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加入了WTO，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张力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市民文化与精英文化。随即人文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化表现取向成为广受注目的焦点。市民文化传播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事件，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获得的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精英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它始终执行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引导人们走向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是精英文化传播的主导文化精神。本文在分析这两种文化的关系定位后，从表达方式、内容取向及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在传媒的表现分析，最终得出精英文化“市民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兼容乃至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的结论。 �牐� 

�牐牴丶�词：市民 精英 文化  差别����

�牐�本文背景

�牐犖幕�，在《辞海》（1989年版）中的解释为：“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定位与读者定位是紧密相联的。文化层次越高，文化沟坎就越高，适应读者的面就越窄；文化层次越低，文化沟坎就越低，适应读者的面也越宽。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将社会的文化分为两大类：诗、乐、书、春秋、易、礼，为上层社会的“雅”文化；而百姓的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神鬼，为下层民间的“俗”文化。由此，文化也很自然的有了“俗”、“雅”之分，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市民文化”和“精英文化”。

�牐牎笆忻瘛笔且蛏唐方换坏难杆俜⒄购统鞘械某鱿侄�形成的。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所谓市民文化，便是指城市的大众文化，是城市市民所接受的文化。而“精英”一词在《辞海》（1989年版）有解释说：“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因其散布于各行各业，从而可窥测社会分层现象。” 宋代大文人苏轼在《乞校正奏议札子》中写到：“聚古今之精英，鉴治乱之龟鉴”。“精英”释为“精华”。市民文化是普通民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单从字面解释来看，市民文化与精英文化就是有着较为对立却又纷繁复杂的关系。的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市民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历代汉治者、封经士大夫对两者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他们推崇精英雅文比，贬损市民文化，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大压制甚至迫害市民文化；同样过去在西方学术界对市民文化大都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其降低了社会的欣赏层次、损害了文明的平衡。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市民文化的存在，人们的格调将会高雅得多 。显然，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实事上，历史上许多由国家发动的对市民文化的打击、提倡所谓官方的"精英文化"或"高级文化"，成功者寥寥无几。

�牐犉涫担�市民文化和精英文化虽性质各异，然而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进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的划分的确难以包容如此复杂的文化内涵。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市民"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交响乐就是欧洲当时的流行乐，经过几百年的流传，现在它被奉为经典音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期属于通俗文化，到了现在则被尊为经典之作；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杂志和其他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是市民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在意大利却是市民文化。市民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地改变着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的演变之势。现在我们说《读者》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一种，是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一个很好的结合体。精英文化是社会的发展方向，市民文化是老百姓的通俗文化，冯骥才认为市民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是根，它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父亲的文化，那么市民文化就是母亲的文化，它是母体，是民族的根。市民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对立也仅是相对的，市民文化在人民大众之中有着深厚的产生与发展的沃土，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以其勃勃生机，昂然挺立于中国文化的百花园中，同精英文化一起，构筑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大厦。

�牐牬�媒要充分发挥作为把关人的角色，能够剔除大众文化的糟粕，保存大众文化中合理的方面，同时，要重视文化产业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品位，建构健康文明向上的媒介环境，引导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

�牐�表达方式

�牐牸虻ダ锤爬ǎ�大众所趋同的市民文化和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文化在传媒的表达方式上区别在于“随大流的言论胶囊” 和“有见地的权威批判”。

�牐犑忻裎幕�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性。市民文化扎根于生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商店市场、公汽巴士中的市民，它贴近于市民生活，易与市民亲和，也便于在市民中传播。正因为俗，精英文化认为其流于肤浅，缺乏深刻性。

