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模式

　　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大致涉及到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教育的功能；第二，关于教育的分工；第三，关于教育的投入或经费的来源。

　　关于教育的功能

　　总结一下古今中外的教育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大致具有以下这些功能：第一，帮助社会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观；第二，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第三，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

　　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人类是坚定的自利者，人们永远会以一种自我中心的方式来行使他们所拥有的每一种权利和自由，以至于对于理性社会进步和公共行动的预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自利当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动机，没有它，我们许多的社会经济活动就会失去动力。但是，我们同时必须看到，人们的许多行动反映了非常明显的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而教育在唤起人们的理性思考和正义的思想，从而加速社会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的行程中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张扬个人自由，而且更加需要通过发展教育来加速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

　　教育的第二个非常基本的功能就是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人们经常把贫困与低收入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没有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低收入只是贫困的表现，并不是贫困的原因，贫困的真正原因就在于人们可行能力过于低下，而造成人们可行能力过于低下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以下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一是受教育水平过低；二是健康不良；三是由于受到过多的管制而导致行动不自由。由此可见，反贫困的成功措施不可能是收入再分配或者如同目前中国大量采取的扶贫政策，反贫困的正确策略首先应当是通过发展教育来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所以，更好的教育与健康、以及更加自由的进入市场的权利，是解决贫困的基本方法。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将会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而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供给数量、提高社会人力资本的质量的功能就只有教育才能承担。简单地讲，人力资本就是可以在生产中作为“资本”来运用的人类素质，而人力资本的增长通常表现为人们在商品生产中效率的提高，这不仅可以增加拥有人力资本的当事人的收入，而且也可以增加整个经济体的财富。

　　从教育的上述三个最基本的功能来看，教育对社会与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是任何其他部门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因此，教育绝对是战略性的部门，而且还属于制高点部门，因而也就是一个必须由政府大量参与的部门。

　　关于教育的分工

　　由于教育同时承担着多项功能，因此，它就需要教育系统的内部分工来完成以上这些既有联系、但是又有区别的功能。

　　一般说来，普通教育是弘扬社会价值观、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的，而专业技术教育则是提高人们的人力资本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教育分工，与此相反，我们整个教育系统几乎都走上了应试教育的歧路，结果，教育没有能够有效地实现它弘扬社会价值观、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和增加个人与社会人力资本的功能，反倒成了一种淘汰机制，把那些所谓“没有能力”（包括金钱能力）的、不是“好学上进”的青少年排除在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之外。教育的功能正在变异为识别人们的身份而不是教育本身，一部分中小学校老师正在变异为私塾先生而不是崇高的教育者。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应当极其惭愧才对，因为我们今天对教育和对人的能力差别的认识甚至还不如生活在200多年以前的亚当·斯密。斯密对教育和学习的力量具有特别强的信念，在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关于“天生的”与“后天培养的”作用的争论中，斯密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后天培养”论者，他的这种坚强的信念来之于他对人类能力可以改善的坚定信心。斯密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天生才能上的差别，在现实中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小得多。例如，一个哲学家与一个普通的街头看门人，其间的差别更多来自习性、惯例和教育，而不是天生。当他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在生命最初的六到八年，他们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父母和游戏伙伴都不会意识到有任何显著的区别。

　　从斯密所竭力主张的“后天培养”论中我们应当得到怎样的启示呢？那就是重新确立教育部门改善人的能力的功能，并且通过教育体系内部的合理分工来使教育原本具有的弘扬社会价值观、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和增加个人与社会人力资本的功能得到张扬。具体地讲，就是由高等以下的普通教育部门为主来承担弘扬社会价值和提高人们可行能力的功能，而由中等以上的技术教育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为主来承担增加个人与社会的人力资本的功能。

　　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与配置方法

　　由于教育承担的功能是社会性的，再加上教育所存在的巨大的溢出效应，即教育所产生的收益不仅可以为受教育者所得，而且整个社会也会因为教育的发展而得到好处，这些好处可以包括：更好的公民、更具有创造性和生产效率的劳动者以及更加理性的社会。因此，教育不仅是受教育者个人的事，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的事。这意味着教育的费用不仅应当由受教育者个人来承担，而且也应当同时由政府来承担。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产力竞争更是要求政府把教育部门确定为首要的战略发展部门，通过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放松政府对教育部门的管制、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政策，从民间和国际社会获取更多的教育发展所需的资金。当然，在做这样的改革时，我们必须制定若干原则，以防止民间和国际资金进入中国的教育部门时，对教育系统的社会功能造成冲击。首先，不管是民间资金，还是国际资金都不准进入九年制义务教育部门，以防义务教育蜕变为有偿教育；第二，进行必要的资质评估，以便让更多的教育家来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而不是让投资者进入教育部门来扰乱正常的教育秩序；第三，政府只对办学方向等重大问题进行干预，而不对学校的管理进行干预。

　　至于教育经费的配置，则可按照以下的原则来操作：政府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对重要的国立大学予以必要的支持；鼓励民间投资和国际资金投向增加人力资本的专业教育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九年制义务教育应当是免费的和无偿的，但是受教育者在接受专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时，则应当适当付费，即这后两种教育应当是有偿的。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第一，九年制义务教育可以确保全体国民的可行能力和统一的社会价值观；第二，有偿的专业技术教育、特别是有偿的高等教育可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从根本上打破应试教育的瓶颈，让中国的教育最终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