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及延安文学研究刍议

一

延安这个直接并最终催生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圣地，无疑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进程有着密切关联。延安时期，毛泽东正在积极创构并最终成形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自然会对延安文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影响。正因为如此，延安文学就必然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地理区域性的文学，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性影响，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共领导地位的牢固确立而由党派文学转化为国家的文学并由此对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产生了某种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这表明，延安文学不仅存在于延安时期，更在1949年后凭借其所属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延续而楔入到了共和国文学的血脉中去。正因为如此，如果想深入探究1949—1976年间中国文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质，就必得追寻延安文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质的构成，否则，人们对中国文学在1949—1976年间的完整状貌的形成就会缺乏深入   理解，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这段文学发展进程的内在肌理。在这意义上，探究延安文学的形成及其特质的构成自然会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某种不可或缺的探源性工作。

倘若采取整体性的新文学发展眼光来看，延安文学在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发展史上更是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它仿佛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左翼文学在日后更为Ji进发展的重要穴位。在左翼文学的发展链条上，延安文学显然承续了1930年代普罗文学和苏区文学的不少革命性传统，但也形成了某些与之迥然不同的要素，这些要素的形成自然是与某种政治文化氛围的不断强化密切相关的。因此，如何看待延安文学对此前左翼文学传统的承袭，又怎样认识延安文学自身之独异性传统的形成，就成了一个非常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在我看来，左翼文学在30年代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等不同团体的革命作家与鲁迅、茅盾、瞿秋白、冯雪峰、胡风以及周扬等人的共时性存在而呈现出复合型特征，因而在其传统内部回响着并不完全同质的种种观念的碰撞声，这一传统也因之成为一个充满了悖论和张力的丰富性存在，借助巴赫金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类似复调式结构的那样一种存在。有意味的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驱使下，这一复调式存在也曾一度呈现在延安文学发展的初期。但1942年文艺整风后，左翼文学在30年代形成的某些丰富性传统遭到了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改写与重塑，换言之，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其丰富性在难以抗拒的转换性生成语境中遭到了被不断剥离的命运。文学又成了一种曾被鲁迅等人予以严正批评和反对的意识形态化宣传工具，文学的发展问题在新的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同化下其实转换为一个延安文学如何遭遇意识形态化的命运问题。于是，文学赖以发展的动力和构成其本质的决定性要素并非存在于文学的审美本身，而是取决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这里所言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指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指政治意识形态，但也包括一种话语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此，在本质上，延安文学的最终形成并非左翼文学之丰富性传统在4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它构成了某种相对后者之丰富性状貌的回落;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认为它是30年代左翼文学之内在政治性传统在新的语境中走向极致的结果，因为在鲁迅、茅盾等人创构的左翼传统之外确实还存在着自“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形成的那种执意趋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传统。因此，即使仅从延安文学与此前左翼文学传统的接续与变异来考察，延安文学的形成已经显现了某种复杂性。倘若把它与苏区文学、民间文学、传统文学乃至世界左翼文学的关系再考虑进来，那就更显微妙和复杂了。

所以，无论是从理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尤其是1949—1976年间文学的形成，还是从更高视点理解中国左翼文学的嬗变而言，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都有必要对延安文学进行全新研究与深入探讨。更何况，延安文学本身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非如以往研究者揭示的那样单薄，它有着某种在单纯之中凸显而出的复杂性特征，如果联系其形成过程来考察，这种复杂性特征就更为突出了。因此，即便把它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之流中截取出来予以静态式研究，也是颇有价值的。20世纪后半叶的某些历史时刻，人们对延安文学的阅读和研究都曾表现过强烈兴趣，这在政治意识形态统摄较为浓厚的时期更为明显。但现在看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研究却成了一个问题，并且愈是透彻研读过延安文学作品和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年轻学人，就愈会觉得延安文学具有值得深入开掘的研究价值，就愈会觉得过往的延安文学研究不但没有成为大家进一步理解延安文学的桥梁，而是成了某种绊脚石，成了某种阻滞深思的障碍。简言之，延安文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日益凸现成为一个全新的并且有待高度关注的问题。那么，延安文学研究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呢?

