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的家族文化情结

      中国现代作家对家族文化的理性批判与感情上的眷恋，语言层面的Ji烈抨击与行为方式上的无奈认同所形成的情与理的矛盾和困惑是由家族文化自身的复杂意蕴所致，作家对家族文化的矛盾态度在客观上造成了他们创作中的矛盾，这种矛盾既体现在作家对旧家庭的情感态度，也表现在对其笔下人物不同的是非褒贬判断上，作家对家族文化复杂意蕴的揭示既表明了现代作家思想上的日趋成熟，又显示出其对人性与人情理解和认识的深化，而这正是现代家族叙事性作品得以成功的重要前提。

一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家族本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中国的民族精神视为一种“家庭的精神”，日本学者稻叶君山说中国的家族制度是保护中国民族的唯一障壁，其强固程度非万里长城所能及。而在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一切社会组织都是以家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是以家庭关系作为基点。“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二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是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①而社会的本质又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休戚相关，由此逐渐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家族文化。正如家是国的基础一样，家族文化同样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②传统文化中的“仁”、“礼”、“三纲五常”都与家族伦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宗教对西方人的思想、心理、行为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在中国，人们更多地接受的是家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族文化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不可避免地要扮演不同的家庭角色，承担自己对家族的责任与义务，即便是没有接受过正规文化教育、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一样会在思想、精神与行为上流露出较明显的家族意识。

家族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极为丰富和复杂，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演化、发展和完善。在结构上，它表现出聚族而居、宗姓群体、辈分、房族、族老、亲属等特征，从功能上，它维持着整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保证家族的稳定有序，从性质上看，它具有端正风气、团结互助、敬老养老的优质特征，但家族文化也对国人人格与心理的形成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传统中国人的依赖、懒惰、封闭守旧等性格的形成都与家族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就其一般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家族文化主要由三个不同的层面构成，一是它的人伦秩序层面，即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为一种尊卑上下、贵贱长幼的伦理秩序，而要维持好这种秩序主要靠的是外在的行为规范，相对来讲，家族成员间的亲情反倒显得微不足道，当然，这种关系是以卑幼对尊长的敬重与服从为前提的，存在于家庭中的等级秩序无疑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君臣关系的折射。二是它的道德情感层面，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庭伦理，在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虽爱有等差，但也蕴涵着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亲情，且这种家庭伦理对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三是它的价值理想层面，家庭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生存场所与人伦关系，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价值上的终极关怀，人们对家的感情既表现为对具体家庭的眷恋，有时也把它视为精神的家园与情感的归宿。一个人的无家可归更多的情况下意味着精神上的无所归依。

家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来说，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同时它也是现代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正如家族本位是中国社会的特质，家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对封建家族制度、家族伦理的批判同样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中国新文学在文学主题上保持着与时代主潮的同步，现代作家对旧家庭的衰落始终表现出持久关注的热情，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主要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了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自此之后，取材于大家庭生活的创作从未中断，著名的长篇小说有巴金的“Ji流三部曲”——《家》、《春》、《秋》，丁玲的《母亲》，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靳以的《前夕》，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篇小说有巴金的《憩园》，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张爱玲的《金锁记》、《创世纪》，梅娘的《蟹》;戏剧如曹禺的《雷雨》、《原野》、《北京人》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抑或是艺术表现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学成就，它们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且大多早已成为读者公认的文学经典，它们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西方异质文化的影响，现代作家在人的意识觉醒后以新的眼光对家族文化的重新观照，同时又建立在他们对宗法社会旧家庭生活真切体验的基础之上。

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是从封建宗法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宗法式的家族形态，对濒于解体的大家庭，对旧家庭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验是与生俱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早年的这段情感记忆对他们后来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不管是走出国门、置身于异域文化氛围中的留学生，或是告别乡野步入现代都市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人”的意识觉醒之后，都会对旧日的家庭生活有一种清醒的理性认识，对家族文化的否定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旧家庭的一部分，作为从小身受家族文化熏陶的旧家子弟，他们又无法真正做到对家族文化的彻底否定，他们不仅从理性上意识到家族文化的某些可资借鉴的优秀品质，而且从感情上对由旧家庭的解体所导致的传统美德的毁灭自然也会萌生一种眷念之情。不过由于受到时代与家庭出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作家对家族文化的认识也体现出明显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作家对家族文化的感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常常会在不同时期产生相应的变化。

