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特征(2)

二、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

自周秦至宋元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它大致又可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周初，姜太公受封于营丘，黄河三角洲故地被纳入姜齐势力范围，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与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齐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并且由于姜太公初封于齐时就执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采纳土著文化的进步因素，因而建立在二者结合基础上的黄河三角洲文化，既保持了较高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吸纳了齐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了当地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汇聚此地，开发经营，使得人口渐众。《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记齐王曾“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既言“北地之众”，就说明临淄以北的黄河三角洲故地已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否则不会组织可随“五都之兵”伐燕的“北地之众”。密集的人口，使得人均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必然会向退海之地开荒要粮；加之周边地区民众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迁徙到这一肥沃的退海之地求生存、求发展，就逐渐引发了“开发东部退海之地”这一黄河三角洲中后期物质文化生产的主旋律。

与齐文化融合后，黄河三角洲文化获得了更多的与其他地域主流文化交流的机会。鲁地礼乐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诸种信条、齐地开放文化中的尚实求变精神、燕地尚贤文化中的礼贤下士思想、赵地侠义文化中的慷慨仗义之风，都对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产生多重影响，使此地出现了诸多文化名人。如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的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如隐居於陵（今邹平长白山）而绝齐楚聘相的“於陵学派”创始人田仲，如疾呼“义不帝秦”、又劝降聊城燕将而后隐居少海（今桓台花沟）的义士鲁仲连等。在他们的思想学说中，体现出多种地域文化融合的印记。

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主要是齐文化融合的阶段。

秦并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实施一统政策；汉武帝独尊儒术，汉成帝将儒家思想推行到民间，于是在思想文化层面也逐渐出现一统局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民族文化，即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传统文化。黄河三角洲文化也融合到中华传统文化中来，不但在物质生产方面与中原地区有了更多交流，在思想文化层面也与中央文化逐步融合，像其他地域一样，出现了诸多通经致用的经学名家。如从济南人伏胜，到同郡人张生，到千乘（今广饶）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到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传经派别，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又如齐人辕固（今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有辕固冢）曾与窦太后辩论儒家道家优劣，著《齐诗传》三卷传世，是今文经学“齐《诗》学”的代表（均见《汉书·儒林传》等）；又如三国时乐安人孙炎，受学于东汉经学大家郑康成之门人，人称“东州大儒”，曾力驳王肃《圣证论》对郑玄经学之讽。这些著名人物的出现，表现出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具有与中央王朝文化更多的趋同性。

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中央文化即汉文化融合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地多干旱，使得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运动。此时的黄河三角洲地区不但经历了空前的战乱，也承受了游牧文化的冲击。特别是铺天盖地而来的佛教文化，适应了乱世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在黄河三角洲获得大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据不完全统计，黄河三角洲在北朝时期的寺院就有近20座。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至今尚有北魏太和二年(478年)王上造释迦多宝瓶坐像等铜佛教造像20余尊，有北魏孝昌三年(527年)所造石佛教造像15尊。

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阶段。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文化融合，黄河三角洲文化汇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洪流，在广纳博采中原文化主要是经学文化以及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础上，黄河三角洲文化呈现出斑斓丰富的色彩。

三、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

明清以降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

宋代起，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北方政治动荡，战乱不已。至元末明初，由于元军与红巾军在鲁北展开拉锯战，尤其是燕王朱棣历时四年的“靖难”战火，使得黄河三角洲地区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为了改变土地荒芜、少人耕种的状况，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等地大规模移民至黄河三角洲。据《山东省地名志》及各县市史志、族谱、碑刻提供的资料，三角洲绝大多数村庄为明初立村。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充实了该区域的人口，使得黄河三角洲的农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

清末民初，黄河三角洲又出现了第二次移民高潮，鲁西南之曹州、嘉祥、巨野、汶上等县水旱灾民多迁至今垦利、利津、沾化沿海垦荒种地、下海捕鱼。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发建设，山东省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黄河三角洲东北部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以垦利县为主。

新移民的流入，使黄河三角洲文化出现两大新特点：在物质文化方面，垦荒种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旋律；在精神文化方面，民间向学蔚然成风，出现了较多文化望族。由于历代移民的勤力开垦，黄河三角洲经济渐次得以恢复，文化教育随之发展繁荣，各县均设立学校。明中叶起，黄河三角洲各县学及官办书院林立，民间所办的书院、私塾、村塾、义学星罗棋布。以邹平县为例，仅清代恢复、创办的书院就有伏生书院、范公书院、长白书院等8处，黄河三角洲一时人才济济。有清一代，仅邹平县就有68人登进士第，中举者更达252人。这样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明清时期一大批誉满府县乃至全国的文化名人。他们多父子兄弟传学，形成文化望族。如曾引领清代诗坛学坛的新城（今桓台）王士禛父子兄弟，如明清时期“一门十二进士”的滨城杜氏家族等等。这诸多文化望族的出现，是黄河三角洲精神文化继春秋战国后再度繁荣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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