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青年节演讲稿(2)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国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国早就独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 会侵略中国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国 处于转折关头，中国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 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 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您可以访问第一范文网（www.网址未加载）查看更多与本文《5月4日青年节演讲稿》相关的文章。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 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样的一群。
　　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国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国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国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 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转载自第一范文网http://www.网址未加载，请保留此标记。）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 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国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国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 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国引上歧途——因为中国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