二

现代作家家族情感上的矛盾在其创作中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几乎从旧家庭走出的每一位现代作家都有一种梦魇般不堪回首的情感记忆，并把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积累都诉诸于对旧家庭与旧家长的描绘上，他们对旧家庭与专制的家长都进行了否定性的评判。巴金对旧家庭的感受在现代作家中较有典型性，“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象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③。曹禺对旧家庭也有相似的感受，在他的笔下，旧家庭就是一口枯并，一座坟墓，处处充满着压抑与沉闷。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无论是姜公馆或是白公馆都是扼杀人青春与生命的罪恶渊薮。由于现代作家对旧家庭清醒的理性意识，因此对它的堕落与解体理应有一种轻松与解脱之感，而不是眷念、感伤与哀惋之情。其实，面对旧家庭的解体，现代作家的情感态度往往是复杂的，既有爰恨交织的矛盾，又不乏眷念与决绝的困惑。洪灵菲长篇小说《流亡》中的知识分子沈之菲把自己的旧家看作坟墓，把父亲当作坟墓中的枯骨，然而当他走近坟墓，接近枯骨时，他的感情却是复杂的，“他想起他的父母的思想的和时代隔绝，确有点象墓中的枯骨。他恐怕这枯骨，他爱这枯骨，他是这枯骨里孵生的一部分。”沈之菲对旧家庭与父亲的矛盾情感在现代作家中不乏其人，曹禺在谈到他父亲时说，“我对我父亲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我爱他，也恨他，又怜悯他。”④现代作家出身于旧的家庭，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有幸生活在旧时代解体与新时代诞生的临界处，他们接受的现代教育使其认识到旧家庭与专制家长曾给家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于是本能地对家族伦理产生了怀疑，对父亲重新加以审视，但旧家庭中的一切早已化作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传统的家族伦理也使他们感到自己反叛父权无疑是一种数典忘祖的“不孝”行为，反叛与眷恋同时存在于一身，崇父的感情与弑父的冲动，离家出走的决绝与回归家庭的感伤都是现代作家无法回避的情感难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理性上对家族文化的Ji烈否定，情感上又无法抵御它的深层诱感，形成了现代作家独特的文化情结。

现代作家这种独特的家族文化情结影响了他们叙事情感的矛盾，他们在作品中一方面把旧家庭看作“专制王国”，沉睡的铁屋子，礼教的堡垒，可同时又对旧家的解体暴露出无法自抑的感伤与眷念。同是对旧家庭有着痛苦生命体验的鲁迅和张爱玲，他们对旧家庭的情感却不是纯粹的愤怒，前者对旧家多是那种游子式的感伤，后者则是无法倾诉的悲凉。在巴金的《Ji流三部曲》中，真正对旧家有感情的不是坐吃山空的败家子，而是叛逆知识分子，他们以祖父的名义对长辈卖掉高公馆表示反对，在《憩园》中，作者对反对卖掉祖宗遗产——憩园的败家子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同情，即使是十八年之后重返故居，虽然街道房屋的面貌有了改变，但在作者眼中仍然十分亲切。走过早已易主的公馆，仍忍不住“用留恋的眼光注意地多看了照壁一眼”⑤。巴金承认“理智和感情常常有不很近的距离”，自己对旧家“不能说没有一点留恋。……也就是这留恋伴着那更大的愤怒，才鼓舞起我来写一部旧家庭的历史”⑥。夏衍曾描述自己对旧家的矛盾心理:“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觉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处的一种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旧家又要使我迁怒于自己的事情……”⑦如果说巴金、曹禺、张爱玲笔下的家更多地揭示了家族制度消极性的层面，显示出其吃人的本质，那么，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则是在批判旧家庭罪恶的同时，对封建旧家庭内部其乐也融融的人际关系时时流露出不无欣赏的态度。老舍则是以充满深情的眼光写了一个长幼有序的大家庭，它所特有的温馨与凝聚力无不让人感到神往，在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中，作者认为童年时家庭中的一草一木，家中的亲人与周围的邻里都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不能把这些搁在一旁而还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那是我的家，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的一草一砖都是我的生活标记。”即使因此被称为“私产与家庭制度的拥护者，我也不想多去分辩，因为一想起幼年的生活，我的感情便掐住了我的理智，越说便越不近情理”⑧。作者对旧家庭的矛盾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旧家庭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它一样有值得令人深思回味的复杂意蕴。

