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曹操

更新时间:2010/10/28

关于曹操,人们似乎已经无话可说--平定北方之赫赫武功、唯才是举之开明措施、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机变权谋、引一代风尚之粲然文采,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无不有所建树。作为古代官员,他位极人臣;作为历史人物,更是堪称绝对的偶像派,时至今日,仍然拥有众多FANS。不可否认,曹操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物,他的魅力从表层上讲在于他的强势--实为三国时代最重要之角色。面对历史的垂青,后世往往无可奈何,然则爱慕强者之心却总是人皆有之。

与强势相伴,曹操又是复杂的,而这一点才是其魅力之根源所在。曹操的复杂,举世公认,纵使罗贯中笔力强健,力图塑造一个Jian相曹孟德,却仍然无法摆脱人物本身的神秘色彩,永为街巷间所津津乐道。撇开演义不谈,历史上曹操其言其行,在今天看来,同样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公开发表了一篇《十二月己亥令》(后世命名为《让县自明本志令》),文章回顾了他自入仕途以来的主要经历,再三解释自己并无代汉之心,同时他又表示绝对不会放弃权力,为什么?"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应该算是曹操的自传,文章写得坦白直率,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当权者"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与寂寥。文中最吸引我的是这样一段话:"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多么可爱,好似小女孩整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做艺人、当明星,仅凭这段憨态可掬的文字,我很难将其与乱世Jian雄联系在一起,或许称之为"有志青年"更加合适吧。其实综观曹操初入仕途时的表现,如不畏强暴、厉行法治等等,可以说他的确是一个企图改善吏治并有所作为的人,"有志青年"的称号他完全承担得起。不仅如此,早期的曹操在涉及社稷民生等方面还颇有忧国忧民之情怀,有诗(《蒿里行》)为证: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初平元年(190年)春,函谷关以东诸州郡推举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然而诸股势力虽名为勤王,实则各怀私心,踌躇观望,甚至互相火并。曹操于建安三年(198年)感怀时事,写下此诗。明代文学家钟惺赞之为"汉末实录"。其中结尾四句最为动人,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无所谓"民间疾苦",无所谓"水深火热",有的只是千里荒芜、累累白骨。而站在那里慨叹这满目疮痍的曹操,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将他看作一名军人或者官吏,他更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传统文人。

如果曹操真的就这样中规中矩地走下去,也许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从政者。可偏偏曹操是不甘如此的。让我们再把时间推回去。在关东诸军貌合神离的情势下,曹操决定去扬州募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拨给曹操四千余人,回来经龙亢时,士卒多有叛逃,只剩下千余人,屯于河内。初平二年(191年),曹操"击白绕于濮阳,破之"(《三国志·武帝纪》)。初平三年(192年),曹操打败了来袭的农民军,"又击匈奴於夫罗於内黄,皆大破之" (《三国志·武帝纪》)。当年夏天,青州黄巾号称百万,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领兖州牧。操"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三国志·武帝纪》)。至此,曹操势力已经初具雏形,开始了他在兖州的发迹史。然而正当曹操志得意满之际,第二年(193年)却发生了一件对于他来说足以痛彻肺腑的祸事--曹操之父曹嵩举家迁往兖州,途经泰山郡,遭到徐州牧陶谦属下将士抢劫,嵩遇害。让我们试着去体会曹操当时的心情:做儿子的有出息了,想接老爹爹到身边来享享清福,可谁能想到这飞来横祸,以至爹爹竟死于非命。于是曹操以报父仇为名,大兴挞伐之师,"下十馀城,谦守城不敢出"。(《三国志·武帝纪》)。可是接下来曹操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我大跌眼镜:"兴平元年春,……复征陶谦,……所过多所残戮" (《三国志·武帝纪》),"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堡,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依谦者皆歼"(《后汉书·陶谦传》)。毫无疑问,这是屠城。

我不禁要问:何以那个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那个感慨生灵涂炭的传统文人,竟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并充满矛盾的事实。我不相信屠杀无辜人民纯粹出于为父报仇,以曹操之雄才明略,不会冲动到如此疯狂的地步。那么是其封建军阀嗜杀本性之暴露?或是经历多年血雨腥风而令其麻木不仁?或是为了达到震慑对手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还是多种因素兼而有之?我无从知晓。或许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卓越的军事家,天才的领导者,有着感伤情怀的文人,同时又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屠夫!

