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一章 《三国演义》

更新时间:20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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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

概 说

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是我国的明朝时期,前后长达二百七十多年。

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代社会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第一,政治黑暗,强化君主独裁。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后,一人独揽朝政大权,为巩固皇权,特别设立了锦衣卫、东西厂等特务组织,对全国官吏乃至全国百姓都实行监视,稍有越轨,便遭严惩,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对有功大臣也不例外,实行恐怖统治。清人赵翼说:“明祖借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廿二史札记》卷32)明代统治者还对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进行恐吓和禁锢,加强文化统治。所以,明代(特别是明初)的文字狱层出不穷,以此树立绝对皇权。文人为了免祸,谨小慎微成为一时风气。第二,在思想领域里,明代皇帝极力鼓吹程朱理学,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选择,从而钳制人们的思想。但是,与此同时,皇权高度集中又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堕落,明中叶以后的一些皇帝,不是修斋建醮,书符咒水,就是声色犬马、贪婪荒淫。所以,在明代,无处不见程朱理学,又无处不见对金钱、权势、女色的追求。第三,明代的商品经济极为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破土而出。一个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跻身于社会,他们有着特殊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务实、重利、开放,较少僵化的思想,成为不同于士、农的一个新群体。以上三个方面对明代文学新特色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代文学有以下一些特色:

一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地位不断提高,各类创作呈现百花争艳、全面繁荣的局面。其中小说的勃兴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最为宝贵的贡献。明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辉煌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它一方面使宋元出现的长篇小说萌芽发展、壮大、成熟,另一方面又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创造,所谓“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在明代最后完成的不朽杰作。由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短篇小说,在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一个鼎盛局面,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成为这方面的代表。另外,文言小说的创作较前代也有新的变化。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馀话》,以及邵景詹的《觅灯因话》是明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内容多“粉饰闺情,拈掇艳语”,以写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为主,更为世俗。在文体上,其显著特点是议论减少,行文中加入很多诗词。某些作品故事性较强,情节曲折生动,为拟话本提供了大量素材。戏曲方面,杂剧、传奇,昆曲和地方戏,相互争奇斗艳,涌现了大批的著名作家与作品,在元代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高潮。明代戏曲的主流是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明中叶三大传奇,即《宝剑记》、《鸣凤记》和《浣纱记》的出现,标志着传奇的繁荣时期的到来。之后出现了大批的剧作家和曲论家,并形成不同流派争奇斗艳的局面。明代杂剧形式上较前代也有较大变化发展,结构上不再严格遵守一本四折旧制,短剧创作兴起。音乐上可南可北,甚至出现南北合套。演唱形式也不拘成法、自由灵活,可对唱、合唱、接唱,传奇化的倾向很明显。

二是文学群体众多、流派纷呈。明代文人的结合,改变了过去以围绕或追随某些大家组成一个圈子的模式,形成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比如台阁体、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吴江派、临川派、复社、几社等等,其中有诗文流派,也有戏曲流派。他们标新立异,争讼不息。明代这些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有着鲜明的特点。比如他们大多具有自己明确的纲领和主张,而不是停留在创作上风格相近、趣味相投上,完成了从文学实践的流派向文学理论的流派的过渡。又如明代很多流派的争论,大多是围绕“复古”与“反复古”这个中心。无论主张大相径庭,还是理论千差万别,均是以革新为出发点,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学创作符合于自己认可的标准。虽然他们的成就有大有小,但都能从内容、形式等不同的方面提出一些有益的看法与见解,为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繁荣整个明代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那些纠缠文学枝节问题,缺乏对文学根本问题的思考;存在较深的门户之见,拉帮结派;矫枉过正,另走极端等现象,是存在明显的不良影响的。

三是许多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跻身文坛,作家队伍有所扩大。正由于大批的下层文人进入文坛,雅文学(诗词散文)与俗文学(戏曲小说)出现了空前的融合。从钱谦益《列朝诗集》可见市井诗人为数不少,陋室穷巷中的民间诗人也见于其中。在传统的诗文创作领域不再属于贵族、士大夫等上层人物的同时,又有大批正统作家开始关注与参加俗文学的创作,这一特点导致了雅文学“俗化”和俗文学“雅化”的双重变化。