在传统社会，家既是人的生存场所，又是人的精神家园，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的最终的归宿。所以，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无过于家的失去，无家可归对人来说不只是有形家庭的消亡，更重要的是精神家园的丧失，生命意义无所寄托的茫然与惶惑。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现代作家对旧家的解体并没表现出过多的痛苦，他们与旧家庭决裂的同时也意味着旧有精神家园的失落，他们虽然接受了西方现代的价值观，但理性上的认同并不能代替情感上的归依，他们别无选择地成为精神上的漂泊者，无家可归的孤魂，无家的痛苦是现代作家始终摆脱不了的心理重负。《在酒楼上》（鲁迅）中的叙事者“我”这样描写自己与故乡的关系，“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不仅是叛逆知识分子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尴尬，也是包括作家在内的精神上无家可归者的精神困境。早年曾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的萧红，虽然曾享受过短暂的精神上的自由，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流浪漂泊中度过，她勇敢地走出了旧家的大门，但并没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她在生命的后期忍受着寂寞和孤独，只能在对童年时的呼兰河与后花园的回忆中寄托自己的孤寂情怀，不过，这里并非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富于魅力的地方色彩与异域情调背后仍笼罩着无所不在的荒凉，她情不自禁地在《呼兰河传》中写道:“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里是很荒凉的。”这种不断的重复既是旧家没落的真实再现，又是“我”此时此地心境凄凉的流露，同时也表明荒凉的呼兰河终究不是作者理想的精神家园，无家漂泊的遭遇与寻求心理归依的冲动如此矛盾地存在于萧红身上。家对张爱玲来说与萧红有相似的意义，现实生活中对旧家庭的情感憎恶与心理上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如此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三

中国现代作家虽然大多经历了由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由于各自性格气质、家庭出身、文化教育与所处时代环境等的不同，客观上造成了他们对家族文化情感上的差异，相对来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对放族文化的态度最为复杂，他们理性上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生活实践中遵循旧的伦理如此矛盾地交织在一起。鲁迅在谈到魏晋时代反礼教的嵇康时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⑨鲁迅的精彩之论虽不完全是夫子自道，但其中包含着他深切的情感和生命体验。像鲁迅、茅盾、郭沫若、胡适、闻一多、朱自清作为“五四”的代表作家，应该说对西方个性主义的价值观都持积极的认同态度，但从旧的营垒走出的经历决定了他们本身已成为旧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无法彻底甩掉自己因袭的重担轻装前进，而且更多的时候还在肩抗着黑间的闸门，饱尝灵与肉分袭的痛苦，遭遇情与理矛盾的困惑。正如陈寅恪在《王国维挽词》中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致痛苦，。其表现此文化愈宏，则其所受的苦痛愈甚。⑩作为从小生活在家族文化氛围中且系统接受儒家伦理道德的一代作家，不管他们如何清醒地意识到礼教的吃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传统家族伦理的实践者，他们在充当历史“中间物”的同时，也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修身齐家的传统。不过，他们生命与感情上的痛苦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文学上的成功，可以说，没有家庭的不幸、情感的痛苦、对新旧文化的兼收并蓄，便不会有他们在新文学史上的辉煌。

