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蒋维崧(2)

文德翰彩 光及北辰

——深情回忆蒋维崧先生

      欧阳中石先生在评价蒋维崧先生书法时曾写下“文德翰彩，光及北辰”八个字。在蒋先生逝世的时候，这八个字又让人们回想起先生的人品、学品与书品。

言可诲人光可鉴物

刘广东(大众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

      听到蒋维崧先生去世的噩耗，我作为他的学生，万分悲痛。蒋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但他首先是位著名的学者。他对于语言文字学有精深研究，他曾主持《汉语大词典》山东编写组工作长达十年之久，为辞书编纂作出了重大贡献。蒋先生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但他非常谦虚，对名利看得很淡泊，以前就是这样，并不是晚年才如此。

      我1961年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那时蒋先生是中文系的副主任，大二的时候蒋先生给我们开过语言课，也开过书法讲座，我还多次看过蒋先生的书展。我对蒋先生非常敬仰，他的学问和为人都很好，有长者风范，我从先生那里学了很多东西。离开学校之后，因为工作关系向他求教的机会更多了。

      蒋先生一生不断追求，学而不厌，他从来不讲自己如何如何，但是能看出他的追求，那就是对自己要求完美，无论做人、做学问还是书法都这样。他的书法不同时期有不同面貌，总有些新的变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有了突变。他对学术和书法界的现状非常关注，对新发现的语言文字资料及时加以研究，并运用到自己的学术与书法创作中。蒋先生的篆书，同一个内容的作品写法却不一样，越到晚年，他的作品越耐看，婉约、豪放的风格都有，前期流畅华美，后期含蓄厚重。

      蒋先生的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法，学养与文化内蕴丰厚，有鲜明的文人气质，是他精神的体现。可谓：“言可诲人，光可鉴物。”

      作为老师，蒋先生诲人不倦，他对后学总是给予热情的帮助提携。对我来说，读什么书，临什么帖，用什么工具，蒋先生都给予指导。临《兰亭序》时，他看了我的习作，建议我改羊毫为狼毫。我临了《圣教序》、《九成宫》后，蒋先生又指导我临赵孟頫的《三门记》《胆巴碑》，每每想起蒋先生对我的教诲，我都充满感Ji之情。

典范的意义是永恒的

陈梗桥(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

      就近现代书法艺术来说，蒋维崧先生的去世不仅是书界和学界的损失，而且是一个时代的损失。蒋先生的成就及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主要谈他的书法。

      蒋先生是一位十分本色的读书人，他把书法作为文化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作品的格调、气息非常高雅，有一种静气。欣赏之余令人心远，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字形结体非常讲究，技法十分精到，给人一种静的感觉。

      蒋先生的创作心态特好。他热爱生活，平易近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写，写自己喜欢的内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兴到笔随，自由自在。在书坛有些浮躁的今天，这实在难得，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无所求”不是在艺术上不求提高，而是要虔诚地对待祖国传统文化，不拿书法作为追逐名利的敲门砖。蒋先生成为一代书家，是一个典范，典范的意义是永恒的。

不把书法当事业

梁修(山东省书协顾问)

      得知蒋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非常悲痛。先生与我亦师亦友。先生长我20余岁，虽然从不拿我当晚辈，但我一直以晚辈后学的心情与先生交往。

      与先生初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他和殷焕先先生到山东美术出版社编学习字典，住在出版社招待所。我那时在齐鲁书社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从此有机会与先生相识交往。由于爱好相近，脾气相投，谈得来，我们接触越来越多。

      蒋先生平时说话谨慎，从不随意臧否人物。与相熟知的人却能放言长谈。谈起学问、书法来，常常兴致很高。

      去年，蒋先生生病住院时，我到医院看望，他说，古人从不把书法当成一项事业，只是兴之所之，情之所至，自然而然地书写，所以才品位高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传世佳作。蒋先生也有这样的境界，所以他的书法清雅飘逸，让人一看即能醉心其中。

      蒋先生书法创作态度极其严谨。比如他书写金文，古雅而不失流丽，这源于他对古文字卓有研究。他常说，从事书法创作要在治学方面下功夫，把写的东西弄清楚了才能下笔。蒋先生为学为文极严谨，但绝不刻板。我曾约蒋先生到家里玩，中午到街上买水饺吃。饭后，他躺到床上休息，随手打开电视找体育节目看。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有一次，我们一起谈到考他的博士生还要考外语，蒋先生哈哈大笑：“那都是他们搞的啊！”这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先生笔下的线条是活的刘绍刚(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还在山大历史系读书，蒋先生是中文系教授。当时我刚开始学习篆刻，水平很差。我拿着十来方自己的印章给他看，他没说哪方不好，而是指着一方说：“这方刻得非常好。”现在看，其实不过是在那些印里面显得好一点而已。我知道蒋先生是在鼓励我。

      上世纪90年代，我已经跟蒋先生读研究生了。跟着先生学了这么多年，感觉自己文字学有了一定基础。我编了一本《篆书诗词名句选》，说起来汗颜，刚开始里面有很多错别字。这时候，先生已经不像对待初学者那样宽容了，对我要求很严格，他给我一一指出哪个字应该怎么样写，出处在哪里，写法为什么不一样。毫不客气。

      2000年，济南市园林局想立一块刻石，上刻《尚书·舜典》，原本要请蒋先生写。但他表示自己已经80多岁，难以完成，于是推荐我来写。我那时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心想，这还不能写吗？但当真写起来，才体会到难度之大。这不单纯是去写，首先要对《尚书》的各种版本进行校订。这其间，蒋先生每一步骤都给我指导。刚开始，我想用战国时的“秦系文字”，后经仔细推敲研究，感觉用“六国系古文”书写更合适。等我写完第一遍，蒋先生一字一字地看，指出其中舛误之处。等到我写到第三遍，蒋先生还在推敲，哪个字还写得不太好。先生对学问、艺术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蒋先生篆书堪称大家，至晚年他仍在不停地追求新与变。我在北京工作，每年回来看望先生，每一次看他的字，都感觉又有新意。他曾不止一次讲：“写字要有追求，有追求才有提高。”所以他年逾八旬，书艺仍不断有进境，这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鲜见的。黄苗子先生就曾经说过，蒋先生的篆刻为什么好？看那线条，是有感情、有生命的，是活的。

      蒋先生是文字学家，他对新出土的文字资料吸收很快。这么多年他一直订阅《考古》等杂志。我从北京回来，问他要带什么东西，他也总是会问：“又有什么新书？”像郭店楚简，他五本楚简都有，里面的文字特点，他也都吸收到金文创作里。这一点，现在能做到的人很少。蒋先生生病前，还要我为他买中华书局出版的《商周金文集成》，如今书已经买回来了，但先生却仙逝了，让我倍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