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法原从隶法生，“二爨”奇趣有古风《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

晋宋时期中国书法高度繁荣，特别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行草书，更成为永恒的经典，影响极为深远。至于楷书，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与南朝宋时期的《爨龙颜碑》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两件作品。

《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爨龙颜碑》拓本局部

“二爨”传奇

这两块碑合称“二爨”，是云南仅存的“南碑瑰宝”，距现在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云南曲靖《爨宝子碑》原石出土，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被冷落多年。当地一乡民曾用此石做压豆腐的石板。直到咸丰二年（1852），曲靖知府邓尔恒（？—1861）发现豆腐上有字迹，大为惊异，急忙派人找到了卖豆腐之人，遂将碑石运回府中，后置于城中武侯祠。《爨宝子碑》因此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被视为书法作品中的奇珍异宝，被誉为“滇中第一石”。

《爨宝子碑》拓本

《爨龙颜碑》始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在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就有著录，明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中也有记载。清道光七年（1828），阮元在陆良贞元堡（即现在的薛官堡）访得，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写了跋语。此碑从此闻名于世。

《爨龙颜碑》拓本

此二碑均为长方形，其中《爨龙颜碑》较大，高3.38米，宽1.46米，字数也较多，正面碑文24行，904字，背面题名3段，313字，俗称“大爨”。《爨宝子碑》碑高1.8米，宽0.6米，正文13行，满行30字，共336字，下列题名13行，行4字，俗称“小爨”。《爨宝子碑》的碑文作者及书丹者，已不得其详。《爨龙颜碑》碑文是爨道庆所作，词采富丽，文笔凝练，富于感情，显示出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但书者亦不知是谁。从立碑的时间来看，“小爨”早于“大爨”53年，可谓半个世纪两块碑，一大一小相耀辉。

南中爨氏的辉煌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爨氏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家族，曾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南中地区，据有相对独立的统治区域，兴盛数百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少数民族地方文化：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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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

东晋是爨氏统治南中的强盛时期，爨宝子就生活在这一时期。爨宝子生于东晋太元五年（380），19岁时即“弱冠称仁”，就任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他为官清明，审时度势，对外宾服于中原王朝，对内实行平等相待、团结和睦之策，受到当地群众的爱戴。可遗憾的是，爨宝子英年早逝，卒于东晋元兴二年（403），年仅23岁。他死后，僚属和百姓悲痛万分，特为他树碑立传，即《爨宝子碑》，以为纪念。

《爨宝子碑》原石

《爨宝子碑》原石

比之爨宝子的英年早逝，爨龙颜算是寿终正寝了。据《爨龙颜碑》的碑文记载，爨龙颜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6），享年61岁，由此可推算他应生于公元385年，比爨宝子仅小五岁。据记载，爨龙颜仪表不凡，操守高尚，性情温和，未出仕时已远近闻名。曾被推荐为主簿、别驾从事史等职，皆推辞。后又被朝廷选拔征召镇守西南，并代理建宁郡太守，堪称封疆大员，荣耀一时。碑文追述死者祖孙三代的仕历，表明当时爨氏家族的格外强大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折射出滇东这片沃土昔日的繁荣。

风格与鉴赏

与东晋妍美的行草书风相比，“二爨”愈显得质朴无华，稚拙率真。其怪诞的用笔、随意的结体、古朴的气息，令人过目不忘。王、爨虽大致处于同一时代，但对比极为鲜明。这与字体、书写功用、材质等的不同皆有一定关系。

《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爨龙颜碑》拓本局部

我们称“二爨”书法是楷书，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它们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楷书，而是显示出极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由于此二碑同出于云南边陲，同是记载一个家族的人物事迹，也几乎处于同一个时代，所以风格是比较接近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隶法与楷法的融合，显示出过渡时期书法的典型特征。从书法史上看，魏晋与隶书繁荣的东汉相去不远，当隶书向楷书过渡，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新旧杂糅、楷隶相掺的情况是很正常的。这是人们的书写惯性使然。我们观赏《爨宝子碑》（“小爨”）与《爨龙颜碑》（“大爨”），隶书特征都比较明显，特别是“小爨”，隶意显得更为强烈。

《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爨龙颜碑》拓本局部

（二）“力量美”与“姿态美”的结合。比较而言，“小爨”沉稳朴茂，势沉骨健，庄重大气，高古苍茫，如老罴当道，绝无一丝柔弱飘浮之气。结构丰富多姿，放异生奇。从气息上看，略显板滞，灵动稍逊。“大爨”则用笔遒劲，结体极尽变化，空灵萧散，姿态横生，敛放自如，如仙人啸树，自有一股率真飘逸之气。比之“小爨”，唯力道稍逊。二者总体风格接近，笔法也相似。略有不同者，“小爨”方多于圆，“大爨”圆多于方。方则力健，圆则姿美，而结体尤多变化，都是力量美与姿态美的结合。

《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爨龙颜碑》拓本局部

本文节选自《楷书王国》

王海军 著

《楷法原从隶法生，“二爨”奇趣有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