起了炀帝的兴趣，加强了向四外扩张的信心。

大规模地经营西域是从大业三年 (607) 开始的。

在此之前，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同隋进行贸易，隋以黄门侍郎裴矩负责。裴矩留心访问西域诸国的山川地形、物产风俗等，撰 《西域图记》三卷，入朝上奏炀帝：从西顷山往西海 (里海) 将两万里。从敦煌出发有三条通道。北道出伊吾，中道出高昌，南道出鄯善。以现在国家的威德，经营西域易如反掌。只是西突厥和吐谷浑控制这些国家，故朝贡不通。现在西方国家都通过商人向我们表示诚意，如果我们进行按抚，派人出使，不动兵革就能定西域，吐谷浑，西突厥就能消灭。裴矩这一番异域奇谈把个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说得心花怒放，竟赐给裴矩帛500段，天天将他叫到御坐跟前，询问西域的情况。裴矩的言论唤起了隋炀帝远慕秦皇、汉武之功的雄心。又派裴矩回张掖，用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此后，西域诸国往来相继，所经州县，送往迎来，糜费以万计。

大业四年 (608)，隋炀帝派司朝谒者崔君肃会见西突厥处罗可汗，处罗遣使供汗血马。次年，炀帝巡陇右，处罗不来相会，采用裴矩的谋略，使处罗的部下射匮击败处罗，处罗奔降隋朝。这样，为经营西域除掉了一个障碍。

吐谷浑据今青海和新疆南部，正当中原往西域的要冲。大业五年 (609)，炀帝派许公宇文述、安德王杨雄大败吐谷浑，其王伏允逃窜山谷。隋在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和商业基本上畅通了。

随后，炀帝派右翊卫将军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率军出玉门关击伊吾，伊吾降。世雄于汉朝故伊吾城东筑城留甲卒千余人戍守。炀帝出兵西域，这是唯一的一次。

到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和西域27国使者同来谒见。其他如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和康国、安国、石国、米国、曹国 (均在今苏联境内) 等均曾派遣使者来到中国。

经营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通道，保护了西方对外的商路交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同时，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没有动用武力。按说不该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负担，可实际恰恰相反，为经营西域所耗费的资财每年竟达钜亿万计。

裴钜招致西域诸国入朝，都是引以厚利，临行又有丰厚的赏赐。炀帝西巡接见西域27国时，都让他们佩金玉，披锦罽。又强逼武威、张掖士女穿上鲜艳的衣服，乘坐漂亮的车马前来观看，由地方官负责督察。接见时，人山人海，车马填塞，方圆数十里。炀帝竟是这样体面地让当地人民为置办华丽的衣着而贫困破产，以此来向西域人夸示中原的富有。

自炀帝经营西域后，长安及西北郡县皆要向西北转运粮食物资，由于路途遥远，人畜死亡送不到者，郡县即破其家。隋炀帝所有劳民伤财的措施造成了天下的穷困，而西北则是首当其冲的地区。

大业六年正月，西域诸国酋长毕集洛阳，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戏场周围5000步，伎人皆着锦绣缯彩，歌舞者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珍贵的羽毛，共达3万人，声闻数十里，从傍晚直到第二天清晨，彻夜不停，灯火光烛天地，一连折腾了一个月。自此不仅习以为常，而且越演越烈。为制造这些锦绣服装，两京缯锦为之耗虚。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达巨亿万。后来，中国元宵节观景行乐，大盛于此。

西域人请求入洛阳市内作交易， 炀帝又命排场一番， 店檐宇， 整齐划一， 盛设帷帐，珍货充积。卖菜的小贩也要使用贵重的龙须席，以至于用缯帛缠在树上表示豪华。西域商人过酒食店，便请进去饱餐一顿，分文不取，并说：“中原丰饶，酒食从不要钱。”

