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高考改革同行征文-并非久远的往事

【“我与高考改革同行”征文河北001号】

并非久远的往事
——《我与高考改革同行》征文

李全柱

我是1966届高三毕业生，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上了大学，并有幸从事了教育统计测量与评价的研究，而这个方向恰恰与高考命题计分有密切联系，由此我与高考结下缘分。
我国的高考改革起始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只是恢复了文革前的模式。
高考改革涉及政策、体制、方法等各方面，而考试内容、命题计分方面的改革特别引我关注。
1977年，按照国家要求河北省自主命题，政治、数学、语文、理化或史地四张卷，每卷100分，共计400分。各省大同小异，试卷基本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传统方式。
    1978年开始使用国家统一试卷，科目简称文6理7，即除政治、语文、数学、外语，文科还考历史、地理，理科还考物理、化学、生物，计分不断变化，到1985年考试科目中的语文、数学满分为120分，政治、外语、历史、地理或物理、化学均100分，生物满分为50分。至此，文理科640分满分，农医类690分，这一模式持续了16年直到1993年。
    高考的改革起始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而这又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针对恢复高考几年后传统高考存在的问题，国家开始酝酿减少考试科目，高中毕业考试和大学招生考试分离的问题，同时也开始关注考试的科学性公平性问题。
1982年美籍华人教授来华讲授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受教育部委托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负责接待和组织。来自全国70多人听后不甚满意，殊不知这套理论很快就被有心人应用于中国的教学与考试设计中，也就是现在广泛应用的教育和考试的目标分类理论。我也第一次知道教育目标可以按照记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层次逐步提高要求。该理论也为如何科学设计试卷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1987年我一篇“题目难度预测”的论文被全国教育统计测量学会选中，并有幸经常了解国内外先进的考试理论和技术，诸如包含效度、信度、难度、区分度指标的标准化考试。也就是同一时间，还和省教科所的两位专家合作编写了《教育评价百问》等书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侧重评价方法部分内容的编写，目的在于普及相关理论。
1989年 国家教委提出逐步实现高考标准化的要求。
标准化考试，涉及许多环节，如命题、实施考试、评卷、报考分数、统计分析等都要做到标准化，而不单纯是命题的选择题形式。比如，不断增加试卷的长度和分值意在于提高试卷的信度，题太少偶然性太强，信度低。
1989年河北省首次在英语学科试行标准化考试。增加了客观题型，选择题型的答题卡的机器阅卷应运而生。到1994年，实行新的考试科目即“3+2方案”时，每种试卷都有一定比例的客观题，使用光电阅读器评卷。
    按照标准化的要求要用标准分报告考生成绩，起因于各科原始分数的平均分和标准差不同、分布不同、没有可加性。广东省率先使用，河北省感觉社会不易接受一直没有采用。但是，1991年河北省积极参加了国家组织的作文阅卷的“分项分等评分法”的试验”，获得了成功并取得了经验，克服了传统作文评卷主观性大、标准难以掌握的问题，该项成果在1992年11月第四届全国考试研讨会上获得国家教委考试中心颁发的二等奖（此类无一等奖）的嘉奖。自己当时无缘此项试验，但很赞赏获得的成绩。
    1992年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正式成立，我于年底从河北师大来到考试院参与会考的准备，并努力宣传科学的试卷设计理论，尽力应用于实践中，因此与高考改革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
按照国家教委要求河北省从1992年开始实行会考，为高考科目改革做准备。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准备工作很充分，使得后面的改革没有出现大的反复。
主管高考会考的副院长张德普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拓宽我国高中会考功能的思考与初步探索》一文在《中国考试》杂志1993年第4期刊出。文中强调“如何把握好会考与高考联系的‘度’，是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中的有意义的课题”，文章借鉴香港新加坡会考的经验，讲述了河北省出台的政策，包括会考全部合格作为高考报名资格以及艺术生、保送生的相关规定。
1994年河北省开始实行会考后的3+2高考，语文、数学、外语以及文科的历史、地理和理科的或物理、化学都是150分，750分满分，这一方案持续了8年直到2001年。
1997年高中会考交教育厅中考中心负责。我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负责编辑《河北招生考试报》，在宣传招生考试政策信息的同时又感受了3+2向3+X的高考科目改革。