�牐犗壤此邓迪衷诘摹笆忻裥”ā薄２宦圩叩侥淖�城市，报纸种类枨触不穷，不免让你挑花了眼。就拿南京来说，就有“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南京晨报”、“江南时报”、 “金陵晚报”......价位从2角到5角不等，买的巧的话还可以赶上5角买一份赠一份的“美事”。只是多数看过的人都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发现报纸完全是换汤不换药，连采编人员的思想都是默契的吻合。作为平面媒体的它确实也往往将生活平面化了，缺少厚度与深度是许多报纸的通病。报纸上常会出现这样的标题：“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掀起你的盖头来”......诸如此类，司空见惯，了无新意；还有这样的句子：“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Ji动地说”等等，也是“曝光率”极高的。常常令人困惑：新闻非得这样表达吗？非得重复那些人云亦云的套话吗？“市民小报“中看不到独到的观点，经典的分析，没有精华的内容。这便是我前面提到的“随大流”。市民小报的一般缺陷有二：一是“马路新闻”太多。鸡零狗碎的东西都搬上版面，哪里翻了一辆车，哪家疯子要跳楼，哪个明星又胖了......其中有大量的社会新闻，但马路新闻不等于社会新闻，它关键是用马路边市民“闲聊”、“消遣”的兴趣来看待和报道新闻，把一些重大新闻也“马路化”了，分散甚至扭曲公众对重大事件的关注。二是仅限于“言论胶囊”。市民报的言论强调要照顾“市民喜爱”的角度和方式，往往是时评、杂文和随笔的混合。严肃的言论不受欢迎，引人思考的、使人烦恼和头疼的问题探讨也难得登上小报。“言论胶囊”读来轻松，容易消化，但丧失了话语的权威性，市民小报的言论再也不是“报纸的旗帜与灵魂”。它们更多只能以一种中性的、浅显的、顺从的态度去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这样做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来说都是比较保险的。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对于广大受众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将造成受众批判精神的丧失，使他们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这两个缺陷，使其难以满足中上层读者的需求。

�牐牶痛死唷笆忻裥”ā毙纬上拭鞫员鹊木褪羌�解敏锐、独到的“综合性大报”。这里的“大”并不仅仅是指版面多，信息量大，更为关键的是要求内容的重要性和分析的权威性。我们在报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报道：城管大队突击没收了某某街的非法摆卖摊点，对那些影响市容的流动摊贩们进行了狠狠打击，取得了丰硕成果；又或者拿最近来说，中秋国庆来临前，某市共清理“三无人员”若干名，保证了市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之类的消息不断......我们总习惯于不由自主地从另一面来看这些报道。在记者的笔下，那些脏兮兮的小摊贩以及在城市的缝隙处寻找立足点的“三无”人员，是现代都市的伤疤，有碍观瞻，必欲驱之而后快。小报记者们也许忘记了，他们也是中国的合法公民，他们的尊严并不低于任何人，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传媒不应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这并不是自认清高或是硬往精英上靠，城市有关执法者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社会需要秩序，但我们的传媒，是否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呢？“综合性大报”就打破了这种沉闷的格局，开辟出相关言论版面，把言论空间大大拓宽，使其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发表心声的一个平台，让批判精神这面旗帜又重新扬起。“三无人员”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的产物，他们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他们是执法人员临时“大扫除”能够扫灭的吗？我们是否应以更大的真诚去接近他们、倾听他们、触摸他们呢？作为“综合性大报”的代表，《南方周末》上的一句话：深入成就深度，让我颇有体会。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时，中国内地的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纷纷抗议美国的暴行，创刊不久的《河南青年报·特周刊》就没有仅停留在愤怒、抗议这一表层新闻的报道上，而是在深思熟虑后推出了“起来，为祖国捐建一艘航空母舰”的新闻策划。该刊通过新闻报道（包括发倡议书）、记者和发行员一起走上街头义卖报纸募捐、接受社会捐赠、向国防工办转赠等等一系列举动，尤其是后来众多新闻媒体的不断传播，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关注基层民众的命运，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应是传媒的重要功课之一。去采访他们当然不如跑跑会议新闻领领红包那么惬意，但进入到他们中间你也会收获别样的生命体验，别样的感动和感触，别样的权威见地。

�牐�内容取向

�牐�平民性与精英性

�牐犛梦幕�学的语言，市民文化的主题就是市民日常生活，是市民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视角和触觉伸到市民生活中去，关注市民的喜乐哀愁，关注市民和身边小事，这便是市民文化的“平民性”。

