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张居正

更新时间:20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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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张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男,汉族,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今湖北省荆州市)军籍。生于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故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 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万历十年(1582)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少年聪颖

嘉靖四年五月初五日(1525年5月26日,此据《登科录》《万历起居注》以及《明实录》等;另有《行实》称其生于五月初三日即1525年5月24日,并得到当代著述采用,该日期或是因文字刊刻致误),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一位秀才的家里出生。据说张居正出生之前其曾祖父做了个梦:梦中一轮圆月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张居正少年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同年,张居正做了补府学生。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张居正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嘉靖十九年(1540年),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官场升迁

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去世后,徐阶起草遗诏,引张居正与之共谋。不久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王潜邸故讲官陈以勤一起入阁,而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位列次辅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府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1569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在这一年六月担任了首辅;八月,又加左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四次推辞都不被允许。同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首辅万历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万历七年(1579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钧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初改财政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

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赋税改革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万历十年(1582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劳瘁而死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公历7月9日),太师(死前九日晋)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为政举措

政治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 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

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

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

清查土地

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人物评价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史书评价

《明神宗实录》: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明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明史纪事本末》:以居正之为相也,进《四书经解》而圣学修明,进《皇陵碑》《帝鉴图》而治具克举,请词林入直而清燕无荒,请宫费裁省而国用以裕,任曾省吾、刘显而都蛮悉平,用李成梁、戚继光而边陲坐拓,厥罪虽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王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更可异者,自居正以钱谷为考成,而神宗中叶大启矿税。居正以名法为科条,而神宗末造丛脞万几。呜呼!手实之祸,萌自催科,申、商之后,流为清静,则犹居正之贻患也。

《江陵救时之相论》: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 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谬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馀威,以固吾幸 者,又十年也。

历代评价

王世贞: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郭正域: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后为江陵。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38]

马之骏: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李腾芳: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

潘博: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

崇祯帝朱由检: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瞿式耜:江陵相业故非常,身后凄凉行路伤。谁料有孙绳祖武,还能为国死封疆?当年朝局何须问?四代君恩不可忘。报答此时惟有命,精灵常在毅宗旁。

袁中道:张居正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几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王思任:昔江陵为翰编时,逢盐吏、关使、屯马使,各按差使还朝,即携一壶一榼,强投夜教,密询利害厄塞,因革损益,贪廉通阻之故。归寓,篝灯细记。留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

唐甄:张居正之为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凛凛,各率其职,纪纲就理,朝廷肃然,其效固旦夕立见者也。为政十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尤长于用人,筹边料敌,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刘显平都蛮之乱,用凌云翼平罗旁(罗定)之乱,并拓地数百里;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辽左屡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驯治水而河淮无患。居正之功如是,虽有威权震主之嫌,较之严嵩,判若黑白矣。主虽至愚,未有以乱政为良相,以安社稷为奸相者也。然则任相之道,岂难能哉?显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严师,信之如筮龟,无言不从,无规不改,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可谓盛矣。

顺治帝福临: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

纪昀: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魏源: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梁启超: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蒋介石:王安石以后最大的政治家,就是明朝的张居正。

黄仁宇:世间已无张居正。

熊十力: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黎东方: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当年明月: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驭人经》

明 张居正

张居正,汉族,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字叔大,少名张白圭,又称张江陵,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伟大的政治家。后有同名电视剧、小说。

吏不治 上无德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下属如果没有治理好,那是因为你的道德形象树立的不够。(其身正,不令也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梁不正下梁歪。)

吏不驭 上无术也

如果好好地驾驭下属然他们为你所用,这说明做上司的没用能力!

吏骄则叱之 吏狂则抑之 吏怠则警之 吏罪则罚之

当下属骄傲而目中无人的时候,就要叱责他;当下属狂妄而忘记分寸的时候就要抑制他不要等到他羽翼丰满而无法驾驭;当下属现出怠慢的颜色时候,就应该警告他;当下属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一定要责罚他。

明规当守 暗规勿废 君子无为 小人或成焉

明文规定的制度作为领导者应当带头遵守,如果有潜规则也没有必要把它废除。君子的做法有的时候取得不了理想的结果,用小人的方法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上驭才焉 下驭庸焉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但能管理和驾驭那些水平比自己低的人,也要能够驾驭那些有杰出才能甚至高自己一筹的人。

才不侍昏主 庸不从贤者

一个有才能的人,绝不会追随一个自甘平庸的领导者,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也会在追随高明的领导者过程中掉队。但是做到下面的几个简单的方法那么就可以驾驭水平低的下属和水平高的下属。

