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三国志演义》的历史意识

更新时间:20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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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德:《三国志演义》的历史意识

这里涉及到历史讲述的最根本的问题:当我们问“什么是三国历史”的时候,指的是三国时期发生的事,还是《三国志》这部史书告诉你的事?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首先希望大家明白,所谓历史、历史小说、历史文学,实际上都不是指向一个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还原的。史书也好,历史小说、历史文学也好,给我们展现的是经过历史家、文学家或者其他评论家建构的历史。任何历史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我们要问的是:《三国志演义》给我们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它要告诉我们什么,传达什么样的感受呢?任何历史文学所传达的都是历史的感受而不是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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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像·《遗香堂绘像三国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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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初年刊行的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一开篇引录了一首明中期状元杨慎的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传达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历史感受:第一,不管历史上有多少英雄,他们在历史上曾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迹,“是非成败转头空”。人在历史上的所有行为,不管如何轰轰烈烈,如何多彩多姿,最终都是“空”的。留下的是什么?是不变的青山和夕阳。中国还是中国,青山还是青山,太阳还是太阳,但是曾经有过的历史,曾经努力奋斗一生的英雄已经不会重现了。

可是真的不会重现了吗?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历史感受:历史英雄仍然生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的一生借助语言表述方式得以重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笑谈”是一种语言表述方式,是说故事。故事不是一个人在讲,“白发渔樵江渚上”,是许多人反复地讲述,而且不止白发人,青发人也讲故事。所以,历史上的英雄还活在当下。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愿意阅读历史,是因为历史对我们当下有意义,如果对当下毫无意义的话,历史就不会存在。所以,历史的价值在当下。如今我们阅读《三国志演义》,也是为了丰富当下的生活,当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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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结义·《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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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要像看山一样。苏轼在看庐山时有这样的看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明白庐山的真面目。同样,在阅读一部小说的时候,一字一句阅读的确是很好的方法,这没问题。但当你阅读完,要整体把握这部小说的时候,就要拉开一定的距离看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

既然小说是给你讲述历史故事,那我们就要问:故事从什么地方讲起,到什么地方结束?《三国志演义》,顾名思义,应该从魏、蜀、吴三国三分天下讲起。但如果从魏、蜀、吴三国开始讲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曹操——就很难进入历史框架。刘备、孙权当了皇帝,曹操没有当皇帝,他是被他的儿子曹丕追认为“太祖”,成为魏武帝的,所以曹操这位逐鹿中原的英雄就进入不了三国历史叙述的框架。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么故事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说:“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以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讲三国故事不从三国讲起,而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黄巾起义讲起,一直讲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归晋结束。

任何故事的开端和结局都是有意义的。历史就像一条长河,滔滔滚滚。如果讲述历史,就一定要切一段来讲,从哪儿讲起,到哪儿结束,开始和结局的选择构成独特的意义结构,而这个意义结构其实是后人对历史的认识。换句话说,任何人讲述历史都是一个由果溯因的过程。三国故事的结果无人不知,首先是三分天下,然后是三国归晋。讲故事的人首先就要溯因,三国为什么归晋?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东汉末年会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呢?所以要从黄巾起义讲起。这正是小说家对历史的认识。

并不是所有讲故事的人在讲三国故事的时候都从黄巾起义讲起的。比如《三国志评话》,它是元代刊刻的流传民间的说书作品,是《三国志演义》的前身。《三国志评话》是这么设计三国的故事开端的:三分天下总要有来由,这个来由是什么呢?追溯到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他有一个非常令人不齿的行为,就是杀功臣,杀了韩信、彭越、英布,“狡兔死,走狗烹”。而这三位功臣怨气难平,经历了400年后,化身为刘备、曹操和孙权,瓜分了汉朝的天下。这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历史阐释方式。

人们讲述历史,总要赋予历史以某种意义,总要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这种对历史的追问隐含着对历史的不同判断。在《三国志演义》中,这种判断是什么呢?它否定了因果报应的历史阐释方式,采用另外一种阐释方式,就是“分合循环的历史宿命”。毛本第一回写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从有“中国”的时候开始,就经历着“分—合—分—合……”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过程。

