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退化土地综合生态系统管理

当今世界，以荒漠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土地退化，已经成为危及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生态问题。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西部地区，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土地退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因此，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中国西部地区探索土地退化防治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新途径，是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成因与防治现状

    1.土地退化成因
    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历史上的西部地区曾经是水草丰美、森林茂密的地方，从众多的地名可以得到验证。如，呼和浩特是蒙古语“青色的城市”，包头是“有鹿的地方”，乌鲁木齐是“美丽的牧场”，罗布泊为“汇入多水之湖”。但由于自然环境变迁，特别是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破坏了原生植被，我国西部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退化。可以认为，近几十年来，不合理的人为活动Ji发和加速了退化的进程，成为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是“五滥”——滥垦、滥伐、滥牧、滥采、滥用水资源。
    深究土地退化的人为因素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急剧增加。我国一些荒漠绿洲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而联合国提出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口密度不应超过每平方公里7人和20人；二是政策误导和决策失误。50—70年代末，我国出现4次大的农业开发，仅草原开垦就达2亿亩，其中1亿多亩被撂荒成为沙地；三是草原管理制度滞后，超载严重，实际载畜量比草场理论载畜量超一倍以上；四是经济利益驱动，滥挖发菜、虫草、干草，破坏植被；五是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落后，水资源无序利用，农业生产广种薄收。
    土地退化与荒漠化给我国的工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极大地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2.防治现状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沙区人民和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我国荒漠化和沙化防治取得了明显成效。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表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荒漠化和沙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破坏大于治理”的状况转变为“治理与破坏相持”，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全国土地沙化面积由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每年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每年减少1283平方公里。全国荒漠化面积比1999年减少37924平方公里，年均减少7585平方公里。内蒙古、新疆等16个省区的荒漠化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当前防治工作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一是治理形成的植被刚处于恢复阶段，一年生草本植物比例较大，植物群落稳定性差；二是沙区自然破坏力很大，特别是水资源匮乏，生态极度脆弱，植物在这里生长成活十分困难，如果管理稍不到位，就有可能导致植被的衰败死亡，致使前功尽弃；三是防治任务非常艰巨。全国现有的174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中，有50多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具备治理条件，如果按现有的治理速度，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治理。同时，全国还有近32 万平方公里的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退化土地，如果利用不当，极易成为新的沙化土地；四是导致荒漠化和沙化扩展的各种主要人为因素没有根本消除。滥放牧、滥开垦等行为在部分地区仍程度不同地存在；五是不利的气候因素，特别是干旱对加速荒漠化和土地沙化的影响亦不可低估。
    面对依然十分严峻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形势，我们决不能懈怠。必须适应国际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与方法，走出一条防治我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的新路。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与方法

    1.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与特点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最早是在1995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四届成员国大会一个专家组会议上提出的，2000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第五届成员国大会上论证通过，全球环境基金（GEF）将其作为一个新的业务规划予以实施。
    作为一种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方法，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原理仔细巧妙地应用到对生态系统的管理之中，以产生、修复和长期保持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和期望状态。其主要目的是创立一种跨越部门、行业或区域的综合管理框架。它要求在制定国家土地退化防治规划的时候，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上去综合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联系，将跨部门参与方式运用到自然资源管理的计划和实施中去，探索优化资源和资金配置、创新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进而从根本上防治土地退化的新途径。
    概括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我们可以将其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生态、经济、社会全面综合考虑。注重运用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综合考虑生态、社会、经济、法律和政策多方面因素，从生态系统整体上考虑其功能和生产力，系统地分析生态系统内部和外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寻求一种综合效益最佳的发展模式，推进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二是系统性：跨部门、跨区域、多主体参与的系统管理。不局限于单一的土地类型、保护区域、政治或行政单位，涵盖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将经济和社会因素有效整合到管理目标中。
    三是持续性：照顾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避免“竭泽而渔、毁林而猎”的短期行为，遵循长短结合的方针，从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综合地权衡各种生态系统的功能、优势资源和生产能力，有效地、可持续地利用其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效益。
    四是科学性：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注意保持其生产潜力，在生态系统功能的极限内进行管理，措施力求科学和谨慎。一些物种陷入受威胁状态要通过保护来恢复，但种群增长过量也必须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否则对整个生态系统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