我认为，究其原因确然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意识形态权威机构对研究者隐隐构成的限制似乎还隐蔽地存在着，时至今日研究者还很难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档案资料，比如关于延安抢救运动和审干方面的档案资料就依然让人难以全面查阅。而这些资料的全面掌握，对于延安文学研究的创造性开展显得多么珍贵。除了这些难以言说的因素之外，我更愿强调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检讨一下延安文学研究产生症结的原因。在我看来，这首先是为以往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视域所深深决定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最初运用始自周扬。1939—1940年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为授课而撰写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即出色运用了毛泽东刚刚创构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949年后，这一理论更是成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理论乃至唯一正确性理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由于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特殊性，由于其担当着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及其全部历史提供合法性证明的特殊意识形态功能，因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尤为深远。一切只有符合这一理论要求的历史对象才能进入研究领域，一切只有遵循这一理论要求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评价才能被认可，否则，就会遭致意识形态机构的严厉批判。在此种状态下，延安文学不仅成为一种合法性存在，而且担当了共和国文学得以持续发展的逻辑前提并为其提供了直接的文学性资源。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延安文学无不表现出狂热认同，并且对其给予了亘古未有的极高推崇或评价。这在王瑶、刘绶松、唐   等人撰写的文学史论著和教材中得以异常清晰地凸现出来。他们对延安文学的高度评价整整影响了几代研究工作者。由于他们的研究更多是从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更多是从适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性需要出发，因此坦率地说，其研究在本质上是非科学的，也是非个人化的，是恰恰在某种程度上从标榜历史主义出发而走向了历史主义之反面的。当然，公正地说，后来者并不能把种种学术上的过失都归结到先行者头上，因为他们自有他们的言说逻辑和身不由己的苦衷。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以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研究范型严重制约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也自会使包括延安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谬误丛生的歧途。

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显现出了空前的活跃，研究者借助从西方输入的各种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现代文学进行了革故鼎新式的梳理、认识和评价，并且自80年代末期以来一度出现过“重写文学史”的热潮。“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们反对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来看待，标举从审美角度重新认识与整合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让现代文学研究回到纯美的轨道上去，摆脱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对政治的依附。正因为如此，“美”在当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抵抗和瓦解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手段，换言之，“美”在当时成了一种富有政治意味的存在。于是，“重写文学史”热潮中出现的某些研究成果自会呈现为一种扬此抑彼的二元论式存在:一方面，研究者对新民主主义论及其统摄下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颠覆、瓦解，站在审美和人性的基座上，他们重新发现了像沈从文、张爱玲和穆旦一类的作家作品，并对之给以极高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左翼文学发展途中的某些现象缺乏一种了解之同情，因而大体上对之采取了一种轻蔑和否定的态度，而很少采用较为复杂化的处理方式。所以，“重写文学史”虽然发掘了不少优秀作家作品，并且极力把文学研究引导到了审美的轨道上来，无疑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进步，但是，由于“审美”在当时特定的现实境遇中仍被研究者当作一种进行意识形态抵抗的有效武器，故而它在根本上并没有扭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风貌，也没有改变那种为人熟知的二元论思维图式。现在看来，当时研究者采取的批判性立场也是由其强烈的启蒙主义精神所决定了的，因而此种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当时流行的启蒙主义话语在文学领域的实践①。应该说，这套话语实践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地位在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或凸现，先行者的启蒙之功不可没，更不可辱。只要想想，倡导者和参与者们在当时和后来受到了多大的非学术性压力，就足以让人不由不表示钦敬了②。但是，此种话语实践在今天看来确实又存在着种种不足或缺陷，其中之一是:既然“重写文学史”的目的已经在客观上内在地含蕴了意欲通过对现代文学的重新阐释与清理而达到清理和批判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那么现代文学研究就难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对文学审美与形式的张扬中又异常显明地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之间本来不可分割的广泛联系。在这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何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学研究会呈现出一种极为贫弱的状态，成为一个亟需引起大家关注并予重新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自90年代以来，相对于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研究和“文革”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而言，延安文学研究虽然伴随中国“新左派”的兴起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入也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远为缺乏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它在事实上构成了制约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更高境地的瓶颈，延安文学亦因之必然成为值得人们给予大力关注并予攻克的重要研究领地之一。或许正因为如此，《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编后记”才会指出:“近年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波澜不兴，鲜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二

