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年年爆黑幕--追问我国高考四大弊端

　　弊端之一：作弊——愈演愈烈且不断升级

　　高考作弊近年来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出现了由个别作弊向局部集体舞弊演变的苗头。有些人甚至运用高科技手段来作弊，考场成了某些新技术的“竞技场”。山东潍坊甚至冒出了“助考公司”这样的舞弊机构，他们在山东东营、潍坊、临沂、烟台、日照等地大肆散发广告传单，宣称只要花3000元就可以在考场上收到全部高考选择题的答案，正确率可达95%。在今年高考进行之前，教育部发布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还要求考生高考前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连离考场的时间都比往年有了更严格的规定。然而，高考刚刚结束，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就让我们无法平静了：陕西省公布共查处各类违纪作弊考生81人，山东发现作弊考生70人，江苏共有25人违反考场纪律，河南还出现了震惊全国的濮阳三中舞弊案。组织舞弊的田春山等7名团伙成员已被刑事拘留，在高考期间，他们共为100余名考前送钱的考生提供了高考考题答案，事后，他们与涉案监考老师私分了20多万元的“红包”。高考作弊的黑洞为何越堵越大？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教授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第一，高考“已经成为决定人生走向的角斗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盲目攀比“高学历”之风，就业竞争中“学历”超乎寻常的作用使得“上大学”成为很多人眼中惟一的出路，而国外非常受尊敬的职业教育，在我国却被斥为“没出息”，“文凭”压倒“能力”，这一观念的根深蒂固必然造成千军万马抢过高考“独木桥”的场面年年上演，激烈的竞争下也就难免会衍生出作弊的恶瘤，这是作弊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第二，是道德价值的丧失。有的人从小就在各种考试中作弊，道德观念的扭曲，道德价值的丧失导致一部分人走上作弊之路。作弊现象的愈演愈烈折射出了一种社会性的诚信危机，在各种诱惑下逐渐丧失道德自律的虽然是少数人，但诚信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天平上分量确是越来越轻，这一现状需要全社会来关注和扭转。对于群体作弊现象，劳凯声教授分析为“利益驱动”。考试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升使得它在很多人那里可以被量化成诱人的物质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卢建平教授则认为,仅仅依靠《诚信考试承诺书》这种自律手段，效果非常有限。他呼吁要加强考试立法：严重的考试舞弊行为完全可以入罪。美国执法部门曾经逮捕过58名托福考试作弊的外国留学生，他们认为在托福考试中舞弊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武俊也表示，高考单纯靠纪律或规章制度进行规范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尽快建立《考试法》，用刚性的法律来铸造考试的公平”。

　　弊端之二：录取——北航丑闻显露冰山一角

　　一位广西考生今年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附加条件是必须交10万元，否则领不到录取通知书。这一公开索贿的丑闻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震撼。利用政策漏洞进行暗箱操作，违规招生，牟取暴利，也引发了人们对高考制度和教育界的信任危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一现象并非孤立，甚至可以说只是冰山一角。的确，北航丑闻还在沸沸扬扬，《华商报》又揭出了西安科技大学2万元换录取通知书的黑幕，西安财经学院也有学生举报收取3万元才肯录取第二志愿。一位经常采访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记者披露：高校往往在定向招生计划、使用机动指标降分录取、少数民族预科生指标分配、特长生招生、保送生资格选拔、补录等方面做些手脚，从中牟利。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认为，这种弊端主要来自于录取制度还不够公开以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得考生常常成为被“宰”的对象，学校招生有自主性的项目并不公开，例如调档的标准、特长生的“特长”很多都不公之于众，而学校的自我监督又无法应对一些自律不严的招生人员。因此，陶教授呼吁：只有信息公开与健全的社会监督机制才能有效遏制教育腐败。

　　弊端之三：掮客——招生骗子大行其道

　　今年高考刚刚结束，广西农村一位70岁的老者居然收到了某职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为何出现这样滑稽的事情？江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高考刚刚结束，又到了招生骗子漫天撒网的时候了！”原来所谓的录取通知书不过是招生骗子骗财的方式之一。每年高考结束到新生报到之间的三个月都是招生骗子们最活跃的时候，黑龙江省一位考生家长说：高招期间，学校周围的宾馆里住满了各种“校方代表”、“招生顾问”，其中大多都是高招“掮客”。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造假行骗。这一类大多是纯粹的骗子。他们利用了人们望子成龙的心理，骗术花样繁多。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不久前刚刚审理一起“伪造高考录取通知书案”，被告人就是利用假通知书和委托协议诈骗了78位家长的275万元。

　　社会办学违规招生。目前我国社会办学机构中很多都存在违规甚至非法招生问题。高招期间，江苏省教育厅职业与社会教育处几分钟就会接到一个投诉电话，基本都是投诉非法、违规招生的骗子行径。

　　专家指出，高招“掮客”的猖獗给神圣的招生录取工作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也使得社会办学机构的信誉一落千丈，必须引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加大执法力度，以法律的正义还招生工作一个“清白”。

　　弊端之四：收费——缺乏监督的黑洞有多大

　　今年8月，沈阳第四中学周娜的母亲面对着女儿录取通知书上近一万元的学费，无路可走，服下了近100粒安定药片自杀，而这已经不是第一例“学费杀人”的悲剧了。2002年，陕西省宝鸡市考生小丁的父亲，在儿子接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因为学费问题自杀,当时复旦大学的学费在每年5000元左右；2003年陕西省榆林市一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景艳梅，以533分的成绩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她的父亲也是因交不起一万多元的学费，在家中服毒自杀……这一幕幕惨剧让本该明媚的收获季节变得沉重起来。高额学费惊人。目前全国高校的平均收费水平在每年4000元到5000元之间。相比之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过585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过2210元。这就是说，两个农村居民的全年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要知道，这还不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其他花销。“乱收费”雪上加霜。一涨再涨的学费已经让人们苦不堪言，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更是雪上加霜。不久前在南昌召开的国家发改委价格检查监督工作会议披露，根据对20个省(区、市)初步统计，查出违法收费案件12634件，违法收费金额21亿多元。河北某大学2002年至2003年9月间超标收取学费613万多元，贵州一大学对外省籍学生多收54万多元。为了规避检查，有的学校收取现金后不给学生开出任何票据，有的让学生直接交存折、银行卡，有的由校友会、董事会、工程建设部门向学生收取。

　　专家分析乱收费的屡禁不止主要源自三个方面。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育经济学专家赖德胜指出，社会资源一般都向名牌和著名院校倾斜了，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普通院校为达到一些硬件要求纷纷举债搞建设，致使一部分学校负债累累，“只有通过兴办独立学院或是设立各种名目来解决资金问题。”

　　——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低。很多学校为了扩大规模，制定一些与自身条件和水平不相适宜的办学扩张计划。贷款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盲目扩大学校规模，超出自身能力搞基本建设，在建设中，资金的利用率极其低下，甚至被中饱私囊。

　　——学校收入被挤占或挪用。国家发改委在检查中发现，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截留、挤占学校收费收入。去年检查中发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教育部门对财政部门返还的学杂费，按30%的比例截留，对各校助学款按10%比例截留，挪作他用。教育界人士普遍认为，高考招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目前的高考招生工作，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