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100周年中的经典艺术 | 石鲁《转战陕北》 奏响时代最强乐章?

更新时间:20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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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整整百年。百年峥嵘岁月,人们浴血奋战,同仇敌忾,中华民族才得以再次屹立于世界。在这段激情澎湃的历史中,艺术作品饱含爱国热情,激荡人心,成为回顾建党100周年历史时不可磨灭的一角。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远洋归来,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他们以笔杆代替刀枪,他们以墨纸取代火炮,用作品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中,书写了一段又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因此,雅昌艺术网&艺术头条特推出“建党100周年中的艺术作品”系列,通过回顾百年征程中那些值得纪念的艺术作品,向心系祖国的艺术家们致敬。

这一期,我们介绍的是石鲁《转战陕北》。

1981年石鲁在作画中

《转战陕北》一直被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一号大厅,被称为国博的镇馆之宝。

《转战陕北》 石鲁 1959年 233×216厘米 纸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幅画是以大景山水为主的革命历史画,是1959年石鲁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作。画面表达的是中共中央自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离开陕北,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西北战争艰难战略决断,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安塞的王家湾指挥人民解放战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场景。

画面中大面积的崇山峻岭,气势磅礴,毛主席置于巍峨的群山之中,形体虽小,但形神兼备,十分突出,真实地再现了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指挥若定的泰然气派和伟人的风采。山石的章法、皴法、色彩均围绕实现主题而推陈出新,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画。

《转战陕北》:用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

石鲁画过很多中国画,为什么偏偏是《转战陕北》让他一举成名?关于这个问题,还要说回《转战陕北》中,石鲁对传统中国画的变革。

转战陕北 鋼筆稿之一 15x20cm 1959年 纸本钢笔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经过多年探索,及到50年代末,石鲁对中国画的变革,做好了思想理论和笔墨技法的准备。1959年建国十周年,石鲁接受了以毛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命题创作。“父亲创作《转战陕北》的时候,是被抽调到北京,住在齐白石旧居,一个小胡同的院子里。他在小稿纸上面不停地改动他的稿子,从素材稿到创作稿就有四五十幅,他不断地在小稿上面进行构思和变化,力图做到最完美。等到他开始画的时候,非常快,大概就用了一个多星期,这张画就画出来了。”石丹回忆到。

转战陕北钢笔稿之三 10x7.5cm 1959年 纸本钢笔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转战陕北》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这就是石鲁所谓的“人亦山水,山水即人”理念的诠释。在这个画面中,人物占的比例很小,他把山当做人来画,虽然是山水画,表现的却是人。而这个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显示出无穷的力量,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至今仍是美术界研究和品味的不朽之作。

转战陝北草稿之六 25x11cm 1959年 纸本水墨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转战陕北》之后,1960、1961两年间,《宝塔葵花》、《高原放牧》、《禹门逆流》、《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赤岩映碧流》等一系列精品问世。“这是一批富有诗情和寓意的新山水,石鲁以新的、雄厚有力的独家笔墨,解决了如何以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的课题。” 刘曦林评价到。

转战陕北 草稿之一 1959年 10.8X16.6cm 纸本墨笔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转战陕北 国画画稿 1959年 36X30cm 纸本墨笔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艺道方长:石鲁的艺术人生

石鲁原名冯亚珩,是一个富家子弟。80年前,他历经坎坷,从四川到达延安。次年,他被编入陕北公学学习。入学的履历表上,他改了自己的名字,因为艺术上崇拜石涛,文学上崇拜鲁迅,从此就改名叫石鲁,“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美术家。”

1955年石鲁从印度回国后着西装小照

他的一生也确实称得上是“革命的美术家”,他的一生一直在探索中国画的出路。

1954—1955年间,整个文艺界都在开展一个关于民族遗产继承问题的大讨论,其中“以洋化中”的风气极盛,很多学校也把中国画系撤销了改成“彩墨画系”,觉得中国画不科学。但是,传统中国画艺术是否只有经由西洋绘画的改造,方能承担起表现新时代内容的使命和任务?

抱着这样的怀疑态度,1954年,石鲁创作了《古长城外》,这件作品开启了我国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让石鲁从此迈开了中国画创作的第一步。1955年王朝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创造性的思考》这篇文章,提到“有些画家认为《古长城外》仅仅用了中国画的工具,完全没有中国画的特色,是的,以用笔用墨的技术而论他还应该更多发挥传统的中国画的特点,但是我确认为他是石鲁艺术成长过程中用中国画描写现代题材的一个里程碑。”

随后,石鲁访问了印度、埃及,这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此时的石鲁,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法书、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创作上,虽然这一时期他的描绘对象多为异域人物风景,画面也有比较明显的阴影、透视的关系,但石鲁更加注重用笔、用墨了。

石鲁在文化的浩劫中沉寂了很久,直至1978 年底彻底解放,耽误多年的他才开始着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制作了创作计划、教学计划,此外,他还有在大学专门讲授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计划。然而,长期的不幸遭遇,夺去了他的健康,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缺席的情况下,他当选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艺道方长 75x56cm 1975年 书法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常常书写‘艺道方长’的字,我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是人民生活使我走上了艺术的道路。过去走了,现在有病,走不动了。这不是正在治疗么。治好后,还要继续走向生活,走向民间。我最感兴趣的是到生活中去。”石鲁在1981年《答美国友人问》中说到。

这一年,陕西南部大水,石鲁在刚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还为赈灾画了一幅大幅《荷花图》。遗憾的是,这竟成了他的封笔之作。之后石鲁长病不起。于1982年8月25日下午病逝。临死前,他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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