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2)

现代文学
2010-10-28 13:55:39 文/沈静宜
喜剧精神与喜剧作家
一个作家面对历史哲学上的喜剧时代究竟会怎样写作,他是写出悲剧作品还是写出喜剧作品,这取决于作家的生活态度、感受方式和审美趣味。有的作家以悲剧精神审视生活,他的内心就会充盈着悲剧式的审美冲动,当他执笔创作时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悲剧模式。有的作家以喜剧精神审视生活,他的内心就会充盈着喜剧式的审美冲动,当他执笔创作时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喜剧模式。所谓喜剧精神,乃是作家担当痛苦并表达痛苦的一种模式。面对整个世界的黑暗、愚昧与荒唐,作家在精神上自觉地与之拉开距离,保持着独立与清醒,并以智慧的优势和道德的义愤予以嘲弄、讽刺与批判。从文本表里所充盈的大冷酷、大蔑视中,不难感到喜剧作家的傲岸、无奈与绝望,以及有心入世、无力救世的荒谬感。每一个喜剧时代都会为喜剧精神的生长发育提供最广泛的时空条件。喜剧时代的绝望、玩世不恭以及自觉地跳入那荒谬之中的清醒,造就了那个时代喜剧作品的基本情调。一个喜剧作家比他的喜剧环境只是多那么一点拒绝、多那么一点批判精神、多那么一点捍卫自我尊严自我人格的强烈愿望。所以,喜剧作家的诞生,既标志着一个喜剧时代的成型和成熟,也标志着一个喜剧时代的觉醒。就艺术哲学而言,喜剧作家是喜剧时代审美风尚的体现者。就精神哲学而言,喜剧作家是喜剧时代最有个人意识和独立人格因而敢于自外于时代和群体的人。就历史哲学而言,喜剧作家是喜剧时代最清醒的受难者和最有力度的代言人。
中国的喜剧时代已经持续了大约两百年,可是中国拥有喜剧作家仅仅只有大约七十年的历史。在长达两百年的困境中,“虽然不断有人构建新的文化理想、文化目标,可由于我们自身的无知、愚蠢和怯懦,我们直到把每一个美好的构想都折腾成历史笑话还决不回头。我们对这个时代一直缺乏眼光高远的审视。我们一直是盲目地看着自己在盲目地折腾。直到鲁迅出现,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⑵鲁迅是两百年来第一位对我们族群的生存境遇和人的生存境遇产生荒谬感的人。当他决意批判并担当这种荒谬时,他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喜剧作家。鲁迅是一个划时代的人,艺术哲学上的鲁迅时代就是喜剧时代。鲁迅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比任何前人和任何同时代人都更加透彻更加英勇地直面真实,并以他的毕生努力尽可能彻底地言说真实。鲁迅笔下的人物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人是永远不可能直面生存之真实的精神暗昧者,他们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第一种人”相对应。华老栓、祥林嫂、闰土、夏大妈、小D、阿Q等等人物,都是在完全盲目的情况下无知无望地挣扎的一类。这种无知无望的挣扎中生长出无边无际的滑稽。这是庄严而又令人辛酸的滑稽。整个民族的愚昧和不幸都在这滑稽中奔腾和膨胀。第二类人虽然有足够的洞察力认识自己艰难险恶的境遇,却无力摆脱此种境遇的桎梏,无力从荒谬的深处拯救起生命的尊严和意义。他们与本文所说的“第二种人”相对应。魏连殳、吕纬甫即属此类,《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也基本上属于此类。他们在现实的种种压力面前所作的选择,全都违背他们的理想与愿望,分明是对自我的否定、放弃、虐辱。这种生命愿望与现实选择的严重背离,使得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这种反讽里蕴涵着这个民族仅有的那么一小部分觉醒者全部的惊恐、怯懦、绝望与自暴自弃。喜剧人物的根本特征在于:他们全都生活在与自己的愿望相背离的状态中。有的人是认清了生存的荒谬而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愿望,努力麻木自己以便无所痛苦地走向堕落与毁灭。魏连殳、吕纬甫之类的知识分子即是这样。有的人是永远看不清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也看不清生存本身的真相。他们虽然没有放弃挣扎,但是他们的挣扎本身与他们的愿望即是背离的──他们挣扎得越努力,离他们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就越遥远,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滑稽效果也就越强烈。华小栓、阿Q等人的努力,都可以作这种理解。在暗昧中虚妄地挣扎,在清醒中无望地堕落,这就是一个民族最主要的精神状况,这就是一个喜剧时代最真实的生活图像。《阿Q正传》一直是百年中国文学的峰颠,这个峰颠即是一部喜剧作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个时代在文学上是一个喜剧时代。鲁迅常说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乃是他决意要最彻底地揭示喜剧时代全部真实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期待。他终生都在践履着这个要求和期待,这句话终于成了他一生的宣言与写照。
由于我们审美素质低下,精神体验浅俗,长期以来,很有一些人将喜剧理解为滑稽、调侃、逗乐,这是对喜剧的最大误解。实际上,喜剧作家比悲剧作家常常体验到更多的痛苦和荒谬。就成长心理学而言,喜剧作家的心灵多半受到最多的挫折、最惨的磨难、最深的伤害,而且常常会有某种程度的扭曲和变形。但是他决不放弃对于理想与价值的持守。正是他的价值信守与他的心理感受的强烈反差,使得他总是能够从浩瀚无边混乱无序的生活中体验到最多的不合理想、不合价值的东西,也就是体验到最多的滑稽、丑陋与荒唐。就创作心理学而言,喜剧作家将这些滑稽、丑陋与荒唐尽情揭示出来,乃是要将这不合价值的东西撕碎、砸烂,以表达内心对于不合理想、不合价值的生活的敌意与反抗。与悲剧作家不同的是,喜剧作家的反抗没有那么乐观、没有那么意气风发信心百倍,而是一边反抗一边怀疑反抗的效果与意义。因为生活的荒谬与生存的荒谬都已经渗透到了作家的内心深处,象月下阴影无可摆脱。一个作家用他的创作对苦难的生活作悲剧担当时,总是那么Ji情饱满、慷慨Ji昂,而且常常可以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一个作家用他的创作对苦难的生活作喜剧担当时,则往往显得那么冷酷寒凉、那么歇斯底里而又走投无路、那么沮丧而又虚无。悲剧作家可以借助他的悲剧人物表达他们的伟大理想,和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感幸福感。喜剧作家却只能让他的喜剧人物表现存在的绝境和走投无路的荒谬感。就某一角度而言,可以说喜剧作家承担着双倍于悲剧作家的痛苦与绝望。鲁迅常说要跟这个世界捣乱, 就表现了一个喜剧作家极度痛苦和荒谬中近乎歇斯底里的发泄欲和无赖气。但鲁迅并没有不讲章法不讲分寸地胡来,而是始终坚持着内在的价值期待,直到这分期待变成了绝望,他还在作绝望的抗争。这是一个充满悲剧精神的喜剧作家。他也许想过要与这个世界拉开距离,冷漠地嘲弄,可他最终还是以冷酷地揭示世界的真实的方式,对这个世界作了最冷酷最荒谬的喜剧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