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雷锋精神的作文：高中作文2000字

昨天是毛爷爷钦定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像我一样的80后在小学估计都有过向雷锋叔叔学习的经历。不过我从小就对雷锋同志没什么好感，因为我是个比较自私和低俗的家伙，我觉得雷锋和班里整天打小报告取悦老师的同学一样，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假装高尚。当然后来的经历告诉我，我的层次实在太低了，简直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吧接着回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小学在某一年的三月五日请到一位自称是雷锋战友的家伙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当时所有人都搬着小板凳去操场上听了两个小时回忆，由于我记性比较差，当初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是类似“我与雷锋不得不说的故事”之类的东西，和当天的家庭作业是写一篇关于这个报告会的作文……当然那时候所有小学生都会写帮助孤寡老人扶老太太过马路之类的“做好事作文”，我也写过，虽然我这个低俗的家伙几乎从来没有主动帮助过别人。不过我不认为这是我人品有问题的表现，写那种东西唯一的目的就是欺骗老师，至于老师嘛，他们教我知识我很感激他们，他们叫我做人，对不起，你们还不够格，你们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品德？

　　以下议论均以官方报道为依据。其实雷锋这个人也很可怜。他的童年正好见证了“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所以党说，你要高尚，他就真的高尚了。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连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计的。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才不会生锈。人的思想也是这样，要经常检查，才不会出毛病。我要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清除思想上的毛病，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摘自1962年4月17日雷锋日记

　　很有当年的特色，不是吗？其实雷锋这个人从宣传看来就像水晶一样有一颗纯洁闪光的心，他的经历不禁让我有联想，记得小学的时候，班长带头说，我们要做好事，要义务打扫学校卫生！同学们跟着喊，做好事啊做好事！大家没一个行动的。偏偏有个智商不太健全的家伙，第二天早上六点不到拿着扫帚满校园子扫树叶去了。当然这个联想确实太恶毒了，我把内心阴暗面剖析出来给大家看。雷锋同志是坚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我愿意称之为“集体价值观”。他在生活中确实将自己的价值弱化，将集体的价值无限提高，当然，一个从小生活在没有亲人的集体环境中（也就是没有体会过什么是爱）的人，很难对自己的价值有所认识。这其实也是上一辈人的通病，“斗私批修,狠批私心一闪念”，有“私心”被认为是罪恶的。但是人天性都是自私的，尤其是生活在父母的爱护下的正常人，被呵护、被爱会让人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自然会为自己着想。可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它就认为人，之于整个社会而言，就是一个一个组成部分，是坏了可以立即替换的齿轮和螺丝钉，人必须为了整个社会而奉献，这种奉献又是无条件的。这就要求人有“高尚的道德”。

　　我个人根本不认同这种道德观。我认为，有选择的高尚才是真正的高尚，比如说前一阵子地震捐款，捐巨款的企业被捧到天上去，捐的少的企业被贬的一文不值，这样让那些捐巨款的企业的捐款动机变得不那么单纯，他们可能也是出于舆论压力才会捐款的，这样被逼迫的高尚还有什么意义？我从小就比较“逆反”（小学班主任语），根本上还是我觉得老师没有权力去干涉我的价值观，更没有权力强迫我高尚，我低俗不伤害别人，你为什么要用各种手段不让我低俗呢？前一阵子看了《发条橙》，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深有同感，“彻底善与彻底恶一样没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这也是我反感共产主义的原因之一，共产主义实际上也剥夺了人的道德选择权，这个可以说很长，下次再写）。我认为，道德选择权也是思想自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对“学雷锋”这种强迫进行道德选择的活动没有任何好感。全民学雷锋其实就是把道德制高点变成了道德底线，像我这种几乎从不过问别人生活的人就会被评价为道德低下，这在小学，道德评价的权力集中在班主任手里的环境中尤为明显。

　　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有本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若有人肯出钱把这些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买回来，可以凭有关证据到鲁国国库领取国家相同甚至更多的补助。这条法律颁布之后，大大推动了鲁国人的救赎行为，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孔子弟子中的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成功商人，他在当时诸侯国的国际贸易中，在别的诸侯国遇到很多鲁国的奴隶，他自己掏钱将这些奴隶一一赎回，并且为了显示自己高尚的品格，不向国家要补偿金，并且颇以此为荣。

　　但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孔子的严肃批评。

　　孔子的观点是这样的：国家的目的是解救自己的国人，并且愿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给实施这一行动的人给予报答和补偿，这个报答和补偿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而子贡的行为一下子给这种行为设定了一个大多数人达不到的道德标杆，如果有另外的人赎回了鲁国的奴隶，他将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果他去向国家要求补偿的时候，对应于子贡反而成了风格不够高尚的人；如果他不去向国家要求补偿，他将承受除了赎回奴隶所付出的精力之外的实实在在的金钱上的损失。

　　而大多数人并不像子贡这样富有，他们不愿意承担这种损失，甚至承担不起这种损失。于是，这大多数人面对自己的国人成为奴隶的时候，所采取的最好的措施反而是不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