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绍玉:浅析传统书法的“排异”功能

更新时间:20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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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强调融合、贯通与兼收并蓄,但也强调排异、独具与别开生面。所谓“排异”,即排斥异己力量,以保持原生机能、状态与风貌。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排异”功能为纯洁书法艺术、承传独特魅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排斥俚俗与不良的交织,保持形体规范与美观

早期文字蜕变生衍的过程中,非规范化的俚俗、草率现象一直侵扰着文字的正常发展。战国时期,社会普遍存在文字随意化、臆想化倾向,导致产生了大量不可辨识、无从索解的异体字。诸侯各国或出于风俗习性或出于自己理解,任意赋予文字造型,特别是“蝌蚪文”“鸟虫书”,因过分顾及其装饰作用和工艺色彩,一定程度上滑离了文字既有发展的轨辙。加上占卜者因表明自己为神灵代言人,而故意拉开与普通人的距离,信手而写,增加了文字难解难辨之意,种种行止与文字记事述言初衷相背而行。从现有青铜铭文看,同一个字不同器物上版本各异,同一器物上同一个字亦多有不同构架。大约公元前550年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古文字中最早用毛笔书写的真迹,为晋国士大夫盟誓约信所用,虽已属官方文字,但竟然还有一字几十种异构的现象。与其他诸侯国相比较,秦国文字单一性较强,虽也有少数异体字,但不仅数量少而且结构差别不大,尤其是秦青铜器文字,因显示神圣、强调正统、突出通识而力避俚俗,具有较强的严肃性。秦武公时期的《秦公及王姬编钟、镈钟》因追述先王功业,展望未来前景,文字相当端庄规整,所有重复字写法趋于一致。秦晚期《秦公大墓编磬》《秦公簋》亦是如此,文字部首、组合相当固定,甚或书写笔顺亦趋于成熟。文字排斥俚俗,从政治出发有利于国家施放号令、统治管理,从文字自身讲,“标准”是文字由象形向符号演变的必然要求,各行其形,各取其意,任意改变部首组合与增减笔画、变异或曲解形体,只能致使文字繁难与不可辨识。“排异”对文字杂化、无序起着扼制作用,多为后世所取。汉代,文字更加严肃,皇室专门下达文字规范要求,《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中记载: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从这个侧面既反映了人们对文字的敬畏,也反映了文字“排异”功能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种形体上的“排异”功能,还表现在对已成熟文字篆、隶、行、楷体的并存并现上。因书写的多元性,导致四体在形态风貌上有别而未归于一统。篆隶之间虽互动频繁,互为交织,但笔画“篆曲隶直”,始终分明有致。其实,字体产生往往多积微至巨、逐渐形成,可能早期形态和后来成熟式样有诸多不同,但其主流特征却是一脉相承的。“隶变”对隶书成熟有着重要的作用,但隶书几乎与篆书同步发展,并非完全胎脱篆体而成。春秋时《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的标志性笔画“蚕头燕尾”就已露端倪,而且后期此笔意忠贞不二,始终侍奉于隶体,从未向他体旁逸斜出。居延汉简中的隶书,波磔分明而且优美,为社会普遍适用,但在同期刻石《五凤二年刻石》的篆文中,不见丝毫波磔痕迹。为保持各自的机能与血脉,书论中更是强调四体的不同要求,阻隔四体之间的“亲昵”与交织。正如晋卫铄《笔阵图》中说:“结构圆备如篆法,飘扬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

二、排斥思潮与过分的板滞,保持内质鲜活与固有

虽然书法必然受社会文化思潮的渗透与干预,但其在文化思潮中维系自身的体面与尊严,表现得近乎难以理解。以佛教对书法的影响为例,佛教是印度的灿烂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表面上看,以梵文为载体的佛教似乎与书法艺术不大相干,但在书家价值观层面,其仍然带来了较大冲击。佛教强调精神状态专注一境而不散乱,要心绪宁静、思虑集中,强调省悟佛理“意象论”“顿悟说”以及“色空观”,强调人性要弃恶与积德,这些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就书法来说,自身也随即形成强有力的抗体,来排斥佛教文化思潮的波及。这方面表现在,一是对恣性的高扬,反对执着于物,倡导悠游于乐。若以后汉年间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佛典译籍为起点,那么几乎同时蔡邕在他的《笔论》中就提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提倡书家要缘情恣性,做到适心适手,畅所胸怀。书法这门特殊艺术有着其他艺术所难以比拟的情绪性,富于动感,讲究行气抑扬顿挫与收放自如,正好印证了书家内在心理情绪之律动。如果心如死灰、静水一潭,书家灵性将枯萎凋谢,作品多难以灿烂鲜活、洋溢生命之华彩。二是对“写经体”藐视,反对千篇一律、僵死呆滞。在新版印刷发明之前,佛教经典的弘布流通都是靠书家纸墨抄缮完成,其风格来源主要是汉简和汉魏时期的楷书新体。抄写的书体强化正体意味,散发着静谧、庄严与凝重的审美意味,部分作品成为书法艺术中的珍品。但因书法与佛教没有建立起对应性的审美互动系统,使得“写经体”并没有被书法置于高位,从未占居书法主流地位。相反,在南朝一直被排拒于文人书法核心之外,即使如东晋王羲之写《黄庭经》,也很少用写经笔意。在北朝,“写经体”中表现的霸悍雄强的风格恰恰又走向了佛教观念的反面。在整个南北朝的书法发展中,没有一位书家以写经名世,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排斥着佛教对书法审美意识的干扰。三是对儒道的坚守,在书家普世价值中,儒、道从未缺位。佛教虽为庞大而精致的思想体系,对人类的影响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但基于民族深厚的传统,书家的普世价值观仍以儒、道为主体。历史上,许多佛教大师学问高深,其中有不少精于书法,如晚唐五代高僧书家亚栖、可朋、贯休、高闲以及隋代智果等,但他们也都有着较深厚的儒、道情怀。本来,儒、道、释就是有交集的,蔡邕“默坐静思”、王羲之“凝神静虑”、欧阳询“澄神静处”,既是佛家所求,也是道家所求,老子所说的“至虚极,守静笃”就含有极大的佛教意味。