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营养的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萧红、沙汀等现代第二代作家尽管对传统文化的接受远不及前代作家系统与深入，但他们对旧的家庭制度、家庭伦理的反叛却远远超过“五四”一代作家，他们大多勇敢地挣脱了家庭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走出了旧的家庭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正是他们把对家族伦理的批判在文学上推向高潮。但与前代作家相比，他们固然在经济上做到了独立，但在精神、心理上仍无法摆脱对家的情感眷恋。巴金虽然凭着“叛逆者”的幼稚和大胆离开了罪恶的专制王国，但对于为家庭做出牺牲的大哥总是有一种道德与情感上的愧疚。他对大哥始终保持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爱恋。在人格理想上巴金无疑是自由的，他很早就与自己的旧家庭脱离了关系，但精神情感上，他却无法摆脱家庭的束缚，这正如莫达尔所说，“我们祖先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法在某些方面仍然被我们运用着。我们继承着他们的灵魂，不是个别的，而是集合的整体;我们是他们的罪恶及德性的产物;我们具有他们的特异体质、心灵构造以及情绪倾向”。 11 可以说，在巴金的内心深处，家族情感是他最敏锐且始终无法摆脱的情结，他终生都在摆脱而最终也没有摆脱对家庭的情感记忆。正是由于难以摆脱，所以他才不惜以过Ji的言辞去诅咒它，他愈是攻击，愈显示出影响的焦虑。与巴金、曹禺对家族文化的Ji进态度相比，老舍则是不自觉地对四世同堂式的家族伦理流露出少有的眷念之情，这从表面上看有些矛盾，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鲁迅等人对家族文化的批判更多针对的是人伦规范层面的等级秩序，那么老舍对家族文化的眷恋则指向道德情感上的家族亲情，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情感关系，属于正常的人性需求，人们可能在某些时候会人为的压抑这种感情，但任何人都无法中断这种感情联系，而且这种人之常情常常可能会超越理性的力量。萧红在反抗父权专制方面的大胆一向为人称道，但她在反叛精神的背后一样积淀着对男性的情感依赖，而这恰恰是造成她情感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说巴金、曹禺、老舍等人对家族伦理秩序保持着反叛的Ji情，从行动上开始摆脱家族伦理的束缚与限制，但在道德感情方面仍无法彻底摆脱对封建家庭千丝万楼的联系，他们对家族文化优质部分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尤其是老舍，对传统家族伦理表现出更多的认同。但到了以张爱玲、路翎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那里，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家族文化熏陶，再加上整个时代反封建主潮的影响，他们对家族伦理的感情远不如第一、第二代作家那样爱恨交织，旧家庭对他们来说，精神心理意义远远超过具体的物质的诱惑。尤其是张爱玲、她在旧家庭中既没有得到正常的母爱，又遭到后母的感情冷落，在父亲的家中受到了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被迫离家后又对母亲的家逐渐产生了失望情绪。她赤LuoLuo地站在天空下是那样的孤独无助。他的离家完全不是自己清醒的理性选择与情感发展的必然，她既难以忘怀旧家庭给她造成的刻骨铭心的伤痕，又摆脱不掉无家可归的心理阴影。他一生从未体验过家庭的温馨与血缘亲情。因此，在他的情感深处始终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潜意识中蕴涵着对家族归依的渴望。对他们这一代作家来说，旧家的解体使其沦为精神上流浪的孤儿，旧有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与新文化情感上的隔阂使其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家园，他们在创作中常流露出漂泊与归依的家族情怀，但那更多的是对价值理想而非传统家族伦理的眷恋。

正是由于家族文化本身的多重意蕴才导致了现代作家矛盾的家族情怀，对家族文化的理性思考、情感认同可以说存在于大多数现代作家身上，但不同的家庭出身与所接受文化教育的差异，造成他们对家族文化不同的情感色调。相对而言，愈是出身于封建大家庭，愈是对家族伦理表现出彻底反叛的Ji情，而来自下层社会的作家反倒对尊卑有序的家庭结构与和谐温馨的血缘亲情不自觉地流露出神往之情，这说明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不少人在情感上对大家庭的和谐有序仍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好感。现代知识分子对家族伦理的否定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它的首肯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尤其是作为家族文化的道德情感层面仍不乏其存在的合理性，即使是Ji进的反封建斗士，从内心深处一样对家族文化传统有发自内心的深情，正是由于现代作家矛盾的家族情怀才使那些原本思想保守甚至反动的角色一样呈现山非同寻常的艺术光彩，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差异非但没有限制作家艺术才能的发挥，而且还为其创作增添亮色。现代家族叙事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创作主体家族情感的矛盾。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②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页。

③巴金:《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④《曹禺谈〈北京人〉》，《北京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⑤巴金:《谈〈憩园〉》，《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页。

⑥巴金:《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⑦夏衍:《旧家的火葬》，《夏衍研究资料》（上）（会林等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⑧老舍:《小人物自述》，《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⑨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⑩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14页。

11莫达尔:《爱与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