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
毕业论文
2014/3/14
前言
二十五年前，就是新中国宣布要实现建国后第一次全国普查的一年，我下了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近古和近代人口的。无疑义地人口是造成近代中国贫弱的最基本因素。为研究明清人口，必须先搞清传统人口，一些基本术语的制度内涵的演变(例如明初担负无偿劳役十六至六十岁的“丁”，到了清初早已变成了纳税单位，与壮丁和人口已毫无关系)，更必须从多类史料，尤其是北美各馆共有近四千种的地方志，去研究传统官方土地数字的性质，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各省区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自然灾害，人为变乱，以及和制度上有关人口消长的一系列问题。在这相当长时期的研究过程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新大陆几种农作物引进的经过，四百余年间在我国的概况，和对我国土地利用及粮食生产的长期影响。
美洲作物传华的问题，我虽已用英文发表了研究的结果①，但英文写法偏重分析综合，比较简练，大量有趣的史料都未征译。近年曾三访祖国，对祖国人口持续性的“爆炸”，使我非常关切，早有撰文讨论之志。今承邀撰文，百忙之中，翻捡旧荚，勉为此文。以为香港《大公报》寿，为关心祖国国计民生者参考，并为讨论中国人口问题奠定部分的历史基础。
此文讨论四种美洲作物——落花生、甘薯、玉蜀黍、马铃薯——的方式不尽相同。前三者方志中记录较多，玉蜀黍尤甚，两三周内完全按时代和地区将所有已搜纪录尽行排列是决不可能的。即使将二十余年前割记中的相关资料都征引出来也还是不免很大的漏洞。由于海外的中国方志，连近十余年内香港、影印的计算在内，也不过四千种左右，而国立北京就有七千种以上。惟有希望退休之后能在北京补看三千余种前此未曾过目的方志以后，才敢试写“定稿”。在这篇“未定稿”中，对前三种作物的传播仅作概括式的讨论，只详于俗名的列举。马铃薯的资料较少，已搜集的传播记录将全部罗列，志书编者们的观察和案语也择要抄录，因为从这些方志编者的观察和案语中，我们最能了解当时土地、食粮、人口之间的矛盾。
(一)落花生
落花生早经植物学家证明是起源于南美洲的巴西，20世纪两位西方汉学家都根据万历戊申1608年版浙江台州内陆的《仙居县志》而断定落花生的传华就是在1600年左右②。事实上，苏州学人黄省曾(1490—1540年)在他所著《种芋法》中已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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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ng-ti Ho，“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57，No．2，Part I，April，1955；“American Food Plants in China"，《Plant Science Bulletin》(Botanical Society Of America)，Vol．2，No．1，January，1956；《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ard University Press,1959；2d．printing．1967)，Ch．8，SectionⅢ．
②Berthold Laufer，“Not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ound-nut into China"，《Congres international dcs Ameri-canistes，xve session》，1906；L.C．Goodrich，“Early Notes of the Peanut in China"，《Monumenta Seriea》，Vol．2，1936—1937．
“又有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叶如扁豆而细，谓之香芋。又有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①
福州王世懋的《学圃杂疏》，原序撰于万历丁亥1587年，也有叙述：
“香芋、落花生产嘉定。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②
具有确定年份的证据是嘉靖戊戌1538年的《常熟县志》的物产之中已经列有落花生。
最初引进落花生的地区，应该稍加讨论。虽然1608年《仙居县志》和康熙辛卯1711年的《衢州府志》都是说浙江落花生的种子，是来自福建，但为研究引进的最早阶段，这两种志书都失之过晚。《明史》卷三百二十三《佛郎机》：
“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1518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如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Tome Pires)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乃伏法。”
从《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武宗亲讨宁王宸濠，于正德十四年冬十二月丙戌(1520年1月16日)至十五年闰八月丁酉(1520年9月19日)足足八个月都下驻南京。落花生非常可能就是1520年亚三等人带到江南一带的。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符合嘉定、常熟等最早利植的地区和《常熟县志》及黄省曾的年代。
但这不等于说落花生在历史上仅仅向江南引进一次。葡萄牙人于1522年被驱逐出广州之后，便在漳州、泉州和宁波三港非法通商③。既然可以交换物资，落花生也一定向漳、泉、宁波输入。因此，明末清初确有不少人相信落花生最早传人福建，清代浙江方志很有几种明白地指出“落花生……向自闽广来”④。终明清两代，浙江的花生大都自福建引进，与花生最初由葡人引进到江苏南部并不冲突。事实上，新作物的引进往往不只一次。我们都相清楚，20世纪解放以前，西方传教士不知向中国内地引进过多少次不同的马铃薯种。16世纪前半期葡人一再把花生传进闽南，较后还有沿海华商主动从日本再引进花生的。例如乾隆丁卯1747年的《福清县志》卷二页十八下：“落花生，康熙初年，僧应元自扶桑携归。”