三、排斥因循与无味的同化,保持风格独具与多元

从时代发展看,朝代并不是书法风貌更迭的必然因素,但书法奔涌的长河总是在不同朝代呈现不同的风貌特征。这主要是缘于每一朝代的书家群体多反对因循前代章制,而有意识地规避前人书法艺术的高峰,另觅他途,从而欲构建自己的审美家园。既然前人无法企及,唯有另起炉灶升腾火烟,这也是书法前行的自然走向。晋人深得“中和”之美,唐人无法因循占着便宜,不得已被迫在“法”与“情”两个极端上付出新的努力。宋书家则更为艰难,既不能沿着晋韵之路继续拓展而枉费大量才情,也不能承接唐法之宇安心宅居而尽拾前人牙慧。在前朝两座高峰之间,求得“意”的另一山巅。宋苏轼在他的《东坡集》中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于是崇尚“意”成了宋朝书法的总体特征。尽管时代越往后可供选择的形式因素越有限,但排斥因循的传统总能使书法发展山重水复疑无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清梁 在他《评书帖》中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这也是时代书法排异因循的一个佐证。

就书家来讲,排斥同化,可谓是所有书家的共有习性。明项穆《书法雅言》中说:“书有体格,非学弗知。若学优而资劣,作字虽工,盈虚舒惨,回互飞腾之妙用弗得也。”“风格既湮,考索何据?信今传后,责在同文;探赜搜奇,要非适用。”认为自我风格对于一个书家的重要以及追求的艰难。书家总希望自身能够创作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唯有体现“这一个”才有价值。这一创作动机既是一种自身的追求,也是书法排异的先天反应。因“排异”,使得他们的创作主体意识立体而鲜明地凸现出来。晚唐书家释亚栖《论书》中曰:“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这段书论表明“排异”可以创作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有“己格”才能别开生面,从而在书法艺术中登堂入室。当然,“排异”不是指不要汲取别人的成果,相反,“排异”是指在包容万方基础上对自己的一种坚守。书家几乎都会在别人的成果中“享用”一段时日后,才能从他人篱笆下跳出,只有这样才会感到自我价值的回归。

四、排斥时尚与眼前的喧器,保持基因原生与正统

在书法上一直有“回归古典”“取法源头”之论,以排斥现时的喧嚣,这是书法艺术又一理论原点。没有哪一门艺术比书法更讲究要回归传统了,书法史有多长,便可以说崇拜古法的历史就有多长。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论,即东汉赵壹的《非草书》,就强烈地排异时尚。在赵壹心中,书法地位之所以高贵,就因为它是“天象所垂”“河洛所吐”“圣人所造”,与“当今”草书格格不入。他认为草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不足提倡与遵循,而应膜拜“天象地设”与取法先贤典籍,以楷、行两体为根本。这一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在汉代以后始终左右着书论的发展与完善,几近成为传统书法中必须接受而又无法摆脱的宿命警言。

书法之所以容易排斥眼前喧嚣,是因为审美“距离”在发挥着诱导作用。在书法审美中,书法创作受制于两种因素,一是书家情感释放不会脱离自身处境,不会脱离实际生活,不会脱离滋育他的文化土壤;二是书法赏析恰恰又依靠历史文化积淀与过去的审美体验。只有以足够长的历史跨越和经时代汰洗过、被认同的成熟经验作支撑,才能对书法的内涵与真谛有所感悟。正是这两者的互为关联,才使得书法过分看重古典而与现世审美保持着一段距离。这距离,也促进书家在一定程度上向纵深探究书法的原本,促进书家摆脱实际生活迷人眼目的缤纷乱象,从古典中汲取营养,以保持书法传承基因的纯洁与正宗。

排斥眼前喧嚣,可以更好地审视现实书风,校正和完善所泛滥之流弊。宋朝在“尚意”的驱使下,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产生了极强的审美疲劳。宋高宗赵构在他的《翰墨志》中说:“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对此,元朝书家赵孟頫大力提倡厚古薄今,倡导以晋唐为法鉴,来校正现时琐细浓艳和险怪霸悍之风。《子昂画并跋卷》中记载他的话“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在《定武兰亭题跋》中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赵孟頫身体力行,专心临摹古碑帖,以晋为准绳,再由此追溯两汉先秦,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后终得大成,在书法史上以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而被誉称“赵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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