�牐牎兜贝�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有力工具。该报告划分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根据这幅“中国阶层地图”，可以大致描绘两类报纸的读者分布。市民小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及产业工人阶层。与之相对，大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再部分延伸到经理人员阶层——据调查，《北京日报》的读者，有行政职务者和厂长、经理占42％——再部分延伸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这便显示出两种文化在传媒内容趋向上的“平民性与精英性”。精英文化的主题是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人，是这个知识经济社会形成的“知识群体”，充分体现这部分人的“精英追求”。

�牐犜倌玫缡犹富袄嘟谀课�例。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谈话类节目曾经风靡全国好几个年头。可近些日子开始求大求全，话题鱼龙混杂，忽高雅严肃、忽鸡毛蒜皮，虽尽力令所有人满意，但最终却众口难调，模糊了最终目标群，陷入了一个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不看的尴尬境地。此时作为脱胎于上海的《财富论坛》的《对话》登录央视二套，自开播至今创下了两个零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在晚１１点后收视率基本为零的状况；另一个就是突破了广告收入在这个时段为零的记录。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都归功于它的精英情结。

�牐犑紫让魅酚氩渭佣曰暗氖窃跹�的一群人。从互联网成功运作人士到石油巨子，从联想巨头柳传志到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今人们渴望了解世界渴望获得财富的心态下，成功人士成为关注的焦点，名人来到《对话》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对话》这样一个侧重经济的栏目中，名人嘉宾Ji发了观众的参与意识，满足了大家与成功人士交流的愿望。此外《对话》的每一位观众都是细心挑选出来的，让观众带着问题去现场，在观众席上安排一些与嘉宾同样重量级的人物，这里的观众已经远远超出了充场面、出掌声的功用，他们已经成为了《对话》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精英嘉宾与精英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节目主持人的无形压力。丰富的知识，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见解以及处变不惊的能力，都是一位优秀主持人所必须的素质。他成为嘉宾与现场观众沟通的桥梁，他的好坏决定了节目的水准。精英主持人与嘉宾的对等交流带动了大家的情绪，促进了谈话节目现场互动模式的形成。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对话》请到的大都是重量级嘉宾，挑选现场观众以高层次、高素质为一条重要原则，整个节目显示出一种精英主义情结。

�牐�通俗性与学术性

�牐犑忻裎幕�，讲求的就是通俗。以金陵晚报八月中旬A6版上的一则新闻标题为例：“一男子上了女厕所，”其文章内容显而易见。又例如，在今年9月7日扬子晚报C4版的“社会新闻”中，《美眉“抢眼”，民工伤脚》说的是一民工为一睹美眉芳容，忘了手中的乙烯割枪，结果右脚被灼伤。而就在第二天，9月8日A7版的“社会生活”中又有题为《贪看美眉，的哥撞树》一文。此外，“股市牛了”、“ 泼妇”等词也经常出现。这些都说不上雅，明白如水，一目了然。不拖泥带水，也不故作高雅，让普通市民欣然接受。

�牐牼�英文化是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讲究的就是一个“雅”字。当中体现了精英文化创造者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还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信都会给人们以启发。

�牐犂�如在我国就有各种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包括理工、农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学术性内容的刊物，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学术性语言和回味无穷的学术性观点。它们就不会像市民小报或一些时尚类杂志那样在明星绯闻、儿女情长、风花雪月这些或是庸俗低下，或是过于琐碎细小的事上去花什么功夫，相反却是在要求惩治官员腐败、整顿市场秩序、改革教育体制、关注弱势群体、研究社会各面这些深刻触及现实，同时又不乏新意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也就摆脱了当前很多媒体普遍存在的猎奇、炒作等不良倾向，自觉地向深远、深刻和人文关怀上靠拢。 �牐� 

