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复兴：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

        这是一种对过度洋化和盲目追赶西方时尚倾向的一种文化的反拨

中国新闻周刊：汉民族是否需要汉服来表达自己？

        记者：汉民族是否需要用汉服来表达自己？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当然需要。这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立和自尊的问题，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当代，诸如APEC那样的国际活动会安排各国代表以民族服装着装，在一些国与国的特殊外交场合，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常常穿着民族服装出席，以显示自己文化的独立。在雅典奥运会上许多国家就身着自己的民族服装出场，中国队的西装曾使海外华人失落和尴尬。

记者：汉服作为一种服饰象征能否全民适用？

顾晓鸣：汉民族不但有服装系统，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精湛的工艺，但由于传统等级制度森严，造成官民之间的差异巨大。民间状态中贫富之间的差异大，因而无法建立作为礼仪性质的全民族服装体系，就如祭孔乐舞无法变成全民族舞蹈一样。社会等级的象征意义压过了民族整体的象征意义，这在清代越发明显。中国汉服背后包含有深层的因素，如果贫苦农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他怎么可能会有作为礼仪性质的服装？旧社会就是这种状态，过年过节扎上一段红头绳也成为穷人女儿的奢望。

记者：如何看待青年人中兴起的汉服运动？

顾晓鸣：这是青年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越是在全球化的状态下，越是需要民族身份认同、身份辨异。而服装是人的第二张皮肤，人类服装系统介于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之间，通过服装系统来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和自信，这是一件好事。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敏感，这是他们一种心理内在的渴望，是对过度洋化和盲目追赶西方时尚倾向的一种文化的反拨。他们在寻找汉服，寻找中国式的东西，寻找贴近人性、自然的东西，寻找失落的自我和身份。

记者：汉服复兴的关键是什么？

顾晓鸣：汉族文化与其他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质，它不是靠行政意志就可以推广的，也不是说具有了良好的愿望就可能推广的，文化内核的深度分析是复兴汉服的最基础工作。其实我们国家在“文革”期间曾用行政命令推行过一种女式的裙子，但当时未能流行。可见作为文化系统的服装必须遵循文化自身的规律。

但汉服复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汉民族是龙的文化，它把老鹰、蛇、鹿等整合在一起，善于吸收各个方面的优势；汉服也要结合自己的传统吸收各种文化以及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工作方式、全球化的礼仪，其中包括他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认识以及多民族组成的中国人集体的认同。这需要各行各业的人，如设计家、评论员、民众来讨论。

另外，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土地广袤，各民族有差异，在探寻汉服的过程中也应百花齐放。

此外，中国的汉服在推广过程中还包含着复杂的机制：由于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国教传统，因而缺少神圣性，而民族的传统服装一定要有神圣性———不合适的场合不能随便穿，不适合的行业不能作为行业服，在制作工艺上不能粗制滥造。汉服需要重塑神圣性。

记者：在现有条件下复兴汉服是否有消极影响？

顾晓鸣：主要是怕大家借这个赚钱，使汉服充作宾馆服务生的专用服装，甚至不良群体的象征符号，或者被赶风的商家做滥了。

       ◎汉服之变◎蓬勃过后，香消玉陨

汉服自始至终依存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魂的庇护，随之蓬勃，也随之香消玉陨。

公认的中国冠服制度的初步确立是在夏商以后，至周代渐趋完善；基本形制在先秦时逐步成熟，历代又有沿革，春秋战国时期的曲裾深衣、魏晋人的笼冠、宋代的圆领大袖袍衫……虽然差别较大，但端庄、秀丽的格致始终保留。美国著名设计师肖佛尔说，中国服装的设计具有“感情温顺”的精神。因为上流社会大多采用丝绸的材质，中国汉民族服饰的悬垂感独一无二，飘逸灵动，“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华美气度有倾国之姿。

尽管有一定之规，汉民族传统服饰与外来文化的相互融合从未中断。中国服装史上有几次意义重大的“混血”。赵武灵王强制推行“胡服骑射”，中原武士短衣紧裤披挂利落的形象惊世骇俗；盛唐兴起的圆领窄袖，曾经在当时的中亚地区广泛流行；民国则是汉族传统服装吸收借鉴的一个高潮，特别是旗装。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袁仄认为这甚至是中国传统服饰最优秀的一次改良，有满族服装的一些特点，又吸收了西洋的裁剪工艺，紧身、合体，改变了过去重重包裹、弱化女性形体特征的陋俗，体现了现代审美观。

只是这类革新丰富了汉民族传统服装的式样，却不能够拯救其衰颓的命运。事实上，汉民族传统的冠冕衣裳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也只是延传至明代。直到清朝，统治者严格地实行了“剃发易服”的政策，无论汉族官军商民，一律改穿满清民族的服饰，否则就将受到严惩。

