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高考一分为二深层变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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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26
然更为明显。中国自古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观念投射到教育领域,则是读研究型大学、综合大学比读技术类院校更具优越感。今天,尽管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高级技工高薪难求的现象,但这种薪酬上的“补涨”、供求上的短缺,并未与社会心态、教育理念的转变及时对接:一方面,高薪技工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技术型人才仍然处于劳动力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即便是高薪技工,与名牌综合性大学的管理类、研究类人才相比,仍然面临在企业内上升空间有限、社会坐标偏低的困局。
这种不平衡的矫正,必将是一个众多因素综合发酵的漫长过程,绝不可能仅靠教育模式的变革单兵突进,而必须多管齐下,政府、社会、家庭均应积极顺应、有所作为。比如,政府人力资源部门在职业晋升通道上,应对技术型人才敞开公平的大门;社会也应及时顺应这种大势,比如广东卫视推出的“技行天下”节目,“为劳动选秀”,获得高度评价;此外,家长也宜更新观念,灵活选择孩子未来的职业道路。
其二,在更合理地引导学生分流的同时,如何避免出现新的一“分”定终身?毕竟对于很多初中的孩子而言,未来还太模糊、社会还太遥远,学习成绩的“好坏”也可能只是暂时现象。必须允许他们选择错了,还能有“后悔权”、“反悔期”,更能有“回头路”。必须在两条路径之间设计一些低门槛的交叉线、汇合点或者“便桥”,让奔走在它们上面的年轻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变化,及时调整职业方向,而不至于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让一项有着深远政策善意的改革,在一些时候变相成为阻碍寒门学子向上层流动的玻璃门。这对避免新的社会分工的不公,至关重要。
其三,回归“技术类”院校,对一些学校可能意味着“被降格”,对那些潜在的自认“被降格”的院校,怎么做通思想工作?在扶持、打造这些“地方名片”上苦心孤诣、投入不菲的地方政府又该如何做通思想工作?在一些学校和所在地方看来,好容易“升”上来、成了研究型大学,又要“降”回去,肯定百般不愿、千般扭捏。对此,恐怕亦需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政策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