�牐�娱乐性与严谨性

�牐犑忻裎幕�由它的平民性出发，广大普通百姓不可能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他们要的是轻松、活泼、娱悦的“快餐文化”，而不是文人墨客小圈子里的“阳春白雪”。因此市民文化在传媒的体现就不是那么庄重严肃深沉，幽默轻松、休闲愉快是它的文化主调。它是市民真实生活的回味，是对生活环境的认知，也是紧张工作之余的轻松。正因为有这种娱乐性，生活在Ji烈竞争中、生活在快节奏中的城市市民方得以轻松，才能抑制现代城市人的一些隔膜、孤独、陌生，营造出彼此的和睦和亲善。现在的传媒也越来越明白了文化的娱乐功能，什么类型的节目只要掺一点娱乐的元素，就会多一些观众，从而多一些市场、多一些广告。播新闻的时候让漂亮的主持人穿得少一点，报天气预报搭配着笑话和音乐，综艺节目更是少不了插科打诨的噱头。90年代中后期，湖南卫视精心制作的一道开心大菜———“快乐大本营”冷不丁地火爆后，类似的娱乐节目像一阵旋风刮遍各地电视频道。据统计，“快乐大本营”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攀升，最高峰时全国各省市都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因此引来了众多的仿效者：江苏台的“非常周末”、浙江台的“假日总动员”、山东台的“快乐星期天”、广东台的“欢乐有约”、云南台的“快乐周末”......纷纷登场。每逢周末，普通市民家庭的几乎都会锁定这类频道，看着五六个人在台上貌似快乐地表演，卖力地吆喝，相互之间耍贫嘴，各类游戏、抽奖活动很对市民味口。也正因为有此娱乐性，才有大众的参与，集体的共享。但这种消遣和娱乐只是一种精神的松弛、释放，而不是精神的追求。市民可在其中放弃什么，却不能得到什么。难怪有的观众认为现在的娱乐节目是“千人一面”：现场人员组成无非是漂亮主持＋当红明星＋捧场观众，节目形式不离搞笑＋贫嘴＋起哄。正所谓，一个典型站起来，无数个“克隆”倒下去。

�牐牼�英文化在传媒的体现相比而言就显得严谨一些。比如说在西方可以作为一个主题频道来播出的记实类节目。他们不同于那些无聊透顶、乱哄哄的综艺游戏，那些戏说历史、不负责任的清宫戏，那些耍嘴皮子、拿人开涮的脱口秀......人文类的纪录片具有很高的重播价值和很高的教育价值。例如稍加改编就可以成为教育节目播出。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节目，因为它有故事性。“沙漠”和“海岛”一直是记实类创作者感兴趣的地方。《沙与海》的作者康健宁和高国栋尝试在一个片子里描述两种在地缘上完全不同亦鲜为人知的人与自然的故事。《沙与海》表现了居住在藤格里沙漠的牧民刘泽远和黄海井蛙岛渔民刘丕成两户人家不同的生活状况。西部一望无垠的沙漠和东部茫茫大海中的小岛是孤独的两家人栖身的地域环境，未加斧凿的真人真事，不经意间流露的细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述更使观者对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生存的人们平添几分敬意。人们欣赏它并不是图一时之快，看看了之。这种文化强调内容严谨、思想创见、情感深度，标志着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它在拓展人们的思维与想象空间、培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与审美趣味方面意义殊深。”它是一种精神的追求。

�牐�事件性与社会性

�牐犑忻裎幕�，就整体而言，因为文化层次浅，更善于形象思维，而难于抽象思维。因为市民的个体视野，更注重于微观，而忽略宏观。这就决定了向市民传播的新闻要具体、实在。目前市面的相当一部份传媒为了兼容尽可能多的读者群，它们在报道内容上只能偏重那些较为软化的话题，同时对新闻的挖掘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简单地报道上，市民文化在传媒关注的在结果，就事论事，一事一议。它不追究这些平常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而只是把这些事件直白地宣示给人们，其目的不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批判现实，而是引起人们的娱乐和消遣，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社会大众在参与或接受市民文化传播时，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即便把某些作品进行了改造，加入了些精英文化的内容，也失去原来的意义，更多地仍然是为了消闲。