驭才自明 驭庸自谦 举之勿遗 用之勿苛 待之勿薄 罚之勿轻

当领导有才能的人的时候,要做到明察秋毫;而要那些水平低的人追随就要谦虚和蔼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对自己下属的情况无论是个人的优缺点,还是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都要清清楚楚没有遗漏,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知人、善任。当让下属做事的时候不苛求完美,对于他们的成果不管如何小都予以承认与认可;对待自己的下属要恩厚遇高,你只有这样别人才会觉得值得付出生命,但是当需要处罚他们的时候那绝不轻饶,也只有这样才能令下属感觉到恐惧,而做到令行禁止。黄金在前利刃在后,做企业与带军队一样你只有塑造出这种差距,队伍才有战斗力。否则赏的时候下属认为可有可无,罚的时候又耽于人情而下不去手,队伍很快就散了。

驭人必驭士也 驭士必驭情也

要讲如何驾驭下属不得不讲到如何驾驭读书人(有文化的人,敏感的人,爱面子的人),要驾驭读书人就必须在感情上做工作:

敬士则和 礼士则友 蔑士则乱 辱士则敌

时刻尊敬读书人你们很快就能和睦相处,哪怕他没有值得尊敬的地方;日常接待始终保持礼节哪怕显得做作,他也很快接受你这个朋友;你露出对他的轻视,那么他就会在暗地里给你捣乱;如果你敢侮辱他,那么他会把你当场他的敌人!

以文驭士其术莫掩 以武驭士其术莫扬 士贵己贵 士贱己贱矣

这种敏感的人如果你用任何的手法作用于他最好正大光明,而不要搞一些小动作,如果你用强力的方式对他们,那么手法不要太张扬!譬如你派一个这样的人做业务,那么你只消和他说这期间业务对你工作的重要性就行了,而没必要派上你的亲信暗地里监视他。如果你想树威那么最好轻轻的一点就可以而不要威胁,读书人向来不怕。你把他当人品贵重的人看,他就把你当人品贵重的人看;你把他当贼防着那么他会认为你才是贼。

忠者直也 不驭则窘焉 忠者烈也 不驭则困焉

忠诚的人是很直的,你不驾驭他,他迟早会让你难看;忠诚的人往往脾气很暴烈认为别人都不是忠肝义胆所以很容易就会和别人对立起来而自己被困。

乱不责之 安不弃之 孤则援之 谤则宠之

要做到很好的使用忠肝义胆的人那就必须要做到:局面混乱的时候不要责备他,责备了他就是表扬了那些制造混乱的不忠诚的人;当局面转危为安,不要抛弃那些在混乱中依然忠心耿耿的人,当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耳边说好话的人多起来的时候,不要摒弃那些说话难听的忠直的下属;当因为他的忠直而受到大多数人孤立的时候,你要挺身而出援助他立足为他牟利;当别人诽谤他的时候你要不断的表扬他。有很多领导者做不到这一条也许由于自己的耳根子软,也许因为自己的坚实的问题,他们很容易成为奸邪之人的工具而自毁长城。所以一个领导者首要的就是清楚谁是忠肝义胆的人,而对于他们一定要做到这四条。

私不驭忠,公堪改志也 赏不驭忠 旌堪励众也

你用私人的事情是很难做到让忠直的人佩服的,你只有一心为公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拥护;你奖赏他们并不是目的,通过奖赏他们树立你明察秋毫的形象,而激励团队所有的人才是目的。

奸不绝 惟驭少害也 奸不止 惟驭可制也

奸邪的人是不会绝迹的,只有发现了了他们对他们进行驾驭才能减少他们的危害;他们的破坏行为是不会停止的,只有高明的领导对他们进行驾驭,才可以制止他们的危害。

以利使奸 以智防奸 以忍容奸 以力除奸

奸邪的人有他们的用处,那就用利益来驱使他为你服务;但是要时刻保持对他们的警惕,无论何时你的警惕的机智的眼睛也不要离开他们;当还没有必要和把握铲除他们的时候,那么就先不要动手;等时机来到的时候就要迅速,不留情面,干净利落的除掉他。

君子不计恶 小人不虑果 罪隐不发 罪昭必惩矣

作为君子,我们从来不主动的算计恶人,但是小人做事是不考虑后果的;当他的罪恶还没有被别人认识和正视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对他们下手,一旦他们恶贯满盈引发众怒,那就毫不留情。

智不服愚也 智不拒诚也

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会佩服一个愚蠢的上司的,但是如果你确实不如你的下属有能力,你只要时刻表现出你的诚意,他也是不会拒绝的。

智者驭智 不以智取 尊者驭智 不以势迫 强者驭智 不以力较

就算是有智慧的人驾驭自己有智慧的下属也不会跟他比智慧,因为那样会造成内耗;一个有地位的人驾驭有智慧的人不会用威势来压迫他,因为它会让你捉不到把柄;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也绝不会用蛮力来让有智慧的人屈服,因为蛮力只会让有智慧的人消沉和与你离心离德。