我认为，延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它跟那个时代与那个特定区域的政治文化的微妙转换密切相关。民族抗战了，知识分子应该做些什么?将往何处去?为了发挥文艺抗战的功能，作家的文学观念是否必须转变?如何转变?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他们到底会期待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如何进行角色转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我在前面已经约略指出，延安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因此，探究其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应该作为新的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突破口。因为在我看来，只要从这出发，我们就可弄清楚延安文学的本质性构成，并且准确回答它与此前左翼文学之异同;从这出发，我们就可探讨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独特轨迹;从这出发，我们就可追问:知识分子和延安文人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状态下被整编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最终接受工农化的命运的?在这意识形态化改造途中，是否存在着一些独特的规训机制，延安文人是否产生过一些微妙的心灵波动?在其心灵波动的深处是否隐藏着一些独特的心理机制和致命的心理缺陷?我们还可进一步追问:上述所言延安文学观念和心理层面的意识形态指向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构成、叙事和修辞层面又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而且在我看来，延安文学形成的复杂性在于，“鲁迅传统”也曾介入其中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过程其实亦正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对延安文学与文化观念进行不断规训的过程，也是对延安文人心态进行规训并促使其走向自我驯化的过程。那么，延安时期这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传统”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它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它对知识分子、延安文学与文化的规训到底是如何发生的③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可以把上述几个方面作为一个相互联接的整体来探讨。或许只有从这出发，我们才有可能把延安文学的形成理解为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并且在这过程的追究和展示中揭示出延安文学中最为隐秘的东西，再进而探讨延安文学得以意识形态化形成的内在机制。

在延安文艺的发展历程中，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学在其政治意识形态本性上确然已经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泽东话语”的再生产场域，它的确立不仅依附这一话语，而且紧密依附于党的权力意志。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的文艺观念很大部分直接来源于瞿秋白等人，但是唯毛泽东而非瞿秋白成了一个时代的话语中心，为什么毛泽东同样的思想观念在整风前并不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关注，而只有到整风期间当他在党内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之后才能成为一种一统化的权力话语。其实，这也是导致后期延安文学与此前左翼文学迥然不同的原因之一。再从创作主体来说，由于延安作家的社会角色在整风后已经转化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因此个人化的写作方式及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在延安文学的创制中已经成为一个无法被照亮的黑暗领地，个人之小我隐匿并消融于集体之大我中，个性隐匿并消融于党性之中。这样，个人只能凭借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指引去参与集体化的写作事业。延安文学因之不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且真正成为一种党派文学或党的文学。党的文学不仅凸现为一种文学观念，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学样态。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之为“工农兵文学”，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延安文学之本真的，因为延安文学的本质是由文艺服从政治这一根本原则所决定，再后来“政治”实际转化为党的政策和个别领袖人物的指示，在此种状况下，工农兵怎能会有自己的话语呢?怎能会有自己的文学呢?关于这点，只要我们真正深入理解了整风期间所发生的文学事件、延安文学形成的历史及其意识形态化品格，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政治与文学的纠缠确乎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诚如杨义先生所言:“现代文学史是与现代政治因缘很深的学科。”④关于政治与文学的因缘，现代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面相，它已经静静地呈现在那里，单等着研究者去接近它、领悟它并在此之上去敞开它内在具有的种种奥秘。延安文学正是把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学之因缘引向一个独异境地的文学，也自然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片奇特景观。其独异性在于，当它发展到文艺整风之后，它已经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缘文化和政治文化场域中，依凭政治强力和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所具有的某种现代性魅力相结合，把“左联”时期较为抽象、空泛并寄寓了各种知识分子自由想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实在在推进到了与党的权力意志紧密结合的政党政治，而这，正也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质，也自然构成了始终依附于毛泽东话语而得以发展的后期延安文学的本质。正是在这意义上，我才认为延安文学在意识形态本性上其实就是一种“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吴立昌先生认为，“五四”后三十年到建国后三十年，“中国文学在政治的强力干预下，自由度越来越小，最后几乎等于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因之日渐呈现为一个死结，怎样才能解开这个结，“关键不在文学，而在政治。如果政治家还要迷恋‘武器的批判’可以代替‘批判的武器’，那么文学必将可悲地走入死胡同。”⑤这确为不刊之论。按我的理解，其间所言“政治”乃正是自延安文学发展至文艺整风后所曾遭遇过的政党政治。所以，讨论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尽管难免要讨论具有普泛意味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重要的是要把“政治”推进到政党政治的核心层面来予以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才切切实实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影响力，并使延安文学在整风之后终于呈现了与此前左翼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形态。

