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罗琳是蹩脚作家

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于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以自己的标准列举了西方文学重要作家的名单，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五月，这一名作的中文版刚刚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本报记者越洋采访了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本人，布鲁姆表述了自己对当代西方文坛的意见。

■人物

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著名的“耶鲁学派”批评家。1930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1973年推出《影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在美国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

布鲁姆的主要著作还有《误读之图》、《卡巴拉犹太神秘哲学与批评》、《诗与隐抑》、《西方正典》等。

“西半球的灵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

新京报：你在今年4月2日获得2005年安徒生文学奖，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这本书中你竟然没有给安徒生任何位置，这是为什么呢？

哈罗德·布鲁姆：实际上我不希望列一个一清二楚的名单，出版人坚持要那样才行。我没有参考任何其他著作，自己开列了那个名单，虽然很长，但那样的列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安徒生和其他许多重要作家在无意中就被遗漏了。

新京报：你把惠特曼放在了美国文学的核心位置，为什么不是马克·吐温呢？

哈罗德·布鲁姆：对西半球来说它的灵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虽然我是马克·吐温的一个热烈崇拜者。

新京报：你去年十月为《西方正典》中文版写的序言里还对《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和悬念小说家斯蒂芬·金提出批评，这是因为2003年斯蒂芬·金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刺Ji了你？

哈罗德·布鲁姆：因为J. K.罗琳和斯蒂芬·金是蹩脚作家。

“我从来对德里达的作品不感兴趣”

新京报：自从写作《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以来，你写出了很多适合学术圈以外的读者看的书，这是受你的朋友史景迁的影响吗？我们知道他关于中国历史的好几本书相当畅销。

哈罗德·布鲁姆：史景迁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转向给一般读者写书并不是受他的影响。

新京报：你少年时喜欢的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Stevens）、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似乎都属于沉思类型的作家，而雪莱则显得有点特别，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他的形象都是写《西风颂》的Ji动的浪漫派，你是怎么喜欢上他的？你的犹太家庭背景又对你有什么影响呢？这是90年代开始《圣经》研究的原因吗？

哈罗德·布鲁姆：雪莱对于威廉·布莱克、哈特·克莱恩和华莱士·斯蒂文斯有深远的影响，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而我的犹太背景无疑影响了我对《圣经》的态度，我即将出版的新作就是《耶稣和亚维：神圣之名》（JesusandYahweh：The NamesDivine）。

新京报：1979年你与保罗·德曼（PaulDeMan）、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Hart鄄man）、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以及雅克·德里达合作出版了《解构和批评》一书，耶鲁出身的四个批评家中他们三个都受到德里达的很大影响，而你不同，当时你们在学术上是怎么交流的？你怎么看待德里达在美国的影响？

哈罗德·布鲁姆：我整理那些文章并起了“解构和批评”这个书名。我的意思是说其他四人是在解构，而我是进行批评。我从来对德里达的作品不感兴趣。

“反主流文化是理想时代的产物”

新京报：英语文学研究中反对WASP（WhiteAn鄄glo-SaxonProtestant）的潮流是1968年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你似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能谈谈你在那时候的经历吗？

哈罗德·布鲁姆：反主流文化是上世纪60年代理想时代的产物，不幸的是，今天这还很时髦。1969－1970学年，我曾经反对耶鲁的黑豹党学生降低大学评分标准的行为。

新京报：连耶鲁现在的校长理查德·雷文（（Richard Levin）也提出了“全球性大学”的概念，而且今天耶鲁已有1500个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似乎不可避免。

哈罗德·布鲁姆：你可能有点误解。雷文校长呼唤全球性大学的意思并不是让耶鲁变成一个时髦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地方。

新京报：对于当代人来说电视、电影而不是文学是最经常接触的娱乐方式，这和你成长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哈罗德·布鲁姆：是的，我们处于一个画面时代———电视、电脑、电影，可是我认为它们无法取代虚构文学。

新京报：你说过自己一生的事业是教学，那你对将来的退休生活是否有所规划？

哈罗德·布鲁姆：只要我的健康允许，我打算一直在耶鲁全职从事教学工作。

■记者手记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并不是一个“配合的”被采访者，他的回答简单而有效，似乎不愿意浪费多大精力在电子邮件这种快速消费、缺乏直接互动的交流工具上，再考虑到他已经75岁，我想任何记者都无法抱怨什么。但是这已经足以让我们了解他的基本观点，因为他对于文学的基本观点都始终如一，不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新历史主义论等等各种新潮理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