后来，人们在高压下逐渐习惯了满装，即使在推翻满清王朝后，当政者袁世凯也把长袍马褂定为常礼服；而“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也是袍子和马褂（满族服饰）。到此时，传统汉服冠冕即使要光复也无迹可寻了。鲁迅先生在《洋服的没落》中将长袍马褂戏称为“外国服”，就记述了这种尴尬：“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

而已经“朱颜改”的汉民族传统服饰此时还在向西方借鉴，一息尚存地作着改良，中山装与旗装都是改良的成果。但活色生香的时装路刚刚开头便夭折了。新中国成立后极左思潮夸大了所谓工农大众的审美观；“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破四旧”的飓风里，中国进入了一个苍白的，没有色彩、没有传统、没有文化的审美真空地带，汉民族传统服饰与传统文化一道粉身碎骨，遭到了真正致命的打击，乃至被汉族人自己遗忘。

改革开放之初，思想再一次得到解放，人们却在早已被打倒的传统里茫然无措。取而代之的是西式或日式的时髦装束：大领子、喇叭裤、幸子服、光夫衫。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的袁仄回忆，那个时候的人们太饥饿了，太缺乏时尚了，把所有能够拿来的东西统统尝试了一遍，惟独没有中国自己的传统服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消费者逐步走向成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领导人穿唐装曾经在民间引起过短暂的唐装流行，但是很快销声匿迹。“那样的大团花图案并不符合中式服装内敛、含蓄的内在精神。”袁仄剖析其原因。

21世纪，很多青年人从虚拟走向现实，开始为汉服哀悼，虽然是坐在麦当劳里，穿着古奇时装，随口唱着“My heart will go on”（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虽然对传统的印象可能只是来自古装剧《新白娘子传奇》的肤浅印象，却仍阻碍不了那种汉服不再的热烈感伤：“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宫、商、角、徵、羽；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

因为汉服断代久远，所以人们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认为汉服一定拖沓，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误会。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袁仄告诉记者，他很赞赏年轻人复兴汉服的志向，但是袁仄认为，年轻人拒绝满装元素，仅仅恢复单纯汉服饰的做法有失偏颇。他的理由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里，必然要有与异族文化的融合。中国汉民族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早年我们的祖先就具备宽阔的胸襟，汉民族一直不以所谓的血统为衡量的标尺，而是以汉文化的认同作为汉族的标志。同时，一个民族服装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这在中国的服装史上也得到了证明。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能是静止的、纯而又纯的。

袁仄介绍，事实上，汉传统服饰中的宽袍大袖已经很难在生活节奏如此快的现代社会中承继。我们真正应该恢复的，是吸收了汉民族所有服饰里的精华要素、提供多种多样适合现代穿着的中式传统服装，让全民进行选择，保留人们认为美的种类，就像当年旗装一方面保持民族传统的味道，一方面采用新的工艺，以改良求新一样。

“汉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服饰体系，光复汉服要先从高端的档次入手。先将它作为一些重大庆典、仪式、节日上的着装，最终让它成为日常服装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的长远目标”。汉服的精神领袖李敏辉也意识到汉服与现代结合的重要性，而他的目标则是把汉服全面推广。

“事实上，汉服的现代化完全可行，只要吻合现代节奏。”现任意大利著名男装品牌伯爵莱利时装买手、服装设计师的胡春媛介绍，比如在颜色上，可以运用中国古典服饰里特有的粉绿和水红色；在款式上，低腰超短裙的皮质腰带可以用柔软的丝带束缚；在图案上印上荷花，用传统的中式风格代替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胡春媛解释，所有的汉服元素都可以融入现代设计中，至于运用得美不美，能否做到精彩，并获得市场认可，则要看设计师个人的功力了。

“服装是要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匹配的，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实际都是源自农耕文明的产物。”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袁仄表示。他认为即使没有外来因素，中国传统服饰的现代改良也是必要的，比如大袖子、大袍子会变短、变紧，变得更加窄小、更加合体，变成中国式样的工业文明的服装。

将中国传统服装发扬广大，设计制作自己“国服”的努力一直在民间艰难地进行。袁仄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香港的媒体提倡香港市民在回归日集体穿中式服装。袁仄心动之余，也力图能够结合民间的力量，选定某一天作为“汉服日”，号召大家全部穿中式传统衣服，但是应者寥寥。

他认为，今天的大陆没有几人能够从箱子里翻出中式服装，他也曾努力申请国家级中国礼服研究项目，希望能够为新时代的领导人提供现代礼服参考，取代千篇一律的西服。袁仄将希望寄托于政府的重视，他一直呼吁，中式传统服装的振兴一定要领导人带头，特别是女官员乃至官员夫人应该首先带头穿中式服装。

如今，袁仄现实可做的是带领学生对中国传统服装做拯救性研究，并著书回顾20世纪中国服装的百年变迁。“那是一个剧烈变革的年代。”袁仄说，他的汉服理想仍然在长袍马褂、列宁装、红卫兵服以及后来数不清的西式潮流中活跃，期待着有一天现代化了的中国传统服装能够遍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