我在思考历史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说一个极端的观点:我们都说要研究社会规律,研究历史规律,但是如果社会、历史真的有规律的话,是不需要研究的。比如自然规律,太阳东升西落,这还需要研究吗?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这是规律,规律是不需要研究的,只需要去认知。人们对历史、自然、社会的变化感兴趣,不是对“规律”感兴趣,而是对变化背后的原因感兴趣,对那些反常的、不符合规律的现象感兴趣。同样,小说家在阐释历史的时候,也并不是对“分—合—分—合……”的规律感兴趣,而是对“分—合”背后的原因感兴趣。

“分—合—分—合……”是循环,但这个循环你怎么截取是不一样的,历史感受不一样。写三国可以从分写起,写到合,但小说家没有这么写,他从“合”——统一的东汉王朝写起,再到“分”——三国鼎立,再到“合”——三国归晋,整体上构成一个“合—分—合”的完整结构。

这样写有什么意义呢?第一,这是一种乐观的倾向,相信统一是必然的,分裂是暂时的,安定是必然的,动乱是暂时的。也就是说小说家是从统一的王国出发,不仅思考这个王国是怎么被分裂的,同时也思考一个分裂的王国又是怎么被统一的。思考的兴趣点是在统一,是怎么保证维持这种统一,中国整体的社会趋向是统一而不是分裂,所以说这是一个乐观的倾向。西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都是面对半杯水,乐观主义者说还有半杯,悲观主义者说只剩半杯。这是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同样的讲述历史也有方法的不同,如果从分裂讲起,讲到西晋统一,然后又分裂,那就是对中国历史充满悲观,认为分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这是小说的第一个意义,对中国的统一充满信心。

第二,整部小说的叙事从合再到合,中间是一大段的“分”,整个故事的展开、故事的焦点是“分”,前后的“合”是短暂的,中间的“分”是漫长的。换句话说,小说家旨在分析这个“分”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为什么会“分”,又为什么必须“合”。只有对“分”进行深层的、深刻的思考,才能对“合”有坚强的信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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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三国志平话》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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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三国志演义》的历史意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三国志演义》的主要角色,第一是曹操,第二是刘备,第三是诸葛亮。从史书来看,曹操应该是主角,《三国志》中《魏书》占的篇幅最大,其次是吴,最后是蜀。所以在史书中占主要分量的是魏,占核心、中心位置的是魏,这点毫无疑问。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在中原地区,也就是后来魏国的辖区。所以整部《三国志演义》不能不充分展开曹操的一生经历。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中,第一个出场的恰恰不是曹操,而是刘备。小说家偏偏从刘备讲起,而不是从曹操讲起,在小说家讲述的故事中,刘备成了主要人物。不管是从年龄、还是从当时的名声看,小说都应该从曹操讲起。但是小说家却没有这么讲述,这可以看出小说家的叙事是有明确的立场的。

小说家的叙事立场更鲜明地表现在诸葛亮的故事中。诸葛亮的故事从第三十七回一直延伸到第一百零三回,所以有人说整部《三国志演义》就是一部“诸葛亮传”,第三十七回前是诸葛亮前传,第一百零三回后是诸葛亮后传。诸葛亮“千呼万唤始出来”,没有诸葛亮就没有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靠自己不行。诸葛亮还没有出山,就指明将来三国鼎立的局面,在草庐里就能指点天下,刘备连想都不敢想。同时我们看到,第一百零三回之后,叙事节奏大大加快,诸葛亮死后没什么可写了,不仅蜀国没什么可写,整个三国都没什么可写的了。

