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建委计划处实习周记

　　实习进入了尾声阶段。

　　突然想起了一句歌词：“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毫不停歇的向前走着，显示出了它的公平性，对世间万物的一视同仁性，无论植物界的花草树木，还是动物界的虫鱼鸟兽，在时间的眼下，都进行着不停歇的生与灭的轮回，就连看似坚不可摧的山岩，也在岁月的流逝中崩塌。对于弱小如个人而言，时间就更显示出其主宰力量的强大了。思考着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思考着人生，人生不就是由无数的——其实是可数的——时间片段粘合而成吗？就像坐在长途旅游车上的乘客，在这人生的时间旅途中，我大学实习的某一站停靠在了市建委计划处，而眼下又即将要发动汽车继续前进了。

　　实习的结束，意味着大学四年的生活也接近了尾声，只剩下孤零零的半个学期——甚至不够半个学期的大学生涯了。或许有的同学考研成功或出国深造还有机会继续体会学生生活，但是大学的生活是回不去了，因为时间不会倒流，过去的岁月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过去，纵然以后有再多的欢声笑语，也已经不再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岁月了。

　　在市建委计划处实习，于我而言更不可逆转，只能存在我的记忆深处，虽然很多时候都在无聊中度过，但作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还是有回味、学习的价值的。但我怕自己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使这份弥足珍贵的记忆流失殆尽，只能借着这实习的“周记”稍稍加以记录。

　　我印发过计划处的《工作制度》，里面有计划处的一些处内要求和日常行为规范，是一处之规，言简意赅，毫不做作。处内的每个科员领导，虽然都可能没有正眼看过它一下，但却都照着它的“指示”工作着。

　　姚处是最有话份的大家长，处室的内务、外务都需要姚处拍板决定，小到处室人员的请假，大到各种巨大工程资金安排的批复，都离不开姚处的一个点头或者摇头。而他的威望也在这无数次的点头和摇头中建立了起来，加上个儿比较高大，外貌挺憨实，偶尔让我感到一丝的惧怕。但其实他并不可怕的。潮汕人总是给人精打细算的感觉——特别是读经济学的姚处——同时也是好客、热情的。姚处的热情表现在工作之余——偶尔向他请假时，以及在酒席上便会发现其“可爱”之处。

　　相比之下，高高瘦瘦的迟处更显得严肃。平时不苟言笑，下发命令也是斩钉截铁的样子，绝不含糊，然而总是让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想要详细问一下，又害怕会遭到冷眼相对——虽然事实上并不会如此，只是感觉会如此。外表虽然冷峻，但若进入了他的言论敏感区，他便会对你热情洋溢，一反平时的沉默态度，让你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这是淑婷讲的。迟处一身兼多职——或许处室里的每个领导都是吧——团委书记、结算小组成员等，这为严肃的他又增添了一分神秘感。

　　刘处是处室的“美女”——加双引号并非否认，只是借用别人的说法，一些与刘处该是老相识的人的说法。不能说刘处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只是她的美是从内里散发出来的。时间是公平的，也是残酷的，女人到了一定年龄，总是需要“气质”来延续那被时间所剥夺的容貌，从不同的举止、言谈以及待人处事的态度都可以透出不一样的“气质”。气质是不会老的，优雅该是最年轻的。刘处很喜欢说粤语，在会议上说着说着国语就说了粤语。她国语本不差，至于这种转变的个中原因我也没有深究，也没有机会深究了。

　　而四个处长中，最沉默寡言的并非严肃的迟处，却是郭处——至少在我的观察和了解上是。郭处是江西人，读经济的，是最近调进计划处的，因为暑假在计划处呆的时候没有见过他。我第一次见到他以为是新调进的科员，叫了一声“郭科”，后来知道了他是处长，感觉很是尴尬。我与郭处的谈话屈指可数，也许是因为我读中文、读秘书，与读经济的人没有太多的话题可说吧，又或许是因为我不怎么习惯与领导说话吧。

　　在主任科员当中，平日显得最忙的，要数袁科和洪姐了。袁科负责全部资金拨付申请书的初步审批，以及一切打进打出的电话。瘦瘦的身子，似乎与桌前桌后堆积成山的文件很不相称，然而每一份审批
出来的申请书都似乎对人说：只有这个身躯和这双手能审批出这么多的单。

　　而胖胖的洪姐也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她不是左撇子，但她的鼠标是在电脑桌左边的，坐在椅子上把右手往左一伸，鼠标刷刷刷地闪个不停。我有一次替她打一些字，准备用鼠标，右手一伸抓了个空，在那一刻不知所措，她微微一笑：很不习惯是吧？显得很亲切。她出差学习两个多星期的时候，我总感觉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笑脸。

　　对我们实习生照顾最多的、也是最客气的是陈科。他告诉我们哪个办公室在哪里，办公室里哪个工具在哪里，教会我们怎么办文、交换文件，鼓励我们在酒席上喝酒，平时与我们说笑，很像一个大哥哥。很多时候我都感到他特别亲切，除了因为他的平易近人，还因为他很像教了我三年的高中语文老师于老师。于老师和陈科都是东北人。于老师常跟我们讲他的松花江，讲他的政治立场，讲他因很多原因不能从政而教书的往事，讲他很欣赏的陶渊明、杜甫、李煜的诗词，讲他的字，还讲我们的作业、作文、字……但我们都没有认真听过，都像听戏一般地省而略之。到了大学，特别是读了中文专业之后，我仿佛感觉到了于老师曾说过的话的重要性并莫名地膜拜他的博学。而陈科的无论外表还是言论都或多或少和于老师有点像，也是这个原因，我始终想叫陈科一声“海波哥哥”，但始终不能叫出口。

　　梅姐给我的印象是很认真、很自豪的妈妈。她是处室的“才女”——姚处说的。我很想见识下梅姐的才华，就像想见识钱锺书先生的才华于是把他的书全收入囊中那样，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因为她似乎对作为女生的淑婷比较感兴趣，可能是她有个女儿的缘故吧。她女儿也是 12 届毕业生，相比之下我们仿佛都很差劲了，毕竟我们的工作和未来都没有一个着落啊，梅姐的自豪感也就很自然地流露在生活、工作中了。

　　后来从公共设施处调过来的段科，以及再后来从审计署调进来的赵科，都给我一种很年轻的感觉，像是刚考进建委的公务员。有一次在饭堂偶遇他们俩，我问了赵科一个问题：您是刚考进来的还是调过来的呀？赵科：从审计署调过来的。我：您看起来很年轻啊，我还以为……段科：他比我还年轻……于是我又尴尬了，因为我没有了解清楚他们的情况，问了一个对于女人来说很敏感的问题：年龄——但他们都是男人。于是我猜测，对于男人来说，年龄应该不敏感吧。

　　计划处的人员也就这十个，加上两个实习生也才十二个人，却统筹着广州市无数的工程项目的资金周转和安排，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然而正式在计划处的工作人员其实不足十个，例如段科、梅姐，都只是调任人员，为了分担一下年末紧张的资金安排工作，到一定时间了，就要离开计划处的。而我们实习生也将在新年一月初离开计划处，两个多月的相处，虽然只是工作来往，偶尔谈及生活，但这也是人生旅途的一站，结束了，往后依然值得缅怀。

　　人去楼空让人惆怅，故人不再也让人伤悲，但故事却会长存于心，而且会继续发生，给人以希冀和渴望，生活也就不会消极而得以延续下去。

　　将这一份并不怎么快乐却不可忘怀的记忆藏于心底、表于文字，我相信即便“尽头”了，仍会有另一种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