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位老师

　　再过几天，就是我们杨裕生老师遇难两周年的忌辰了。先生是在退休后的一个早晨外出散步，在武昌大东门附近的铁路上，不幸遇车祸身亡，终年七十五岁。噩耗传来时，我正忙于教学工作，未能赴武汉与先生的遗体告别，只有电请同学代我们夫妇送去一个花圈，以资祭奠。两年来，总是耿耿于怀，心中愧歉难安，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先生的种种教诲，常常萦绕心头，我早想写点关于先生教学风范，关爱学生的点点滴滴，以寄托我绵绵不尽的哀思。

　　杨裕生先生是我们夫妇四十年前的高中物理课老师，是高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教了我们三年物理课。既不是什么名人，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只是华师大一附中老一辈的教师中的一员。他体态修长，头发平顺，戴一付度数极深的近视眼镜，常年穿一套半旧但笔挺的中山装，温文尔雅，说话不急不慢，平易近人。

　　在我记忆中，进入高中的第一次集体活动是参加学校的元旦文艺演出，我们班颇具文艺天才的李熙和（现在汉阳文化馆工作）等同学以《红岩》中的英雄人物许云峰为素材，改编成话剧《在烈火中永生》，由孙旭同学担任主演，一部分同学参加演出排练，另一部分同学群策群力；有的借道具，有的借服装，有的借灯光设备…….各负其责，热火朝天。杨老师从外单位借来当时还极难看到的大型录放机。我的任务是和彭力平、樊正义同学负责舞台上的灯光调控。那时我们根本不懂线路的安装，全靠先生手把手地教会我们接线，安装开关，变压器等。结果演出大为成功，被评为一等奖，赢得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通过这次活动，Ji发了同学学习物理的兴趣。

　　杨老师讲课，最大的特点是用实验引入新课，每节课都通过演示得到定理的结论，然后一边讲述，一边在黑板上板书相关内容…….

　　有实践、有理论、有解释、有重点、深入浅出，详尽易懂，便于记忆。

　　先生知识渊博，有条不紊地讲述，赢得同学发自内心的爱戴。先生还特别注意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他的另一个办公室设在离教学楼不远的校办工厂内，走进先生的办公室，就看到电阻、电容、漆包线、变压器、电线、喇叭、车床、刨床、各种电器修理工具以及各类待修电器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同学随时可到那里进行操作和实验。学校的老电工一提起杨老师，就佩服地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的杨老师，真是不简单，我远不如他！”在高一下学期，全班很多同学已经能自己动手安装矿石收音机了。到高中二年级，部分同学已学会安装五管、六管（电子管）收音机了。那时，大部分同学家庭都很贫困，每月仅八元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同学节衣缩食，在废旧回收站选购一些能装收音机的零部件。记得在高二年级时，我在胭脂路的废品回收站用一元五角买得一个扩音机的外壳和部分零件，在杨老师的指导下，和彭力平同学的协助下，用每月添置一点零件的办法，终于装好了一台六灯的交流收音机。1964年春节前夕，我携机回到故乡，全家老老少少团团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使沉寂的家庭，增添了不少节日的喜庆气氛。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诬为收发报机，而予以没收。我在中学时代的一点小小的纪念品，也就有去无回了。

　　高中毕业后，我们虽然无缘从事物理专业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在家庭生活中，无论是安灯、走线，还是一些家用电器的小毛病，都能自己动手整修。这全得益于当年杨老师教诲之力也。

　　先生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不易的是对学生生活的关心和思想的关爱。在那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六十年代，学生生活是艰苦的。那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华师大一附中是省重点高中，每月有三十六斤粮食的供应，但由于缺少副食品，佐餐中缺少荤油，学生每天上顿不接下顿，无不饥肠辘辘。每天早餐，全班四十多人，一桶稀饭，八人一桌，一碟腐乳四小快…….吃到最后的总是几个男生，并不是他们吃得慢，其实是等大家吃完后，刮去桶底残留的稀饭，也许能得到半勺或一勺稀粥，这是我们极大的满足了。当时，杨老师家住在学校，家中有杨师母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先生家的粮食状况紧张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每逢星期天中午，或晚上，杨老师常在他的校办工厂的办公室里煮上一锅稀饭，叫我们几个外地住校生到他那儿加餐。在那个年代，先生为学生解衣推食的人格，使我终身难忘。

　　1965年高考，由于贯彻“阶级路线”，班上五类分子子女或亲友中有问题的子女，大都名落孙山。我们选择了离开武汉，到边疆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临行与老师告别，老师并无送别的豪言壮语，只是像慈父般的叮嘱我们：“新疆天气寒冷，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早晚注意添加衣服，作好吃苦的准备…….”进疆后，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劳动，零下三十度还在田间劳作，干着沉重的工作，给老师的信中免不了抱怨几句，给我记忆最深的是老师复信中引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密密麻麻写了四页纸，鼓励我们尽快适应环境，克服困难。多年来，每当我处境坎坷之际，老师的谆谆教诲，警醒于耳际，使我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我在1980年南归之后，境况一直不顺，先是为取得文凭读书，后是拉扯孩子，几个老人先后病去，生活十分窘迫。每年只在电、信中问候先生。待到1997年情况有所好转，想接老师来宜昌小住，看看三峡大坝及其周边风光，老师总以眼睛不好、行动不便相推辞，我想大约是老师不愿给我们增添任何负担，惟恐我们破费的缘故。前年，我们已决心用车去接他老人家来宜昌，不料老师因车祸身亡，让我们抱憾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