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写国榷想到的谚语是

1.谈迁写《国榷》的故事

谈迁（1594~1658）。

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

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

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

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 ·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

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

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

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

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

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

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

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

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

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

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

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

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

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

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

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

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

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

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

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入睡了，只有钱塘江还在响着震耳的涛声。

老秀才谈迁觉得周身不适，只好一改平日夜读的习惯，倒在床上昏然入睡了。他哪里想到，此时小偷正躲在屋外枣林里，等待时机呢。

谈迁家徒四壁，小偷抱起床头的箱子。三步两步钻进枣林，无影无踪了。

小偷偷走的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老秀才二十几年的心血——《国榷》的手稿。 当谈迁发现他的书稿被窃，顿时觉得世界在他面前倒塌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哭着：“噫！吾力殚矣！” 打击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惨重。

老秀才两眼死盯着放过书箱的地方，二十几年写书的甘苦，一齐涌上心头…… 谈迁二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守孝在家，对着孤灯伏案苦读。

为着他嗜书如命，人们都笑他有书癣。有时替人家办事，东家送他一部书，他会高兴得不得了。

他博览群书，那怕是坏书世要读上一遍。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特别是有关明朝的史事。

守孝期间也读到一部陈建著的《皇明通纪》，觉得写的实在太差，史事错讹，见解肤浅，哪算得“通纪”？就是《明朝实录》，也颇多不实之处，多是几经删节，窜改，黑白颠例，是非混淆；隐去了历史真相，哪里是“实录”？所以他下定决心，自己动手，编出一部信实可靠的国史，留给后世。 一个家境清贫、仅靠为人作记室来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想编修一部明代编年史，又谈何容易！首先碰到的是史料的匮乏，当时象实录一类的书还是手抄本，多藏在豪门士绅之家。

谈迁必须托人情.走后门，才能借阅或允许抄录。有时事先讲好了的，可是早上去了等到晚上也见不到主人的面，只得扫兴而归。

偶尔借到了珍本，人家不让带走，他只好从袋子里掏出纸笔，就在人家书房里抄起来，东家的白眼也只能装作没有看见了。 除了借书、抄书，谈迁还到处寻访古迹轶闻，每有所得就记在纸上。

日积月累，案头上的稿子越积越厚，终于在1626年3月，经过他的精心编次，一部一百卷的《国榷》初稿完成了。他在自序中高兴地写道：“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

间窥诸家编年，于伪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性。”但是，谈迁并没有在成就面前止步，他以一个史家严肃的态度，不断对书稿进行反复修改增补。

听说哪里有新的材料，便背上行李、雨伞、干粮，去抄录，即便是步行百里也在所不辞。特别是明亡之后，他怀着对故国的思念，以一个爱国遗民的感情，来收集补述崇祯、弘光两朝的史实，终于求得了先朝历史的完整。

全书前后修改了六次。尽管谈迁没有钱将它刊刻问世，但是这部手稿凝聚了二十多年的血汗，得来是多么不易啊！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它竟然不 翼而飞，怎能不让他呼天喊地，痛不欲生呢？ 谈迁是个坚强的人，他大哭一场之后，擦干了眼泪说：“吾手尚在，宁已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从零开始，又千起来了。

他以《实录》为基础，找来不同的本子作参考。尽管年纪大了，已非当年那样精力充沛，但他仍然是不避酷暑严寒，风尘仆仆奔走于嘉善，归安、吴兴.钱塘之间，为夺回他失去的《国榷》奋斗着。

有志者，事竟成。又过了几年，在他六十岁那年，一部新的《国榷》又写成了。

使谈迁觉得不足的是崇祯一朝史事，没有实录，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毕竟不失可靠。如果能到北京找些当事人核对一下就好了。

去北京，又谈何容易？光是路费和食宿之资就无从筹划，只能想想而已。也是天从人愿，恰好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

谈迁虽然年事已高，还是满口答应下来，带上书稿就同朱之锡北上进京了。 到了北京，谈迁除了替朱之锡作些文字工作之外，就是为他的《国榷》收集材料，一有时间，就去寻书访人、探寻遗迹，脚磨起了泡，走迷了路，依旧兴致勃勃，简直象中了魔，不知困难、疲劳为何物。

前朝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的门客，他几乎遍访无遣，就连当年祟祯邸报也借到了手，取得了核对书稿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东家朱之锡说他“踵副其目，腕酬其踵”，谈迁真是充分调动了脚、眼、手的积极性。

脚顺着眼睛奔跑，手又忙着记录所见所闻，其辛苦可想而知。他这个南方人，在沙尘四起、人多如蚁的北京，生活很不习惯。

地位的卑微又加不善交际，给他带来无限的苦恼。致使他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摧残，但是他真正做到了贫而无怨，泰然处之，并且最终从收集到的丰富史料中得到了欣慰的补偿。

《国榷》这部书稿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自发，犹事数行书。”

这便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1656年2月，六十多岁的谈迁，回到家乡。

大约第二年就去世了。《国榷》一书由于清初统治者压制民族反抗运动，大兴文字狱，一直不能公开刊印，很少有人知道。

直到解放后，1958年12月，才第一次排印出版。历史学家谈迁一生的治学艰辛才得到人民的尊敬。

《国榷》作为明代信史也才得以传世。

对待挫折，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挫折是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之渊。”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由此观之，那些“倜傥非常之人”不正是在挫折面前勇往直前、愈挫愈勇的人吗？

数学家华罗庚曾说：“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的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才能登上高峰觅得仙草；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贝多芬一生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然而他没有向命运屈服，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把我完全压倒！”

行不？这样的名言很多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要符合要求就行了.希望对你有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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