隋炀帝要的是万国来朝的派场和天下至尊的尊严，他挥霍巨资来粉饰太平，夸耀富有，也不惜和西域人作赔本的生意。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国家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大业三年 (607)，隋炀帝还派羽骑朱宽访求异俗，到达了流球 (今台湾)。次年，又派他到流球招降，流球不从。到大业六年，派虎贲郎将陈棱等率军击败流球王渴剌兜，隋朝政治、军事力量到达台湾。隋军到达时，流球人以为是商旅，纷纷诣军前贸易。说明在隋军入台前大陆商人就经常去进行贸易了。

也是在大业三年，炀帝募能使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应募请使今马来西亚的赤土国，受到赤土国王的隆重接待。并送给隋朝金芙蓉冠，龙脑香等珍贵宝物，派使者到隋朝来。可见中国和南洋各国自古就有和平往来的优良传统。

大业三年，日本遣小野妹子携国书到中国学习佛法。国书上说：“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次年，炀帝派文林郎裴清出使日本，受到热情接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赴日使团。日本又遣使者随同来中国贡献方物。炀帝总算是为历史上的中日友好往来出了一点力。

隋炀帝向外经营或扩张，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是对高丽进行的三次侵略战争。

高丽是隋朝东北最强的邻国，当时它的辖地东至新罗，西过辽河，南接百济，北邻靺鞨。隋开皇十八年 (598)，曾侵扰辽西，被隋朝的辽西总管韦冲打退。由于它的领土扩展到辽河，并曾侵扰营州，隋文帝曾派汉王杨谅率军征伐高丽，但一败即收兵，没有再举。

大业三年 (607)，炀帝巡幸东突厥启民可汗帐，恰巧高丽使者也在。炀帝接受裴矩的建议，胁迫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拒绝不至，炀帝便以此为借口，劳师大举了。

高丽是当时强国，且道路遥远，出征饷运困难，炀帝在发动进攻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大业四年，开洛口至涿郡的永济渠以通漕运。大业五年，在汲郡营建临朔宫，作为炀帝亲征的指挥所。又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郡(今山东莱州)督造300艘大海船。弘嗣催逼极其残忍，船工昼夜立于水中，不敢稍停，自腰以下，无不生蛆，役死者有十分之三四。

因需陆路运输工具，命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戎车5万辆，送到高阳 (今河北高阳县)，供装载衣甲帐幕。

大业七年 (611)，调发江淮以南的民伕和船，转运黎阳和洛口诸仓的米和兵甲攻取之具，沿运河送往涿郡，舳舻相接千余里，往返于路者有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不计其数，填塞于道，臭秽盈路。又发山东一带车牛民夫，运米积于泸河 (今河北东北)、怀远 (今辽宁朝阳东)二镇。仅鹿车夫就有60多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路险远，三石米还不够充路粮，至镇已无粮可交，只好逃亡。百姓耕稼失时，土地荒芜，财力俱竭。山东长白山王薄领导的起义，也就在这一年揭竿而起了。

这才仅仅是财力运输上的准备。在军事上，从大业四年就命大造兵器，器仗兵甲，务求精新，滥者立斩。又令天下富人按其资产买马，一匹马价至十万钱。又下令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大业七年四月，隋炀帝亲至涿郡临朔宫，诏各地陆军，不分远近，都到涿郡集中。又征发江淮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岭南排镩手3万人充当水军。

大业八年(612)正月，炀帝下诏大举进军。隋军130万人，号200万，分24军，另有炀帝亲帅的6军，共30军。转运粮饷的民夫又倍于此数。第一军出发后，每天发一军，相去40里，经过40多天，隋军才从涿郡出发完毕，前后相继，千里不绝。这是进攻高丽的主力。另一支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从东莱海口出发， 指向浿水， 是接应陆军的。

