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权先进事迹材料(2)

1991年7月，刘义权听说粟裕同志秘书处存有重要档案资料，就登门拜访，向他介绍解放军档案馆的保管条件，诚恳地说：“放心交给我们吧，今后要用档案，随用随调。”秘书被刘义权的执著精神深深打动，把粟裕大将2100多份文件资料、录音磁带和珍贵照片交给解放军档案馆，使得粟裕大将个人全宗成为馆藏最为完整的高级将领个人档案之一。

当国家重点图书《红军将帅手迹选》编辑人员调阅、甄别、筛选粟裕大将档案资料时，看到如此珍稀完整的档案卷宗，深为解放军档案馆的丰富收藏所折服。《红军将帅手迹选》最后收录有红军经历的78位将帅珍贵手迹380余幅，选用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档案200余件，其中有50余件是刘义权直接征集进馆的。
您可以访问第一范文网（www.网址未加载）查看更多与本文《刘义权先进事迹材料》相关的文章。刘义权对革命先烈无限敬仰，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收集、保护各地革命烈士的档案资料，以此作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的重要方式。现在，解放军档案馆保管的大量革命烈士档案，许多是经刘义权之手收集的，这些档案查证了数万名革命烈士和失踪人员的下落，并在有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山铺战役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次著名战役，取得了重要战果，战斗中我军也牺牲了数百人。1989年，有关地方政府筹建该战役烈士陵园，急需革命烈士的档案资料，派专人到解放军档案馆求助。刘义权从当年在安徽、河南等地征集的档案中找出20多份重要资料，包括高山铺战斗详报、烈士名册等。这些档案详细记载了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以及牺牲的时间和地点，在烈士陵园陈列布展、树立烈士墓碑等方面，都成了基本依据。

1996年，为纪念竹园铺战斗胜利50周年，四川某地政府准备修建战斗胜利纪念碑、纪念馆，刘义权和同事们从四川等地征集40多件档案，发挥了重要作用。纪念碑建成后，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亲笔题写了“成都战役28师竹园铺战斗胜利纪念碑”碑名。

研究我军发展壮大的革命历史不仅需要我军丰富的档案史料，还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刘义权对有关国共合作、国民党起义将领等相关档案也很重视。

1999年，刘义权经多方查证得知四川某单位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的重要档案，这部分档案在解放军档案馆馆藏中存量较少。为将这些珍贵档案征集进馆，填补空白，刘义权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到曾任总政群工部部长的邓先群同志，恳请帮助。邓先群同志看他对工作这样执著热（转载自第一范文网http://www.网址未加载，请保留此标记。）心，随即写了一封信。刘义权带着信马上到四川省找该单位领导，商谈征集事宜。

1990年8月，刘义权经多方调查了解，得知陕西秦岭山区藏有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方面的珍贵档案。当时，他患严重的胃病和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到医院检查没等检查结果出来就出发了。当地交通不便，不通汽车，刘义权和同事冒雨徒步走了10多公里，趟过齐腰深的嘉陵江支流，才到达征集地。经过反复做工作，对方答应移交800多件原件，同时提供3000多件复印件。由于复印设备落后，原定计划一个月的工作量，干了两个多月，最终满载而归。

熟悉刘义权的同事都说：“老刘见到革命历史档案就像见到稀世珍宝，恨不得全部划拉到档案馆来，那种工作劲头让人不能不敬佩、不感动！”

刘义权在工作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做好档案收集工作，必须从制度上探索加强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有效办法。针对军队档案系统移交、接收档案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大，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问题，刘义权刻苦钻研档案理论和法规制度，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主笔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接收文书档案细则》，内容涵盖档案接收工作各个方面，共有15个方面的标准和7个附件、13个附表，于1994年以总参办公厅名义下发。这是我军系统规范军队文书档案移交、接收工作的法规性文件之一，对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