从植物学史和人类学史的观点看，不同接触时，具有价值的作物和兵器往往是自始即行交换的⑤。这当然不是客观规律，但对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却甚允当。这是因为葡萄牙人在拓殖初期极端重视武器和食粮，而16世纪初叶的明廷也对欧洲的进步武器非常重视。因此，除了花生和其它作物外，早在1520年，也就是葡人抵达广东沿海的后六年，相当数量的“佛郎机铳”已经传进了福建⑥。
官方对新武器一向注意，对新作物往往忽视。幸而由于落花生植物形状特殊，味美而富于营养，很快地就引起少数江南士子的注意，引进十余年内，即见于著录。传统中国有关某些植物或作物的文献的质和量，是值得历史学界和植物学界称道的。有关花生的早期记载是别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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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书集成》本，页三。
② 《从书集成》本，页十二。
③ Chang T’ien-tse，《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Leyden，1934)，Ch．4．
④ 嘉庆1803年《山阴县志》，卷八，页二下；嘉庆1809年《瑞安县志》，卷一，页三十二下。
⑤ E．D．Merrill，“The Phyto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in Relation to the Assuned Pre-Columbian Eurasian-American Contact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1．33(1931)．
⑥ 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社，1934年)，页二十六至三十一。
但是花生引进以后在中国各省区传播的历史，方志中漏洞很多。这是因为方志的编纂者大都受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Du素的士大夫，多半墨守成规，注重乡土掌故，忽视生产技术方面的新生事物。关于落花生传播记载的遗漏，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徽州。清初上海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页十三下至十四上：“万寿果，一名长生果，向出徽州。”万寿果、长生果就是落花生。叶是非常留心世务的，“向出徽州”一语说明徽州在明代必已早就种植花生。由于徽商足迹遍天下，有些徽商很早就把花生带回徽属各县。但是嘉靖1564年、康熙1683年、1699年和道光1827年各版的《徽州府志》的“物产”卷，对所有新大陆传来的三种重要作物完全不提。迟迟到19世纪20年代，因为长期开山种玉蜀黍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河道泛滥，道光1827年的《
二十五年前，就是新中国宣布要实现建国后第一次全国普查的一年，我下了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近古和近代人口的。无疑义地人口是造成近代中国贫弱的最基本因素。为研究明清人口，必须先搞清传统人口，一些基本术语的制度内涵的演变(例如明初担负无偿劳役十六至六十岁的“丁”，到了清初早已变成了纳税单位，与壮丁和人口已毫无关系)，更必须从多类史料，尤其是北美各馆共有近四千种的地方志，去研究传统官方土地数字的性质，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各省区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自然灾害，人为变乱，以及和制度上有关人口消长的一系列问题。在这相当长时期的研究过程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新大陆几种农作物引进的经过，四百余年间在我国的概况，和对我国土地利用及粮食生产的长期影响。
美洲作物传华的问题，我虽已用英文发表了研究的结果①，但英文写法偏重分析综合，比较简练，大量有趣的史料都未征译。近年曾三访祖国，对祖国人口持续性的“爆炸”，使我非常关切，早有撰文讨论之志。今承邀撰文，百忙之中，翻捡旧荚，勉为此文。以为香港《大公报》寿，为关心祖国国计民生者参考，并为讨论中国人口问题奠定部分的历史基础。
此文讨论四种美洲作物——落花生、甘薯、玉蜀黍、马铃薯——的方式不尽相同。前三者方志中记录较多，玉蜀黍尤甚，两三周内完全按时代和地区将所有已搜纪录尽行排列是决不可能的。即使将二十余年前割记中的相关资料都征引出来也还是不免很大的漏洞。由于海外的中国方志，连近十余年内香港、影印的计算在内，也不过四千种左右，而国立北京就有七千种以上。惟有希望退休之后能在北京补看三千余种前此未曾过目的方志以后，才敢试写“定稿”。在这篇“未定稿”中，对前三种作物的传播仅作概括式的讨论，只详于俗名的列举。马铃薯的资料较少，已搜集的传播记录将全部罗列，志书编者们的观察和案语也择要抄录，因为从这些方志编者的观察和案语中，我们最能了解当时土地、食粮、人口之间的矛盾。
(一)落花生
落花生早经植物学家证明是起源于南美洲的巴西，20世纪两位西方汉学家都根据万历戊申1608年版浙江台州内陆的《仙居县志》而断定落花生的传华就是在1600年左右②。事实上，苏州学人黄省曾(1490—1540年)在他所著《种芋法》中已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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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ng-ti Ho，“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57，No．2，Part I，April，1955；“American Food Plants in China"，《Plant Science Bulletin》(Botanical Society Of America)，Vol．2，No．1，January，1956；《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ard University Press,1959；2d．printing．1967)，Ch．8，SectionⅢ．