智不足则纳谏 事不兴则恃智

当你的只会有不足而不得不去咨询有智慧的下属的时候,无论他的建议如何最好都要照办,这一点王有龄驾驭胡雪岩做得相当的到位,每当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的时候,他绝对全盘照搬胡雪岩的建议。当你的上司来问你一个你非常精通的问题时,你给他了你的见解,但是他听了以后又在你的面前卖弄、修改。那么下一次他再来征求你的意见时你还会和他说吗?你的心里一定说:“你自己那么能卖弄,你自己办好了!”而当我们坐上领导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啊!自己不明白问了精通的人,人家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你最好不要更改:因为你不如他精通;你改变他的策略会打击他的积极性,用不了几次他就闭嘴了;而且一个好的策略已经更改就会变成毒药。当你的事业没有办法做大的时候,那么就把权力交给那些有智慧的人依靠他们的力量。但是怎样防止他们作怪呢?只需要做大以下几点:

不忌其失 惟记其功 智不负德者焉

不要忌讳他的失误,常常把他的功劳挂在嘴上,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是不会背叛有极高道德品质的上司的!(这里的智慧不是聪明或者是狡猾)

愚者不悟诈之

一个愚昧的人是没有悟性的,可以放心的“诈”他,有些时候问问不出东西来,一诈就会诈出东西!

愚者不智谋之

一个愚昧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你可以把他作为突破口。

愚者不慎误之

愚昧的人往往不细心,你可以很简单的误导他!

君子驭愚施以惠也 小人驭愚施以诺也

有品德的人在使用愚昧的人的时候会讲究小恩小惠,一个没有德行的人往往有空口的许诺在他们身上也能达到效果。

驭者勿愚也 大任勿予 小得勿予 蹇则近之 达则远之矣

但是作为愚昧者的上司,千万不要犯下面的错误:大的重要的职位不要交给他;他用小聪明得到小小的好处不要鼓励他;当自己很困难的时候要更多的接近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威胁,也可以树立你的名声(这么一个笨蛋领导对他那么好,更不要说我们了!)

不知其心 不驭其人 不知其变 不驭其时也

你不详详细细的了解一个人(他的想法,他的能力,他的追求,他的资源与潜力),你是没有办法驾驭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在各种情况下的表现,你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驾驭它。

君子拒恶 小人拒善 明主识人 庸主进私

有道德的人会拒绝任何用来作恶的手段,但是没有品德的人往往更乐意用来作恶!一个英明的领导他会从茫茫众生中寻找和驾驭那些有才能的人,而一个平庸的领导者他会选择那些自己的亲信私交。

不惜名 莫嫌仇 不吝财 人皆堪驭也

其实何必呢?只要愿意把名声分给下属、不要记恨下属的棱角、不吝啬手中的财物和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在你的手下发挥出你想要的能力。