来护儿的水军进到距平壤60里的地方，打了一个胜仗，乘胜进攻平壤城，纵兵掠虏，被高丽的伏兵击败，4万人只剩几千人逃回船上，仓皇撤退。

陆路军队在大将宇文述、于仲文的率领下，计有30.5万多人渡过鸭绿江。兵士携带兵器粮饷，负担太重，疲惫不堪，多偷偷将粮食扔掉。才及中路，粮食已尽，饥困交加。高丽大将乙支文德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隋军虽攻到离平壤30里的地方，但经过长途跋涉，又无军粮，狼狈不堪，根本无力再战，不得不退回。这年秋天，退到萨水遇高丽军痛击，右屯卫将军辛世雄被打死，隋军兵败如山倒，纷纷逃命，一日一夜行450里，方逃到鸭绿江。30.5万人仅2700人逃还，军资器械巨万计丢失殆尽。第一次征高丽遂告失败。

这次出征高丽，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齐郡王薄、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渤海孙宣雅等义军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已给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隋炀帝本该接受教训，保境息民，但他一意孤行，坚持继续发动进攻。

大业九年 (613)，又发动了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这次作战的部署和第一次基本相同，炀帝坐阵辽东，由宇文述和大将军杨义臣等进趋平壤，来护儿仍为水军总管，率军从东莱出发。

正当陆军刚到前线作战，水军尚未离开东莱时，大贵族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发动了叛乱，攻围东都。炀帝在前线得知消息惊慌失措，赶忙从前线撤军，回救洛阳，军资器械、作战用品堆积如山，营垒、帐幕原封不动，全都丢在战场上。二征高丽又告失败。

二征高丽的失败和杨玄感的叛乱，使隋王朝元气大伤。尤其是各地的农民起义，使隋炀帝已面临灭项之灾，这个战争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但隋炀帝仍怙恶不悛，不把自己送进坟墓他是不甘心的。大业十年(614)又发动了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这年七月，来护儿的水军在平壤附近击败高丽军。时高丽经过两次折腾，也与隋朝两败俱伤，遂送还逃亡到高丽的隋臣斛斯政，遣使讲和。炀帝也感到自己无力再战，正好趁坡下驴，借此收兵。不过，他并没有就此罢手，后来征高丽王入朝不至，又准备四征高丽。不过历史不能再允许这个暴君胡作非为下去了。

隋炀帝四出经营，屡兴甲兵，不知耗费了多少民力和资财，尽管他继位时是一个府库充溢，士马强盛的局面，却也不可避免要灭亡的。

六、刚愎自用，拒谏饰非，信用群小

隋炀帝虽无雄才大略，却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只是他的才能没有成为他治理天下的优势，反成为他狂妄自大、嫉贤妒能的资本。

在文学上，隋炀帝可以说是略具文采。他北巡启民可汗帐，赋诗曰：“呼韩顿桑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大业十二年 (616)，炀帝游江都前，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由此可见他文才之一斑。他常自负自己的才学，瞧不起天下的文人，不欲他们在自己之上。他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令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

内史侍郎薛道衡，才名冠绝南北，早在北齐时，即受到南北士人的称美。每有新作，上至陈后主，下至一般文士，争相吟诵。因此遭到炀帝妒恨，当他被诬杀时，炀帝得意地讽刺他说：“你还能作 '空梁落燕泥’ 不?”著作佐郎王胄，文词为天下准则，被杀时，炀帝颂其佳句 “庭草无人随意绿”，问：“你还能作此语吗?”

一个君临万民的帝王，竟和一般文士计较才名的高下，并且如此嫉贤妒能，在古代帝王中确是罕见的。

古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帝王，即使不能从谏如流，却也多少能采纳一些忠言，补救一些过失，而隋炀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都用来拒谏饰非。他曾露骨地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生性就不喜欢人进谏，那些位望高的进谏是为了显名，我就不耐烦。至于卑贱之士，我虽能暂时容忍，但终不让他活在世上，你知道吗?”可见他喜欢的是阿谀奉承的群小，厌恶甚至痛恨那些极言敢谏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

炀帝既然不能听言纳谏，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大臣如果不缄口无言，就不会有好下场了。