②Berthold Laufer，“Not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ound-nut into China"，《Congres international dcs Ameri-canistes，xve session》，1906；L.C．Goodrich，“Early Notes of the Peanut in China"，《Monumenta Seriea》，Vol．2，1936—1937．
“又有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叶如扁豆而细，谓之香芋。又有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①
福州王世懋的《学圃杂疏》，原序撰于万历丁亥1587年，也有叙述：
“香芋、落花生产嘉定。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②
具有确定年份的证据是嘉靖戊戌1538年的《常熟县志》的物产之中已经列有落花生。
最初引进落花生的地区，应该稍加讨论。虽然1608年《仙居县志》和康熙辛卯1711年的《衢州府志》都是说浙江落花生的种子，是来自福建，但为研究引进的最早阶段，这两种志书都失之过晚。《明史》卷三百二十三《佛郎机》：
“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1518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如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Tome Pires)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乃伏法。”
从《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武宗亲讨宁王宸濠，于正德十四年冬十二月丙戌(1520年1月16日)至十五年闰八月丁酉(1520年9月19日)足足八个月都下驻南京。落花生非常可能就是1520年亚三等人带到江南一带的。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符合嘉定、常熟等最早利植的地区和《常熟县志》及黄省曾的年代。
但这不等于说落花生在历史上仅仅向江南引进一次。葡萄牙人于1522年被驱逐出广州之后，便在漳州、泉州和宁波三港非法通商③。既然可以交换物资，落花生也一定向漳、泉、宁波输入。因此，明末清初确有不少人相信落花生最早传人福建，清代浙江方志很有几种明白地指出“落花生……向自闽广来”④。终明清两代，浙江的花生大都自福建引进，与花生最初由葡人引进到江苏南部并不冲突。事实上，新作物的引进往往不只一次。我们都相清楚，20世纪解放以前，西方传教士不知向中国内地引进过多少次不同的马铃薯种。16世纪前半期葡人一再把花生传进闽南，较后还有沿海华商主动从日本再引进花生的。例如乾隆丁卯1747年的《福清县志》卷二页十八下：“落花生，康熙初年，僧应元自扶桑携归。”
从植物学史和人类学史的观点看，不同接触时，具有价值的作物和兵器往往是自始即行交换的⑤。这当然不是客观规律，但对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却甚允当。这是因为葡萄牙人在拓殖初期极端重视武器和食粮，而16世纪初叶的明廷也对欧洲的进步武器非常重视。因此，除了花生和其它作物外，早在1520年，也就是葡人抵达广东沿海的后六年，相当数量的“佛郎机铳”已经传进了福建⑥。
官方对新武器一向注意，对新作物往往忽视。幸而由于落花生植物形状特殊，味美而富于营养，很快地就引起少数江南士子的注意，引进十余年内，即见于著录。传统中国有关某些植物或作物的文献的质和量，是值得历史学界和植物学界称道的。有关花生的早期记载是别值得称道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从书集成》本，页三。
② 《从书集成》本，页十二。
③ Chang T’ien-tse，《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Leyden，1934)，Ch．4．
④ 嘉庆1803年《山阴县志》，卷八，页二下；嘉庆1809年《瑞安县志》，卷一，页三十二下。
⑤ E．D．Merrill，“The Phyto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in Relation to the Assuned Pre-Columbian Eurasian-American Contact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1．33(1931)．
⑥ 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社，1934年)，页二十六至三十一。
但是花生引进以后在中国各省区传播的历史，方志中漏洞很多。这是因为方志的编纂者大都受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Du素的士大夫，多半墨守成规，注重乡土掌故，忽视生产技术方面的新生事物。关于落花生传播记载的遗漏，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徽州。清初上海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页十三下至十四上：“万寿果，一名长生果，向出徽州。”万寿果、长生果就是落花生。叶是非常留心世务的，“向出徽州”一语说明徽州在明代必已早就种植花生。由于徽商足迹遍天下，有些徽商很早就把花生带回徽属各县。但是嘉靖1564年、康熙1683年、1699年和道光1827年各版的《徽州府志》的“物产”卷，对所有新大陆传来的三种重要作物完全不提。迟迟到19世纪20年代，因为长期开山种玉蜀黍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河道泛滥，道光1827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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