有鉴于此,我对于称曹操为杰出政治家之类的评价从不认同。凡政治家之所为,其落脚点无非四个字--为国为民,若脱离此一根本,至多一政客耳。而曹操行屠城之暴,又置人民于何地呢?在这方面,比起同时期的诸葛孔明,曹孟德差之远矣!



受演义影响,国人眼中的曹操一直是一个白脸Jian相的角色,狡猾Jian诈,事实究竟如何呢?这涉及到从为人作风上察其个性品行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史书中去找寻蛛丝马迹。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结尾处盛赞曹操之谋略功业,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价是相当高的。然而仔细读来却不难发现:这段八十九字的评语中于操之个性品行未置一词。

翻回来,在《三国志·武帝纪》卷首,陈寿写道:"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这句话我们推敲起来仍然觉得有些暧昧,所谓"少机警"或"有权数"无非是说明曹操随机应变的能力较强而已。可这却是陈寿在曹操个性品行方面仅存的描述,我们似乎可以想见其欲言又止的两难神态。值得庆幸的是,裴松之针对这句话做了一段注释,引自《曹瞒传》,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年少时比较贪玩,"游荡无度",他的叔父经常向曹嵩(曹操之父)反映这个情况,曹操为此很头疼。一天,操在路上偶遇叔父,立刻做面目扭曲状,叔父问他怎么回事,他答道:"卒中恶风。"叔父当然要向曹嵩汇报啦,于是嵩找到儿子询问病情,不料操"口貌如故",回答道:"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曹嵩就此起了疑心,再也不相信弟弟的小报告了。曹操自此"益得肆意矣"。这段注释可真是厉害,颇得后世文艺工作者的青睐--大加引用以示曹操之Jian诈。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的确属实的话,也就不仅仅是"机警"和"权数"的问题了。

或许裴松之也在《三国志·武帝纪》结尾处对陈寿只赞事功不谈德行有所察觉,于是旁征博引,以做补充。所引文字也大都是褒奖之辞,只有《曹瞒传》再次记载了曹操的劣迹。如"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袁忠做沛国相时曾欲法办曹操,当地一个叫桓邵的人对操"亦轻之",还有陈留人边让发表过不利于操的言论,对这些人,曹操得势后皆诛之而后快;某日曹操睡午觉,吩咐身边姬妾片刻之后唤醒他,姬妾见他睡得香甜便没有按时召唤,操醒来后竟"棒杀之";还有一次,战时恰逢粮草不足,明明是他批准粮官缩减士兵每餐的分量,以至引发众怨,却在事发后对粮官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遂斩之,然后贴出告示:"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凡此种种,《曹瞒传》评曰:"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诚然,这些毕竟是野史逸闻,可信度较之正史为低。但考虑到凡事不可能无根无源,既然出现这样的传闻,则必有其所依据之实,至于夸张程度为几何,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曹瞒传》显然受"尊刘抑曹"观念之影响,文字上有失公允实为在所难免,这样固然不对,然而究其根源,乃是曹操于个性品行上确有其消极之因素,可谓授人以柄,怪不得旁人。联系到前文所述曹操屠杀无辜人民的暴行,说明在曹操性格深处藏有凶恶的一面,以"酷虐"二字来形容并不过分。至于"变诈",我倒觉得放在曹操用兵上面更为妥当,史载曹操"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如果将其延伸到为人与作风,具体表现就是操之善用权术,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如建安三年(198年),别驾毕谌之母弟妻儿皆为张邈所劫,操令其自去寻母,"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三国志·武帝纪》),不料毕谌一出门就溜了(这小子未免有点无厘头),后来被操生擒,大家无不替他担忧,可曹操却表示懂得孝道之人必亦忠于君,拜为鲁国相;河内太守魏种深得曹操信任,后来叛变,与毕谌一样难逃被活捉的命运,"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三国志·武帝纪》)。象这些事情基本都属于收买人心之举,无他,惟权术耳。但客观来讲也未可厚非,古往今来不用权术的统治者可谓鲜矣,又何必苛责曹操一人?不过在此将其解释为“变诈”性格之延伸却是合情合理。