说延安文学为“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其实并不是本文的最初发明。胡乔木曾在检讨“党的文学”这一概念时指出，“社会主义事业，它是人民的事业……不能因为它要有党的领导，就把它说成是属于党的。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党需要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领导，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事情，不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党的组织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有关组织、党和党外群众的合作才能进行的。而且，有许多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情，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干预。因此，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又诤诤告诫道，“党的文学这种说法的含义是不清楚的。把文学这种社会生活现象完全纳入党的范围是不合适的。”⑥胡乔木是站在“党的文学”从延安时期的形成、发展再到转换为“国家的文学”后所带来的沉痛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说出这番话的。众所周知，他自《讲话》形成完整的文本阶段开始，不仅见证而且积极参与了此前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因此他的这段话自然是极为深知延安文学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之个中三昧的，本应引起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注意。这段话是他1982年讲的，至今二十余年过去了，可是，学术界又有几人真正领悟了他的这些带有反思和总结意味的话语呢?在我看来，以胡氏之论逆向观之，即可理解后期延安文学或整风后的延安文学及共和国成立后30年文学的真正面貌及其历史走向之必然了:延安文学的独特性系于此，“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系于此，“文革”文学的**趋向系于此，它们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出的种种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悲剧性场景，亦系于此。因此，倘若人们对于延安文学要进行充分的还原性研究，那么就必得抓住这个要害，否则，那是断然还会如以往的研究一样不甚了然的。进而言之，只有逮住了此点，逮住了延安文学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如何由党的文学转换为国家的文学，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共和国文学在其最初发展的30年间所赖以形成的内在奥秘，也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当时的文学话语所赖以形成的核心机制所在。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由此不仅可能会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接近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之本真，而且也可开拓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或范式，并在此之上去除某些先在的遮蔽而敞开一片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天地或新的阐释空间。

三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萨特说，我写作故我在;加缪说，我反叛故我在;对于愿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年轻学人而言，自可在延安文学研究和对历史的书写中倾吐自己的誓言:我揭示故我在。所谓“揭示”意指研究主体要敢于直面历史现象，并能透过纷繁的历史表象揭示其历史真相（倘若确有所谓真相的话），揭示其震撼人心的历史隐秘。老黑格尔说，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恐怕是至少包含了部分真理的历史哲学观念。在我看来，对于某些客观存在的足可供人反思的历史性和思想性难题，重要的不是去回避它，遮蔽它，而是要敢于正视它，揭示它!况且，处在后现代境遇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当他在现实社会和现有体制中遭遇了边缘化命运时，或许更有理由要求他把自己批判性的眼光更多地投向历史，尤其是那些曾被长久遮蔽或晦暗不明的历史，并且敢于仗义执言，在揭穿谎言的同时道出历史的真相。延安文学的形成自然属于晦暗不明的历史，而以往从既有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出发的种种研究无疑更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因此，研究者的任务首先在于如何能直接而有效地进入延安文学赖以形成的历史深处，并对其进行某种合符历史本真的还原性揭示。在这揭示中，不仅延安文学形成的历史真相能够得以敞开，而且会在与历史的较量中再次显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即在于对历史发生诊断的热情，揭示历史的隐秘，展示一切深藏于历史表象之底层的思想、动机和行为。那么，必须予以追问的是:如何才能揭示其历史真相与历史隐秘?

延安文学当然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倘要探究其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其实就是探究其得以成形的历史过程。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对延安文学的研究应该在总体上采取一种建构主义视角而非本质主义视角。在以往的延安文学研究中，研究者秉持的本质主义视角通常把延安文学的特性理解为必然的，不变的，是当然如此的;而建构主义则势必要求将延安文学还原到一种历史情境中去，把延安文学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是在政治权力与文化观念主导下，通过延安文人和民间力量的多向度努力而不断建构出来的东西，换言之，延安文学的本质不是生而具有的，而是在一种意识形态化形塑的过程中予以历史地完成的。因此，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的延安文学研究必然要求把揭示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出发点。在我看来，延安文学的形成过程既表现为一种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各种文学现象得以展开的自然顺序，也表现为各种新的文学观念、审美成规、心理机制等在延安文学形成中得以成形的逻辑性构成。作为研究者，我们理应设法让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最为合乎本真地呈现出来，并在此之上做出某种仿佛符合某些历史情境的阐释。而要做到这点，我想首先可以采取顺势研究的方法。所谓顺势研究，是指研究者要对当时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等地发行的各种出版物、原始报刊等按照时间顺序即历史本然顺序做一仔细梳理性阅读，然后辅以回忆性资料的阅读，并在此之上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因为延安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观念等在总体上构成了延安文学得以形成的复合性语境或场域，所以我在此处所指原始报刊既包括《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草叶》、《谷雨》等文学性刊物，也包括《中国文化》、《中国青年》、《解放》等一类的综合性刊物，还包括《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一类的报纸媒体;所言出版物那就更多了，除了以当时出版发行的文艺类书籍为主外，还应包括当时出版的各种军事、政治、文化类书籍。我认为，延安文学研究要想有所真正突破，它尽管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较为合理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但更为基本的恐怕还是必须对其发展脉络有一番较为符合历史原貌的认识与梳理。而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首先端正研究态度，尽快返回到阅读延安文学原始期刊和各类出版物的道路上去。我认为，只有在延安文学研究中首先运用顺势研究方法，研究者才可能让延安文学的形成及其本质达取客观还原的境地。