尚书仆射高颎，是隋朝一代名臣，他不仅辅佐文帝建立隋朝，而且在炀帝南伐陈朝时任元帅长史，负责指挥部署，成就了炀帝的武功。隋炀帝即位后，总算知道他的才能，重新启用他为太常。高颎见炀帝纵姿声色，又起长城之役，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以好乐而亡，应接受教训，怎么还可以这样?”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太厚，颎深为国家担心，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知中国虚实，山川地形，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 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同意高颎的意见。三人就因为这么几句话而招杀身之祸， 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后来，朝庭议定新令，久而不决，内史侍郎薛道衡对朝士说：“如果高颎不死，新令早就颁布执行了。”炀帝听了，把道衡交给法司问罪。连道衡自己也觉得所犯并非大罪，必会赦免，催促法司早断，还通知家里人准备饭菜，迎候他回家。及炀帝判决下来，竟让他自尽。炀帝恶闻已过，就连对被他杀掉的人也不能有点思恋之情。

御史大夫张衡本来是隋炀帝的幸臣。炀帝夺太子位，皆出于张衡的谋划。故即位后，张衡青云直上。炀帝北巡至太原还特意到张衡家喝了三天酒，临行又赏赐给他土地、良马、金带等，在朝中所受的恩宠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后来，炀帝要扩修汾阳宫，让张衡规划图样，衡偷偷劝炀帝说：“前几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还应稍加节制。”张衡这人虽助纣为虐，总算良心没昧，进了几句直言，但马上被贬为榆林太守。次年，炀帝复幸汾阳宫，见张衡身体没有损瘦，以为他不思悔过，又让他到南方督役江都宫。后来还是赐张 衡自尽了。临死时，张衡说：“我作恶多端，怎么能希望活得长久。”这个专制暴君非但不听忠言，连人家长得胖一点都不允许。

三征高丽后，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庚质进谏说：“陛下连年征高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让他们喘口气，然后再下去巡游。”结果被炀帝杀掉。其余象右尚方署监事耿询、内史侍郎萧瑀、候卫将军杨子崇、右候卫大将军赵才、建节尉任忠、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都曾劝谏炀帝节省民力，停止巡游，也都被杀被贬。大臣们见隋炀帝如此不可救药，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一个个都变成了随声附合的应声虫。如果炀帝能稍微采纳一些臣下的劝告，还不致落到那样的下场。

我们再看隋炀帝所宠信的人，不是凶残歹毒，贪得无厌之徒，就是阿谀奉承的小人。

杨素是隋炀帝宠信的朝廷重臣，他帮助隋炀帝登基后，又营建东都，平定杨谅的叛乱，被任为尚书令。又拜司徒。杨素虽有文武之资，却专会奉迎主上，半点不敢触犯炀帝的旨意。且聚敛财富，一再修饰华丽的住宅，邸店、水硙、田宅以千百数，家僮数千，后庭妓妾穿锦绣之服者以千数。由此他功名满盛，也引起了炀帝的猜忌。杨素有病，炀帝派御医诊视，但恐他不死。后来炀帝对侍臣说：“假如杨素不死，早晚我要诛灭他全家。”杨素的弟弟杨约奉炀帝之命亲手缢杀了太子杨勇，炀帝高兴地对杨素说：“你弟弟果堪大任。” 没几天，就封他为内史令。

宇文述也是炀帝夺嫡时的干将，任左卫大将军，善于观望炀帝颜色，随从巡游河右，数以奇异之物进献。大业十二年(616)，迎合炀帝意，劝炀帝幸江都，因而备爱恩宠。其他象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郭衍为讨好炀帝，竟劝炀帝隔五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象这样勾引皇帝不理政事的奸臣，炀帝反以为是忠，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凡是能顺合炀帝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者，即得到提拔，反之，则或杀或贬官。大业三年，炀帝北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内迁为博陵太守; 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派廓到博陵向丘和学习。此后，上行下效，各地方官争着向炀帝献纳精美的食品。最后一次游幸江都，江淮一带的地方官谒见炀帝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 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于是郡县竟为刻剥小民以贡献，官吏却趁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

