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

一、柯勒律治是位怎样的作家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年），英国诗人和评论家，柯勒律治生于德文郡，是一位农村牧师的小儿子，九岁时父亲去世。

1791年，柯勒律治入读剑桥大学，他在那里过得并不开心，两年后参军入伍。然而他很快就被部队勒令退伍，又回到了剑桥大学。

1794年，他遇到了罗伯特骚塞，他们俩计划在美国的萨斯奎哈纳河畔建一个理想社会，并且写了一部关于罗伯斯庇尔和法国革命的剧作。到了1797年夏，柯勒律治与威廉华兹华斯及其妹妹多萝西成了亲密的朋友。

柯勒律治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他的那些重要诗作。 《古舟子咏》发表在《抒情歌谣集》（1798年）中，该卷诗集主要由华兹华斯撰写。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柯勒律治创作了他未完成的诗作《克里斯特贝尔》的第一部分、梦境般的片段《忽必烈汗》以及其他一些次要的诗作。 柯勒律治的名著《古舟子咏》是一首令人难以忘怀的音乐叙事诗，该诗简洁的结构和朴素的语言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生动的罪与赎罪的故事。

在这首诗中，一位古代水手讲述了他在一次航海中故意杀死一只信天翁的故事（水手们认为它是象征好运的一种鸟）。这个水手经受了无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后，才逐渐明白“人、鸟和兽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存在着超自然的联系。

这首诗有许多超自然的人物和事件，充满激昂的语调，男主人公自我纠缠，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标志。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柯勒律治在诗歌和评论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

他认为莎士比亚是旷世奇才，并得到广泛认可。一生致力于把伊曼纽尔康德以及其他德国哲学家的理论介绍给英国读者。

、《忽必烈汗》与诗人的“彼岸世界”

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极言皇家宫苑之气派，是为汉武帝歌功颂德，其中不免有谄媚之嫌；班固作《两都赋》、张衡作《二京赋》都是通过皇城的宏伟华丽，盛赞皇帝励精图治，帝业千秋百代。而唐代杜牧作《阿房宫赋》，是借秦始皇的阿房宫，以秦朝的滥用民力、奢逸亡国为戒，讽谏当时的统治者的。柯勒律治既不会像司马相如那样，以诗献媚；也不会像班固和张衡那样盛赞一个相隔几个世纪的古代东方君主；更不会用《忽必烈汗》来讽谏当时英国的统治者。诗人“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10]而成的诗作真实用意何在呢？这样的疑问把我们的眼光带到诗人写作该诗的大时代背景中。

17-18世纪的欧洲，正是革命不断，各种新的思想迭起的时代。英国开始于1689年的工业革命，除了带动生产力提高前所未有的水平，还引发了一系列试图改变生产关系的大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柯勒律治就出生和成长于这样的一个年代。1791年，诗人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这段时间的柯勒律治满怀着诗人的抱负，十分同情法国大革命。他甚至与几个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计划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邦”。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诗人对政治逐渐失望了，他的热情退却了。“他的大同世界——乌托邦的希望在1795年底彻底幻灭了”[11]。诗人不能像思想进步、直面人生的大诗人拜伦和雪莱那样积极地面对生活，只能远离政治现实，利用荒诞、神秘的传奇诗来满足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追求。[12]这一时期，柯勒律治的兴趣集中在写诗和旅行上。[13]诗人正是这一时期写下了《忽必烈汗》一诗。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艺术追求幻化成远在东方的古代君主隽丽的都城：那膏腴之地，那苑囿鲜妍，川涧蜿蜒，鲜花盛开，幽林苍郁的皇家园林就是诗人心目中人人平等的“大同邦”。

柯勒律治曾经把18世纪德国古典唯心论的创始人康德的哲学思想介绍到英国，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也受到了康德关于不可感知的“彼岸世界”思想的极大影响。

忽必烈汗建立的大一统的世纪帝国，正是诗人心中那个不可感知的“彼岸世界”。常人只看到忽必烈的铁骑之于欧洲，而实际上他的威名和他的铁骑带到欧洲的东方文化也种在了柯勒律治这个英伦诗人的心田之中。忽必烈汗建立的大一统的世纪帝国，正是诗人心中那个不可感知的“彼岸世界”。尽管不可感知，但它是仍使诗人心中的“桃花源”，令人无限神往。诗人心中东方的“彼岸世界”——美伦美奂的上都中，“苑囿鲜妍”、清山秀水，“阿比西尼亚女郎”在圣河边手执扬琴。诗人透过忽必烈汗的宫殿，透过煊赫一时的大蒙古帝国，勾勒的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东方世界的景观，甚至使人对东方产生了“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向往之情。诗人曾经破灭的政治抱负和他对东方“彼岸世界”的“大同邦”的无限向往在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是诗人创作《忽必烈汗》这首看似神秘莫测的传奇诗的真正用意。诗人通过《忽必烈汗》这首诗表达的对东方的神往之情并非“一己之私”，也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东方的普遍情绪。

十四世纪下半叶初期，蒙古帝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事件引发的后果之一是欧洲人与蒙古以及中央亚保持了两个多世纪之久的所有联系中断了，以后便完全停止了。[14]而到了十六世纪，欧洲在长达近两个世纪里和东方世界完全失去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与东方世界建立关系的心愿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压过了恐惧和敌意。[15]正是此时，柯勒律治摈弃了对东方的不解和西方人对东方惯有的鄙夷和恐惧，而是带着对东方的强烈渴望，以非凡的理解力，将现实生活与自然景观自然结合，而移入幻想的境域。这种移情入景的幻想，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一种对于前所未见的、足以使醒者醉、醉者醒的美丽但求一见的冲动。而《忽必烈汗》就像一双灵巧的手，打开了封闭了两个多世纪的阻隔在东西方之间的大门，把西方人的“彼岸世界”——东方世界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使以诗人为代表的所有对东方心存向往的西方人，通过《忽必烈汗》这首诗将这种非凡的冲动宣泄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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