    实行会考制度并没有对缓解高考压力产生明显的效果，还引发生物、地理学科的学者对取消科目高考的坚决反对。为推进素质教育，1999年教育部决定实施新一轮高考改革，试卷将依据中学教学大纲，但不拘泥于教学大纲，在考查学科能力的同时，注意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和学科知识渗透的能力。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重大突破。
    为探求综合能力的测试，1998年，教育部在河北等五省进行了“综合能力测试”，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一是为保送生增加测试开了先例，二是为后面推行的综合测试积累了经验。
2002年河北省开始实行3+X（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前三科各150分，综合试卷300分，满分750分。
3+X方案、河北省的3+综合方案，英语逐步增加了听力测试，综合试卷的设置重在考察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中学所学知识的能力。相比3+2方案，3+综合方案使学生的偏科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2001年11月考试专业委员会组织江苏、浙江、湖北、安徽、河北等地的专家经过几年的努力编写的《中小学素质教育考试的理论与方法》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肯定说“本书的出版，对于在考试工作中贯彻邓小平理论，宣传考试科学，克服考试中的不科学及滥用考试的现象，从而在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都会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2003年，为避开7月酷暑和极端天气，国家将高考提前到6月进行，恰逢遇到“非典”的干扰，从中央到地方团结协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高考圆满完成。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很多省考试独立命题，高考考场上出现了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河北省清楚自己的实力和水平，始终坚持使用国家命题的试卷，因为命题涉及太多的问题，承担着非同寻常的压力，若要保证年年稳定不出问题是相当困难的。近些年，有些自己命题的省份又返回使用国家试卷说明了我省决心的正确。
就在这一年我到招生考试研究会担任秘书长。从此每年高考后，我们都组织专家、一线教师、阅卷组长共同研讨当年的试卷和考生应答情况，对各方都很有帮助；还积极鼓励大家学习理论、科研探索，并把成果汇集交流、评审奖励，浓厚了科研气氛，促进了工作进展。自己《衡量高考改革要用三把尺》等文章也曾被《光明日报》刊登。
特别是2007年，我与众多参与改革的老领导和亲历者一起编写了《河北高考30年》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半年时间，50万字，400多幅图片，而有些资料，连省档案馆都没有。天气反常炎热，心也焦急，身体屡屡亮红灯险些顶不住。但是在院领导的强力支持和参编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约定时间成功出版。那年10月12日，是恢复高考文件颁发的30周年纪念日，我和大家看到样书都很兴奋。此时，我作为主撰稿人如同长跑到了终点，全身近乎瘫痪。领导坚持在编后话中写上 “从筹划资料搜集到撰稿、修改、联系出版耗费了大量精力。”
原国家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先生在序言中认定这是“第一部以省为单位总结高考30年历史的书”，因为其他省市大都是文件汇编加领导讲话。杨先生还强调了“其独到之处：既有纵观历史的高考大事记，又有围绕某项改革的专题叙述；既有全国改革的大背景，又有河北省自己的改革步伐；既有文字叙述，又有数据图表，还有图片资料；特别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实，为中国高考制度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佐证，为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研究教育统计测量评价开始，我陪同高考改革一直走到了退休。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还真不算很久远。
如今，又一个10年即将过去，新的改革将进入深水区。我们决不能否定前面的改革成果，因为她经历了上上下下几十年的探索实验；也不能止步不前，因为她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据悉，河北省自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全面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到2021年考试科目将是语数外和6选3组合，基本形成具有河北特色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衷心期待改革的成功！
同时希望能改进考试成绩报告的内容，不止限于各科分数，若能增加分项报告一定会受到考生们的欢迎。

                    （作者退休前系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