炀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个暴君被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一夜，大业殿失火，他以为是人民打进来了，吓得连忙跑到西苑，藏在草里，灭火后，才敢回来。夜中睡觉，也胆战心惊，要几个妇人摇抚他，才能勉强入睡。农民起义把他搞成这个样子，他还是自欺欺人。只要臣下说盗贼少就喜欢，反之，不是贬官就是杀头。

有一次，炀帝问侍臣 “盗贼”，宇文述欺骗说：“越来越少了。” 又问：“比原来少多少?”“还不够十分之一。”这时恰巧纳言苏威在跟前，揭露说：“起义之患越来越近，以前在长白山，现在在汜水。往日的租赋丁役都没有了，其实这些人都化为盗贼了。以前所汇报的情况都是在欺骗陛下，所以没能及时采取措施，酿成今日之患。大业十一年，陛下北巡，被始毕可汗围在雁门，为了激励士卒，已答应不再兴征高丽之役，现在还要征发，盗贼怎么能平息呢?”后来，苏威为了让炀帝知道天下盗贼究竟有多少，当炀帝问伐高丽事时，回答说：“远征高丽，不用发兵，只要赦免群盗，可得兵数十万，派他们东征，足以灭高丽。”御史大夫裴蕴说：“苏威不逊，天下那有这么多盗贼?”炀帝狠狠地说：“这老家伙奸滑，以盗贼威胁我，想堵我的口，待以后再收拾他。”裴蕴当然心领神会，派人诬告苏威私通突厥，被免职为民了。

还有个内史侍郎虞世基，见隋炀帝恶闻盗贼，凡诸将及郡县向朝廷告急求救的奏章，即行扣押或篡改，只和炀帝说：“一些狗窃鼠盗之徒，很快就会剿灭，陛下不用担心。”隋炀帝也乐得臣下这样欺骗他。有使者来汇报盗贼的情况，以其妄言而杖之。这样，起义遍布海内，这伙人仍麻木不知。太仆卿杨义臣击降河北张金称、高士达等义军数十万人，向炀帝汇报，炀帝叹曰：“义臣降贼怎么这么多呢?”世基又进谗言：“义臣拥兵太重，久在前线，恐不合适。”炀帝便令义臣放散士兵，起义又重新掀起。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对裴、虞二人的行为实在看不下眼了，劾奏说：“裴蕴、虞世基久典枢要，四方告急，不作汇报。盗贼数多而向陛下汇报数少，发兵不多，往往使官军失利。所以使盗贼势力越来越大，应治他们二人的罪。”又一个佞臣大理卿郑善果马上跳起来：“云起诋毁名臣，所言不实，诽谤朝政”炀帝就不问清红皂白将云起贬官。

虞世基、裴蕴、郑善果等人麕集在炀帝周围狼狈为奸，形成了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集团。真可谓主昏于上，臣谀于下。在上者拒谏饰过，是非不辨，生杀任情; 在下者欺君罔上，颠倒黑白，陷害异己。昏君、奸臣当道，智者缄口，明哲保身，又处在万民困蔽，天下骚动的形势下，隋炀帝的命运就只有灭亡了。

七、残暴天下，义军四起，自食恶果

在隋炀帝统治的14年中，掘长堑，筑西苑，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盛治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等，可以说是百役繁兴，又四出经营，穷兵黩武，这些无止境、无休期的兵役、徭役不仅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同时把社会经济推向绝境。

他屡次北巡，南游江都以及穷奢极欲的挥霍，使得内外虚竭，百姓困敝。人民无法生存，只有挺而走险了。

大业七年 (611)，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 (今山东章丘) 首举义旗，起义的口号就是反对远征高丽。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号召农民参加起义，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参加进来。

王薄一起兵，备受兵役之苦的人民纷纷响应。漳南人(今山东恩县西北)孙安祖，家中被大水漂没，妻子饿死，县令还强迫他当兵打高丽，他被迫聚众起义; 张金称在蓨县(今山东夏津) 起义; 窦建德、高士达在鄃县 (河北景县) 起义。