四是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要求文学表达真情、肯定自我,以实现对个体意识和欲望的表达。明代文学家们有的指出“曲本取于感发人心”(徐渭《南词叙录》),有的强调“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还有唐宋派主张的“直据胸臆”、李卓吾提出的“童心说”、公安派和竟陵派坚持的“独抒性灵”等等,都体现了对程朱理学束缚的冲击与背离。这些主张在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才子佳人戏曲,以及言情和世情小说之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第一章 《三国演义》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它的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章回小说是在宋元长篇讲史平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与讲史有直接的关系:章回小说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的“回”来自于讲史的次或段;章回小说的回目来自于讲史开宗明义的题旨;章回小说由“话说”、“看官”等构成的虚拟的说书场景来自于讲史的叙述方式。我国章回小说的内容十分丰富,至少包括五种类型:讲史型、神魔型、公案型、世情型、武侠型等。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第一节 《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历史演义”,是用通俗的语言,将历史上兴废争战、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衍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三国演义》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简称,描写的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兴起与灭亡的历史过程。《三国演义》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有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三国结束后不久,就有了陈寿的《三国志》,刘宋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引用魏晋人的著作达二百一十余种,资料详实,极大地充实了《三国志》的内容。与此同时,关于三国的各种传说、故事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到元代时,便形成了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三国故事的第一部小说定本。罗贯中正是综合《三国志》、民间传说和《全相三国志平话》等最终写成了《三国演义》。可见《三国演义》是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整理完成的。即所谓“世代累积型”小说。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生平资料,目前知之甚少。明代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记载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见他籍贯太原,大约生活在1310至1385年之间。相传他颇有政治抱负,而且是施耐庵的“门人”。其材料如果可靠,他的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写的作品很多,除《三国演义》外,今传世的还有长篇小说《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一说《水浒传》是他和施耐庵合写而成。《三国演义》的版本较多,其中明代的嘉靖本,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节。每节有七言回目一句。而《三国演义》最通行的版本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一百二十回修改本。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英雄传奇,但它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融合了传统、官方、民间与作者个人的各种思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种思想倾向:第一,极力突出拥刘反曹倾向。在《三国演义》中,以刘关张及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方面,是正义的代表。而曹魏集团则代表了邪恶。这种倾向并不是罗贯中首创,而是早已存在于民间,罗贯中只不过是继承了民间的观念。这样的倾向对于吸引读者的感情投入是必需的。这种倾向固然沿袭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拥刘也表现了对仁政和明君的向往,反曹则是对暴君和暴政的痛恨。也就是说,作者是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糅合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来表现对昏君贼臣及黑暗统治的痛恨,对圣君贤相和清平社会的渴望。所以,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奉蜀为正统,不仅因为对否定蒙元正统地位,在“人心思汉”的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了人民的政治道德理想。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封建观念而加以否定。第二,强调建立在“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基础上的“义”。所谓“义”,本来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三国演义》中,简单地说就是友谊。《三国演义》中“义”的观念特别突出,“桃园三结义”、“义释曹操”等成了“义”的经典表现。“义”,其实是一种民间观念,作者是用民间的想象来描写三国时期的某些人物,并将这种观念作为一种道德品质集中地表现在刘备、关羽、张飞身上。“义”,使他们变君臣为兄弟,平等相待;“义”,令他们相互救困扶危、同心协力;“义”,让他们舍己救人、知恩图报。特别是关羽成了“义”的化身,虽然关羽身上的“义”被绝对化,而产生了重私情忘大义的弱点,但总的来说,并不损害他忠肝义胆、光明磊落的形象塑造。这在高层政治斗争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它虽然未必符合事实,但切合民间心理。第三,十分崇尚智慧。就写人而言,小说中,诸葛亮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传奇人物,他懂政治、精军事、通外交,是典型的智慧的象征,另外,周瑜、司马懿等人身上也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观念。作者突出这些智者,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智力的竞赛与角逐,因而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就叙事而言,《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被人们称为全景性军事文学。其中不仅写出了两军相斗勇者胜,而且,还写出了两勇相斗智者胜。突出智斗,是这一作品的特色。作品写战役,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关系交织在一起,重点表现统帅人员的运筹帷幄、分析决策,给予读者许多启示。

第三节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史料处理原则,使小说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三国演义》大体按照历史真实来写,但又虚构了大量细节和一些情节,使小说虚实结合。实使读者产生真实感,虚使小说更生动、人物形象更丰满。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采用类型化的写法,专门突出人物的某一个特点,并通过夸张、对比、烘托等手法,把这一特点发展到极端。比如曹操的奸诈、诸葛亮的智慧、刘备的仁厚、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等,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400人,给人印象深刻的也不下数十。毫无疑问,这是《三国演义》最突出的成就。

第三,叙事结构上,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精心结构无数的故事,虽事件复杂,却不琐碎支离,有曲折变化,然脉络分明,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

第四,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特色。《三国演义》的语言与《水浒传》等小说是不同的,它是文言,但又夹杂着白话;是白话,但又有不少文言成分。可谓雅而不涩,俗而不俚。这种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使它既能发挥白话之长,又能避免纯粹的文言之短。

《三国演义》不仅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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