写到这里,似乎《曹瞒传》谓操"酷虐变诈"尚可让人接受,然而翻阅马植杰所著《三国史》之余,我发现论定曹操之个性品行并没有那么简单。

马植杰先生在"曹操的为人与作风"一节中首先分析了诸如"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类的传闻逸事,得出"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得结论。接着以比较确凿得史实为依据展开论述,兹引之如下:

"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曹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曹操对死者得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得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

看到这里我当即就晕了,何者?以上文字着实令我大为感动,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马先生笔下之曹操实为有情有义之大丈夫!若仍以权术之类猜度其心迹,未免流于狭隘了。但是说曹操待人偏厚这一点,我还是持保留态度。综观曹操的为人和作风,我认为在其个性品行方面可以这样讲:操虽"酷虐"但不寡恩,虽"变诈"却非无情。



当三分局势得以稳定之后,曹操在汉室中的地位问题便凸现出来。吴、蜀方面张口汉贼闭口Jian相,曹魏集团内部的拥汉派同样对操诽谤不断。所以说,晚年的曹操心情颇为不平静。迫于强大的内外舆论压力,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发表《十二月己亥令》,前文已经提及,该令言辞坦诚,谓曹家受汉室重用已历三世有余,并通过先贤的事迹来说明他不会行代汉之事。所谓察其言观其行,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曹操的实际行动究竟如何:

“十三年春正月,……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三国志·武帝纪》)

“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 (《三国志·武帝纪》)西汉王莽进位公爵之后即行篡位。 

“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 (《三国志·武帝纪》)

“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 (《三国志·武帝纪》)这已经违背了异姓不得封王的高帝祖训。

“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 (《三国志·武帝纪》)

由上可见,曹操虽终其一生未行代汉之事,却一直在行代汉之实,显然是说一套做一套。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曹操的令文纯属欺人之语呢?让我们继续探索。

细心的看官会发现,我在这里不用“篡位”而用“代汉”,为什么?自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雒阳开始,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汉献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根本没有人去管。是曹操将他迎回来,为他设立朝廷,供给日常用度。“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 (《三国志·武帝纪》)说句公道话:曹操是对得起汉献帝的。后来曹操东征西讨,出生入死,终使北方归于一统,可以说那江山是他凭本事打下来的,早已不是刘家天下了,试问汉献帝又有什么可以让曹操来“篡”的呢?当然,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这样讲没有问题,但在当时却非如此。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武帝年间,儒家学说便被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至三国时期已历时三百余年,“君君臣臣”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曹操也不例外。这样看来,对于《十二月己亥令》我们不能因其与曹操的实际行动有距离便斥为英雄欺人之语,相反,令文实在是曹操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之体现,这一点通过审视其初入仕途时的表现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可以说早期的曹操是有志于匡扶汉室的。但当他讨灭群雄,成为功盖当世的一代权臣之后,取而代之的想法难免不会滋生出来。大多数的时间里,两股思想在其头脑中斗争不断,二者随着外界舆论环境的变化而互有胜负。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什么曹操在代汉问题上面言行不一。到了曹操晚期,魏势力渐趋稳固,认为操当称帝的呼声也随之高昂起来: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適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

看来无论是魏势力内部还是外部,大家在代汉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蜀汉当然除外):曹操应该即皇帝位。此时的曹操从内心来说也是当仁不让了,取汉天子而代之的想法完全占据了上风:“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终于说出了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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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这么多有关曹操的事情,无非是要说明:通过回顾历史上其言其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面的、立体的曹操——他可以吟出悲天悯人的诗句,有时却酷虐嗜杀;他可以行事诡谲变诈,有时却对待故人情深义重;他以忠君报国的姿态步入仕途,却身不由己地从“有志青年”逐渐蜕变为乱世Jian雄。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千百年来可以遭到无数人的唾骂,也可以受到无数人的追捧,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曹操本身的复杂。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当曹操的言行流传到今天,我们仍然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曹操于复杂之中又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一如那个传奇般的时代。(全文完) 

2005年6月1日

附录:《十二月己亥令》(《让县自明本志令》)

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於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后领兗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於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Jian心,乍前乍卻,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天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2005年6月1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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