显然,整部《三国志演义》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叙事倾向,这种叙事倾向体现出小说家对历史的阐释。历史是建构出来的,怎么建构?三国分裂的天下肯定是要统一的,但是实现统一的统治者是不同的。在人们心目中应该用道德的理想统一天下,而不用非道德的理想统一天下。换句话说,“春秋无义战”,三国就有“义战”了吗?到底正义者是谁?这是由小说家建构产生的。小说家说谁是正义的谁就是正义的。在刘、关、张一出场的时候,小说家就赋予他们正义的理想,他们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刘、关、张是为了保国安民才投身于动乱中。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和“民”有时候很难区分。在百姓看来,有一个安定的王朝就可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有个好皇帝就能有个安定的王朝。所以对皇帝总是采取鲜明的道德评价,这种道德评价直接延伸为历史道德评价。所以,虽然就历史而言,也许是“三国无义战”,但小说叙事中就一定要赋予刘备集团以正义的色彩。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形成对立,这种对立就是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光明和黑暗的对立,仁政和暴政的对立,这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极端的对立。于是,历史叙事就产生了感情色彩,有了政治倾向,有了道德判断。

一旦引进历史的道德判断,小说家表现的“尊刘抑曹”的政治倾向,就同实际历史发展的结果,即最终刘备失败和曹操一方的胜利形成激烈的冲突。三分天下最后的西晋统一,其实还是由曹氏一方衍生出来的司马懿集团统一天下,而不是刘备集团统一天下。曹氏集团篡夺了刘氏天下,司马氏集团又篡夺曹氏天下最终实现统一,而不是刘氏传位给刘氏这样一个正统权利的“接力棒”过程。在作者的理想中,应该由刘备统一天下。刘备是谦谦君子,是百姓爱戴的君王,又有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丞相,这一个寄托着老百姓希望、理想、憧憬的集团,最后却以失败而结束。

道德理想和历史现实的冲突,在诸葛亮临终的哀叹中表现得很鲜明,他说:“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重兴汉室”是个很暧昧、模糊的概念,“重兴汉室”可以等于重兴刘氏,只要姓刘的做皇帝就行,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观念,是宗法血亲的观念。小说家既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有德者居之”,又主张以刘氏统一天下,这种模糊的观念中既有正统性,也有正义性。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暴君战败了仁君,暴政扼杀了仁政,邪恶淹没了正义,黑暗的现实粉碎了光明的理想,这是一个悲剧性结果。大家一读到“孔明秋风五丈原”这个段落时,都会悲从中来,觉得要是魏延没有弄灭孔明的“命灯”该多好啊。

这种道德理想和历史现实的冲突,体现出小说家面对历史的无奈和责任。虽然他无法挽回“天意”,但他有责任讲出真话。虽然曹操一方胜利,但小说家还是要“尊刘”,因为小说家要张扬道德理想,要用这种道德理想抗拒不公平的现实和历史。因为在人们生存的现实和历史中,这种善恶颠倒、黑白不分是常见的现象,虽然是“天意”,我们仍然要以人意抗拒天意,来实现人自身的价值。历史是无情的,但历史主人公的悲剧却是有情的。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崇高理想和道德力量,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坎里,并熔铸成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构成了小说的悲剧性质和悲剧特色。

小说家的这种历史思考最终落到天意、天数、天命。毛本《三国志演义》第一百二十回引用了一首古风,咏叹从汉末动乱到西晋统一的历史,最后写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感慨。启功先生有首《贺新郎·咏史》词这么写道:“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龂龂争辨。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我对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思考方式、历史意识有一个理论概括:“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意识具有二重性,他们既深信历史进程没有不可知的动因和规律,又把这种动因和规律归结为神秘的、异己的超精神力量,堕入宿命论;既对历史兴亡的思考充满强烈的兴趣,又对人类历史活动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堕入虚无主义;既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道德评判秋毫不爽,又对这种道德的维系及其价值在现实政治中的软弱无力深有感触,堕入无是非论。”(《明清文人传奇研究》)这是中国古代文人根深蒂固的历史意识,也是他们阅读《三国志演义》后生发出的对历史的感慨。他们不会因为这种感慨失去对历史的信心,失去对现实存在的信心,但这种历史感慨却影响着一代代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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