但问题是:历史研究或文学史研究真能达到客观还原或本真还原的境地?更可诘问的是:难道真有所谓“客观”与“本真”?其实，对原始报刊和出版物的阅读过程以及其后的历史书写过程，都有待于研究主体按照一定理论视点对其进行取舍、归类而至最后的整合。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对于延安时期出版物的阅读在范围和程度上自会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而有所慎重选择，没有必要对所有原始资料平均使用力量。而“整合”倘若是满意的，则往往反映了特定时刻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达到了两相契合的程度，而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延安文学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然客观的存在。我们意图让延安文学研究成为客观的，但事实又不可能是纯然客观的，故而我们只能挣扎着前行。其次，我认为延安文学研究中必然会有研究者之主体性的出场，这乃是为其研究对象所内在决定了的。因为整风后延安文学的形成及其本质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和非个人主体性特征，故而后来者有权利在思想和行动层面对其进行适当抵制与反抗，研究者更有权利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对其给予解构性的还原。“还原”是力求贯彻韦伯所言的价值中立原则，“解构”是为了对历史进行彻底反思，是为了对混沌的历史总体进行有效的分析性剥离，是为了去除意识形态话语之蔽。而在解构基础上进行的还原式研究，我把它命名为逆势研究。“解构”之所以需要，主要取决于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本身折射出来的历史严酷性，而它又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力和党派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渗透与主宰上，体现在创作主体对于政治权力的顺从与合谋上。正是在这里，研究者倘若不能采取一种反思性的立场，倘看小能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的带有批判性意味的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他对延安文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是深入骨髓或肌理的，而只能成为一种隔靴搔痒的职业性行为。福柯曾说，他之所以要写一部关于法国“监狱的诞生”的思想史著作，原因并不在于对过去的历史发生兴趣。他坦率地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⑦毫无疑问，我们在探究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时也颇有必要秉持这样一种研究和书写的动机，并且，我们还可在如何还原和揭示延安文学与文化的历史真相方面有所作为。而要做到此点，就颇有必要把上述所言“顺势研究法”与“逆势研究法”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既较为贴切地进入延安文学赖以形成的原初情境或场域，又能在这之上持守反思的人文立场，并且也只有如此，人们才能把延安文学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历史总体性和包孕的丰富性重新勾勒出来。当然，在此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所谓顺势研究和逆势研究的结合，也必然体现在研究者对批评或研究尺度的把握上。按照顺势研究方法，后来者的研究与批评尺度理应与延安文学本身的发展脉络及其所呈现的内在特征相契合。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党的文学观念所要求的延安文学，自然只能是一种普及性的大众文学，文学活动只是属于群众化运动中的一种而已。因此，人们理应用通俗化、大众化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延安文学运动及其审美属性的现代性，而不便用纯文学的审美眼光去做苛刻的审视。但是，按照我所言的逆势研究法，后来者有权对当时形成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及其作品构成在更高的意义上进行必要反思，使得研究主体对于研究对象的呈现或叙述保持一种具有对话意味的话语张力，并在此之上为世人提供一些富有历史启示意味的人文质素和文学图景。两种方法在对研究尺度的期许上，各自有其不同的内在要求。既然如此，研究者在可能的或理想的意义上理应把它们结合起来予以综合性处理，以免使自己执于一端而自以为把握了历史的真相或真理。倘若真能做到这些，那么，我相信，延安文学研究就不仅会成为我们的职业性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定会在去除意识形态之蔽的同时，让它穿透历史的迷雾，抵达现在而指向未来……

注释

①参阅倪伟:《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②陈思和先生曾坦率指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和破除现代迷信的社会主潮，我是倾心支持和积极投入的，似乎前途很光明;但是在90年代以后，尤其是我和王晓明教授一起主持‘重写文学史’工作遭遇到较大的非学术压力以后，才觉得历史上的许多经验一下子变得具体了。”（陈思和:《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494页）

③详见拙作:《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3期。

④杨义:《关于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几点随想》，《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⑤吴立昌:《重评基点和论争焦点——现代文学论争两“点”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6期。

⑥胡乔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533页。

⑦［法］米歇尔·福柯:《规则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3页。

 《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