�牐牰�精英文化注定了它们的受众群较为高端，不是那些需要简单资讯的普通受众，而是精英群体。与对新闻的处理更多表现在浅层的信息发布上相反，精英文化更看重的是深层的信息挖掘，不但要告诉读者“What”和“When”，还得告诉他们“How”和“Why”。 它对内容做一些提升，把大量的深度报道加入其中，以小见大，不仅不会引起目标公众的反感，相反，这还更适合他们的品味，因为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社会化程度提高，而造成的人们“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所带来困扰。它关注社会现实中的不满足、不合理现象，并把它们揭示、展示、暴露出来，并发掘这些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使社会主体在思考、震颤中达到精神的升华，并试图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类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前面所提到的《对话》所体现出的精英情绪实际正是精英文化的一种反映，知识分子的参与提高了谈话节目的文化底蕴，《对话》正是创造性地越过目前已经重复堆积的谈话节目层面，抢占了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市场。从更广阔的角度、更全面的构思来看待传播的人和事，更深层次地分析它们背后的故事，以至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引出对整个社会的思考。

�牐�社会影响

�牐犖幕�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

�牐牬�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市民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市民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６５０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２００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１７５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１００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市民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市民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４版增加到８个版面甚至数十版、１００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市民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市民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

�牐牪淮恚�王朔的痞子文学、周星驰的无厘头、金庸的江湖侠义......这些文化都曾影响了一批人，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大众为他们倾倒，为他们狂欢，为他们落泪。他们甚至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道路，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部分读者所看到的金庸的书总是经过了一站一站的传递，以至于到他们手中时已经破烂不堪，上面留着黑黑的手印。宿舍熄了灯，同学们就把书藏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通宵奋战，第二天再换一本。为此，不知有多少痴心少年因为夜读金庸而熬成了近视眼。市民文化在现代人中大行其道。但是，从内涵和深度来看，他们仍然没有脱离流行文化的范畴，不能成就深刻的思想，更不用说能影响历史进程，绝对无法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呐喊》相提并论。市民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然而传媒对市民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市民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它的商业性使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Ji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   

�牐犖蘼凵泶δ母鍪贝�，哪个国度，精英文化总是起到提升民族精神的作用，而市民文化则更多具有当代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在三十年代，外国人来中国要登长城，看故宫，观梅剧；八十年代，外国人到北京要登长城、吃烤鸭、拜访钱钟书；九十年代，韩国人对中国人说：“我们经济发展再快，我们还是不如中国，因为我们没有鲁迅。”鲁迅、钱钟书、巴金、老舍等等，他们都是“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深刻犀利，以及他们文学上的成就带给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诸多媒体选择更名改姓的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坚持精英文化，推崇精英文化的人。市民文化和市民永远是多数，精英文化和精英永远是少数。当今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加速了市民文化的形成，精英文化满足了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虽然它相比市民文化而言，市场普及率不高，受众群也不广，但精英文化注重精神意义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传媒应该有文化的使命感，决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义务，在宣传和导向上应高扬时代主旋律，不能不顾宣传效果地追求所谓的“点击率”，一味迎合大众口味。毋庸讳言，科技就是生产力，任何国家都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发展，离不开精英文化族的不朽奉献，否则国家的发展等一切都无从谈起。 �牐�

�牐犠凵纤�述，科学的出发点是为了，文化传播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人，在“人”的大概念下，精英与市民的“一统”，恰恰体现了人的真与美意志的结合。随着我国国民教育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将明显改善，学习能力可望迅速增强，精英文化则会被更多的民众接受和认同，精英文化“大众化”或者说精英文化教育与大众文化兼容乃至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我们要努力改造人类自身的素质，拋弃原来使用的“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的管理方法，要在文化传播中使市民潜移默化地接受精英文化，追寻美德与崇高，排斥假、恶、丑，实现人的“意识延伸”。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得到精神文化需求的充分满足，实现人类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