下边是另一版本

驭人经

(明)张居正

驭人经 - 驭吏卷一

吏不治,上无德也。吏不驭,上无术也。

吏骄则斥之。吏狂则抑之。吏怠则警之。吏罪则罚之。

明规当守。暗规勿废焉。

君子无为。小人或成焉。

只有自身无失的当权者,才能在吏治上取得成效。

对不同的官吏要采取不同的驾驭方法,这是驭吏的关键所在。

当头棒喝看似严厉,其实充满了关爱。

一个人目空一切,这就是不能重用他的理由。

懈怠的官吏最易发生质变。

本性奸恶的官吏只会在惩罚面前低头。

当权者要维护规则的权威。

封建专制时代,潜规则始终是大行其道的。

君子仁厚刚直,如此是驾驭不了小人的。

用小人手段驾驭官吏,对官吏中的小人最为有效。

驭人经 - 驭才卷二

上驭才焉。下驭庸焉。

才不侍昏主。庸不从贤者。

驭才自明。驭庸自谦。

举之勿遗。用之勿苛也。

待之勿薄。罚之勿轻也。

抱怨人才难以驾驭的领导者是无能的。

地位的高低并不决定才能的有无。

把巧言令色当作才技,这是人才最感气愤的事。

贤明的上司不会责怪他人,只会检讨自己的不足。

明智不是善使手段,更不是玩弄阴谋诡计。

不尊重人就不能驾驭人,这是千古不变的法则。

人才隐没在普通人群中间。

让人才有用武之地,人才才会有归宿感和使命感。

驾驭人才首先要肯定人才的价值。

驭才不可溺爱和包庇。

驭人经 - 驭士卷三

驭人必驭士也。驭士必驭情也。

敬士则和。礼士则友。蔑士则乱。辱士则敌。

以文驭士,其术莫掩。

以武驭士,其武莫扬。

士贵己贵。士贱己贱矣。

读书人的态度对世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读书人重情重义,在情感上入手最为有效。

不敬重他们是当权者愚蠢无知的表现。

把读书人变成自己的朋友,驭士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

封建专制时代,蔑视读书人是权贵们的常态。

和读书人势不两立,任何强人都将不保。

刻意掩饰驭士的手段,往往会弄巧成拙。

行事低调是不可或缺的补充。

读书人的命运和当权者的成败紧密相连。

不能礼贤下士,便不会成为一名成功者。

驭人经 - 驭忠卷四

忠者直也,不驭则窘焉。

忠者烈也,不驭则困焉。

乱不责之。安不弃之。孤则援之。谤则宠之。

私不驭忠。公堪改志也。

赏不驭忠。旌堪励众也。

驭人是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容。

驾驭忠臣不是改变忠臣的本色。

水至清则无鱼,对忠臣的要求也不可过高。

对他们不离不弃,既是一种仁德,也是一种治世方略。

封建专制时代,忠臣的处境险恶。

驾驭忠臣不能只讲条件,而不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忠臣不会盲目效忠于某个个人。

驾驭忠臣的当权者,不能是人民的公敌。

他们舍生忘死,并不是为了求取身外之物。

给忠臣极高的荣誉,最能激发他们的报效之情。

驭人经 - 驭奸卷五

奸不绝,惟驭少害也。

奸不止,惟驭可制也。

以利使奸。以智防奸。以力除奸。以忍容奸。

君子不计恶。小人不虑果。

罪隐不发。罪昭必惩矣。

封建专制时代,奸臣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当今亦然)

封建专制时代讲究权术,对奸臣加以利用便是权术之一。(当今亦然)

再狡猾的奸臣也会在利诱面前愚笨起来。

没有成熟的考虑和完备的谋划,便没有制胜的把握。

对奸臣一味采取怀柔政策,不能应对特殊政策。

隐忍是驭奸的应变之法。

引蛇出洞不失为驭奸的良招。

封建官场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风暴。

奸臣总会露出狐狸的尾巴,他们逃脱不了正义的惩罚。

惩治奸臣是人们的共同呼声。

驭人经 - 驭智卷六

智不服愚也。智不拒诚也。

智者驭智,不以智取。

尊者驭智,不以势迫。

强者驭智,不以力较。

智不及则纳谏。事不兴则恃智。

不忌其失。惟记其功。

智不负德者焉。

在愚人手下做事,绝非智者所愿。

身处高位的人养尊处优,对人缺乏诚意是他们的共同缺陷。

智者都是明理的,千万不要伤到他们的痛处。

强权下的顺从都是假象。

让智者甘心顺从,就不能表现得过于霸道。

敢于承认自己的智慧不足,智者才会认为他的领导者值得信赖。

信任他们,才能真正地驾驭他们。

给智者宽松的环境,更有利于他们建功。

抓住一个错误不放,就是小人所为。

智者只会被有德之人驾驭。

驭人经 - 驭愚卷七

愚者不悟,诈之。

愚者不智,谋之。

愚者不慎,误之。

君子驭愚,施以惠也。

小人驭愚,施以诺也。

驭者勿愚也。

大任不予。小诺勿许。

蹇则近之。达则远之矣。

极力推行愚民政策,是当权者常用的驭人之法。

谋划愚人切不可过度。

愚人难以主宰自己,他们常常是他人的利用对象。

君子不以阴谋为能,也不以驭人为能。

在许诺上毫不慎重,这样做的人必是小人无疑。

愚笨无知的人更需要聪明的智者来指引。

做大事者只有忠心是不够的。

驾驭愚人不能鼓励他们的愚蠢。

当权者的亲近之举,愚人一定要多做考量。

某些当权者只可让人更患难,不可让人同欢乐。

驭人经 - 驭心卷八

不知其心,不驭其人也。

不知其变,不驭其时也。

君子拒恶。小人拒善。

明主识人。庸主进私。

不惜名。勿吝财。莫嫌仇。

人皆堪驭焉。

不掌握人们的内心世界,就不能从根本上左右人们的行为。

驾驭君子不能不择手段。

重用小人是(封建)当权者的毒招。

领导者在识人上不可偏听偏信。

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就不会在驭人上畏难了。

把名望抛在一边,便也摆脱许多无谓的束缚。

有智慧的领导者重人轻财。

把仇人变成可驾驭的人才,是领导者必须完成的任务。

驭人必要驭心,这才是驭人的最高境界和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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