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5)

从所列的四组数字中，每个粮农平均产粮数最高的，也就是年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乾隆中，约为7037市斤。然後是明万历时的65l0市斤、乾隆晚期4749市斤、嘉庆中4286市斤、清末3584市斤。就平均亩产而言，由明至清中期虽增长有高有低，总的是上升的，可反映在劳动生产率上，自乾隆中达到最高点，而後便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耕地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快速增长的要求，造成同量土地上投入过多劳力，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当然，这不单是指粮食生产说的。在小农经济下，每个农户祗要条件允许，总要尽可能的把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安排到其他方面，以补足生产的缺口，如副业活动，或将一部分土地改种经济作物，以求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於是，又可能出现劳动力边际产量的递减。因为这些都牵涉到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在此不想作过多讨论。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每个粮农所生产的粮食，在扣除必要的再生产花费外，剩下的还能养活多少人。

   农业再生产花费，也就是农业生产的成本，包括种籽、新添或修理农具的支出、牲口、肥料，有的还有雇工(包括短期雇工)以及必要的社会储备等费用，有的学者估算每亩投入约合米0．3—0．5石，若以亩产米2石计，则占15％一25％。北方某些地方，“下种一斗，所收不过三斗”①，或“播谷一斗，获仅倍之”②，也有按种籽数计产量，“丰年可收七八倍，即荒年亦可二三倍”③。仅种籽一项，就占了生产成本相当大的部分。若高下权衡，再生产费用约占产量的20％。扣除再生产费用後，余下的原则上便是供生产者本人、家口和社会其他成员食用和消费(如做酒、造酱等)的了，不过以上算的都是成品粮，必须加工成精粮才行。将稻谷磨成食米，雍正时河东总督田文镜言：“新入仓者每谷一石，得米六斗五升(此米必糙，惟荒年拯济可用之)，其次则六斗有零矣(盐煤工匠所食之米，每石碾五斗)，若成华所卖之纯粹米，每石碾四斗，多则四斗一二升而已。”④稍晚的民国《鄞县通志》中说，每石稻出米4．5斗，估计是成华的纯粹米。按照清代加工条件和多数农民的食米标准(应比城市居民略低一些)，1石稻米也就4．5—5斗左右。小麦等旱地作物的出粮情况，据光绪《清会典事例》记载，麦扬晒後碾面，“每小石一石，九十四斤七两有奇”，这裹的1石是以官方160斤为准，出面率相当於59％，其他像秫、谷、玉米、高粱等等，从毛粮加工成精粮，高的可超过90％，低的也在60％多。鉴於清代粮食作物以稻米所占比例最大，所以在权衡後，把总加工率定为58％，然後按人均粮365斤计(每天1市斤)，求出每个劳动力可养活的人口数(包括劳动者本人)，列表8。

据表8，自明末至清，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粮农，可养活人最多的是乾隆中期，达到8．9人，其次是明末8。3人，乾隆後期起便呈下降之势，由6人，5.4人，直至4．6人。一个5口之家的农户，如果仅有一个完整劳动力，嘉庆中祗可勉强维持生活，清末出现缺口。当然，农民也有农民的办法，如粮食富裕时多吃些，粮食紧张时降低口粮标准。加上瓜菜代等等。前面我们曾把年平均口粮消费定在精粮365市斤，实际上清代农村普遍达不到此数。有关情况，容随後再加讨论。

     ①  汪景棋：《读书堂西征随笔》，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8页。

   ②  光绪《保定府志》卷二六。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三。

④  钟琦：《皇朝琐屑录》卷三三。

①  这里推算的农民生活水平祗就粮食生产角度说的，没有把经济作物和各种副业收入包括在内，所以不能算是对农民生活的完整推算。

    推算农户生产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与前面讨论的农业生产率既有关系，也有一定的区别。所谓关连，是指一个时期农业生产率的高低必然会影响到农户的整体收入。至於区别，前者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的，而後者则具体到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农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不一样。

   要推算农户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在农民队伍中，因掌握生产资料程度不同而存在不同的阶层，如自耕农、佃农，还有介乎自耕农和佃农之间的半自耕农，以及农业雇工。他们身份不同，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有所差异。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比如在自耕农中，就有少数上等富裕农民和多数中下等自耕农之分；佃农也是一样，尽管他们需要把将近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收获物(少数也有折成银子的)缴给地主，但有的佃农比如明代投靠於绅衿势豪之家的佃户，颇有一些原来就是富裕自耕农，乃至中小地主。在南方，由於定额租制的普遍化以及永佃权的流行，独立的佃农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具有永佃权的佃农和佃富农，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一定次於自耕农。在八旗旗地庄园和曲阜孔府田庄中，我们还看到这麽一种情况，有的人对於八旗庄园主或孔府，身份是佃农，可同时又是个拥有百亩乃至几百亩土地的地主和绅宦。其次，各阶层间的人数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李文治教授曾对比明清时期自耕农队伍的消长说过这样的话：“总之，明清时代自耕农的消长趋势是，明代前期，自耕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叶以後，不少地区地权趋向集中，很多地区地主所有制占统治地位。清代前期，农民所有制有所发展，所占比重超过明代，并且有些地区自耕农占居了统治地位。”①随後，因土地兼并加剧，  自耕农人数又有下降。  自耕农人数的盈缩，直接影响到佃农队伍的多或少。另外从明到清，农业雇佣工人的队伍是在持续扩大的，特别到了清乾隆以後，由於人口急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排挤出土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农业雇工。国家政策的变化像实行“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使人丁编审变得没有必要，下令予以取消，於是政府对农民流动的控制放松了，许多在本乡本土无法获得生计的贫苦农民，可以通过外出选择更多的谋生机会。求雇的地域大大开阔了。再如在法律地位上，雇工，特别是临时雇工，可与雇主同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同属“凡人”一等。这也有助於农业雇工市场的发展。如果说在明前期，还很少有农业雇工一说，很多使用的是奴仆、佃仆，那麽到了清中後期，雇工在各地已是相当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