在人民力量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业九年 (613)，隋炀帝二征高丽，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发动了叛乱。他也是利用了人民反抗情绪高涨的斗争形势，他起兵誓师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富贵已无所求。今不顾灭门之祸，为解天下倒悬也。”他这一口号，无异迎合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当地父老争献牛酒，前来投军的每天都有上千人。

杨玄感的叛乱，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贵族官僚子弟，如韩擒虎的儿子韩世咢，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计有40多人一块投降了杨玄感，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也前来投奔，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均与玄感通谋。后来炀帝虽镇压了叛乱，但统治集团内部从此开始瓦解。

在内外叛离的形势下，隋炀帝仍不思悔改，坚持蛮干到底，不但继续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又北巡太原、长城。此时，已依附隋朝的东突厥始毕可汗见隋朝国力虚耗，也脱离隋朝的控制，趁炀帝出塞，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赖兵士坚守及各地援兵，才得解围。

经过这次事变，炀帝认识到形势有点不妙了。回到东都后，就准备南游江都，避开农民起义的锋芒。到了这时候，他仍怙恶不悛，继续滥用民力，命在江都重造龙舟送来东都，又在毗陵 (今江苏常州) 修离宫十六所。临行前还抓紧时间行乐，让人捉了数斛萤火虫，夜出游山时放出来，光遍山谷，炀帝寻欢作乐的手法，可真是无奇不有了。

大业十二年七月，龙舟造成送来洛阳，宇文述等人劝炀帝赶快到江都去，许多朝廷大臣都认识到，如果这个时候去江都将会一去不复返，但都不敢说话。建节尉任忠、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等先后进谏，都被杀掉。于是，炀帝留下越王侗留守东都，便到江都去了。

在江都的一年多时间里，农民军杜伏威向江淮逼进，打败隋朝大将陈棱，攻克高邮，进据历阳。中原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击溃隋军主力张须陀、裴仁基等。他们传檄周围郡县，揭露炀帝的十大罪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炀帝又派王世充率江淮劲旅与留守东都的越王侗继续与瓦岗军对抗。河北窦建德击败南下攻李密的涿郡留守薛世雄，威震河北。

许多地主阶级分子见隋朝气数已尽，纷纷起兵自立。金城府校尉薛举割据兰州，自称秦帝; 鹰扬府司马李轨占有武威，自称河西大凉王; 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割据马邑，也称皇帝; 鹰扬郎将梁师都割据朔方，称大梁皇帝。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攻下长安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隋炀帝这个残贼天下，穷困万民的暴君不仅被广大人民唾弃，也被统治阶级中称孤道寡的野心家们扔在一边，成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独夫，他所怀恋的繁华的江都已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了。

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也感到末日来临了，但他还是要及时行乐，与萧后、幸姬等天天饮酒取乐，醉生梦死。还对萧后自我安慰说：“现在许多人都想推翻我，然而我不失为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 (指亡国后的陈叔宝与沈氏)，且饮酒取乐。”有一天，他照着镜子对萧后说：“好头颈，不知谁来砍掉它。”还准备了毒药带在身边，危急时好吞服。其狼狈不堪的丑态，令人可笑。

大业十四年 (618)三月，隋炀帝的末日真的来临了。原来，炀帝见天下大乱，无法挽回，命修治丹阳宫 (今南京)，准备迁据江左。从驾的卫士多是关中人，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了兵变，将炀帝用巾带勒死，终年50岁。谥号炀帝。这个暴君奢侈腐化一生，但死后连个象样的棺材也没捞着。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就草草埋掉了。没有举国致哀的丧礼，也没有高大的陵寝，甚至也不敢选择一块葬身之地公开埋葬，而是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来，宇文化及率众离开江都，以陈棱为江都太守，综留事。陈棱求得炀帝之柩，用宇文化及留下的车辇鼓吹，又将炀帝改葬于江都宫西的吴公台下。唐朝平江南后，于唐贞观五年 (631) 移葬于雷塘。隋炀帝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一直在告诫着后来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